文/洛兵

　　雨很大。一出车门，身上很快就湿了。举目望去，满天满地像一个湿漉漉的梦，把我们笼罩在昏黄的路灯，黝黑的小巷和深一脚浅一脚的跋涉中。这很像我当时的生活，一次次地感觉要云开日出，却总是浓雾弥漫，看不清去路。

　　这么远啊？我问。

　　快了快了，王晓京不耐烦地说，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跑来跑去？他是个大人物，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制作人，你懂不懂？算了，不懂我也不教你，到时候你自然就明白了。

　　胡同曲曲折折，门脸很破旧，没有人。屋檐下吹起一阵风，背上几滴冷流顺着脊柱缓缓淌下。我突然有种感觉，这个人对我来说，可能非常重要。

　　终于到了一幢老楼。过道很窄，很黑。我闭眼，又睁开，王晓京已经怦怦地砸门了。

　　灯光很鲜亮，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王迪像头高大、孤傲而温柔的狮子，这是第二个感觉。

　　快进来吧，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种很浓的鼻音，洛兵吧？晓京总说起你。欢迎欢迎。

　　过了好一阵，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制作人。

　　王晓京拉着我，一次次找到王迪，把北京广州上海搜罗来的一百多首作品摊在地毯上，一首一首仔细挑选。我发现，王晓京绝对信任王迪，因为他是制作人。我听了初选出来的东西，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就央求指南针乐队的郭亮把我的一首歌做了小样，得意洋洋交了上去。这首歌叫“我的泪不再淋湿你的心”。

　　很久都没有音讯，我去问，王迪委婉地说，你有才，但还需要磨练。

　　为什么？我很委屈。

　　那个时候，我的境遇还很差，做音乐或许才是立足的最快方式。所以我不想去招惹任何大腕，但是骨子里的清高，以及急于求成的心态，促使我追问到底。

　　王迪凝视着我：你不能这么急功近利，要进入这一行，最好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我一身冷汗。我亲眼见着，他是怎样严肃，认真，接近于虔诚地对待着工作。所有作品他都编撰了详细的目录，所有歌词和小样都精心收藏在一起，而在追求每个和声，每个音符，每句歌词方面，更是严厉无比，尽心尽力。

　　很久以后，我看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美国小孩，从小到大，对每件事，无论巨细，都非常认真，毫不懈怠，比如补自家的篱笆，比如帮邻居做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慢慢地，他长大了。到后来，我们知道了他的名字——比尔·盖茨。

　　而在王迪开导我的一九九二年，Windows刚刚开张，百业俱兴，比尔正在认真写着每一行程序，而在遥远的中国，我们一边快乐地使用着Dos和Wps盗版，一边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听着崔健，王迪，田震和孙国庆，他们并称为北京四大摇滚天王。

　　那还是个摇滚的年代，跟现在不同的是，男孩女孩崇尚的是摇滚，男的养头发，女的当坚果。摇滚是那个时代最前卫，最光鲜的事。傍上一个牛逼乐队的歌手，有如十年后嫁给一个千万富翁。

　　二零零二年，我在网上搞到一张王迪当年风光无比的专辑，叫做《冲击波》，王迪在里面翻唱一首激昂凶猛，豪气四溢的摇滚歌曲，即使在今天听来，也让人为之一震。那盘专辑里还有王虹，一个早已消失的歌手，还有王路明，一个短暂辉煌的前辈，还有现在依然活跃的常宽，田震，还有我非常喜欢的老崔，老崔那首歌也是我喜欢的——“最后一枪”。

　　王迪的声音非常独特。他那种很像外国人的鼻音，跟刘欢的有些类似，而他在高音区汹涌激越的迸发，则是他的金字招牌，雄浑，浓厚，一种铁骨铮铮的大老爷们气息。我能想象出他们当时录音的情形：那个革命歌曲垄断一切的时代，几个风华正茂，先知先觉的青年，踌躇满志而又略带紧张地忙碌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这里面有很多人坚持到了今天，比如崔健，田震，常宽，也有很多人消失，比如王虹王路明，还有些人，比如王迪，一直在探索，在艰难地行走，一切在他眼中宛如一场大梦，不知道何时能够醒来，也不知道何时希望自己能够醒来。

　　《冲击波》在中国摇滚史上的地位，一点也不逊色于《让世界充满爱》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地位。

　　王晓京眼光很毒。虽然国内词坛方兴未艾，却也有几个成名的家伙，他却要用我，可见他的胆量和决心。而在王迪的问题上，他更是异常得意，有机会就要拿出来炫耀一下。

　　用了王迪，这盘专辑就是十拿九稳了。

　　为什么？我当时还不知道，也没听说过《冲击波》。

　　嘿！要讲这个，得几天几夜。

　　得了吧，现在就讲给我听听，我说。

　　你慢慢就知道啦，王晓京意气风发地说，那帮傻逼，谁也没想到找他当制作人。他绝对是全北京最好的。

　　为什么最好？你能不能具体点？

　　他是最能干，也最有才华的，王晓京嘿嘿笑了一下：他还是最认真的一个。

　　那时候，王迪的夫人是眼镜蛇女子乐队的王晓芳，是个姿容俏丽，亮眼如星的英豪女子。我后来跟眼镜蛇乐队打过很多交道，还应她们队长于静的邀请，给她们写过一些词，虽然最后没能被采用，却也算是老朋友了。再后来，我还邀请她们的吉他手肖楠为我演奏过手风琴。

　　我们在百花录的《摇滚北京》，收录了她们的一首《自己的天空》。王晓京看我跟她们比较接近，就消遣我，说我有一次身着藏族服装，露出肌肉发达的膀子，阴沉而坐，一言不发，不时紧紧腰边的藏刀。所有人都犯怵，交头接耳：这丫谁啊？我不做声，喝一口酒，闷一口烟，再喝一口酒。于是满堂静穆，气氛沉闷。终于有个家伙沉不住气，小心翼翼问王晓京：这位......谁啊？王晓京豪气大发，仰脖吞下一大口二逮子，轻蔑地看看我：他啊！嗨，不就一写词儿的吗？

　　还有一次过中秋，一大堆人齐聚百花外的小饭馆，我喝得晕晕乎乎，见郭亮抖抖索索不敢喝，就拈起一个落到我杯中，还在挣扎的小虫，对郭亮说：你信不信，我把这个生吃了！

　　郭亮当然不信。

　　我说：打赌？

　　好！郭亮来了兴致：怎么打？

　　这时候，周围的人们，包括王迪，已经大声鼓噪，加油添醋了。

　　这样，我也不难为你，我故作大方：你看这虫子，足有绿豆大吧？我把丫嚼碎了，生吞！你就得连干两瓶燕京，怎么样？

　　郭亮哈哈大笑：好！你先吃！

　　我心头有种纵情的快乐。我已经加入了这帮哥们，事业也一帆风顺，生活更是不成问题。而我内心隐藏更深的渴求，梦想，到什么时候才能现身呢？

　　我冷哼一声，把虫子放到嘴里，活活嚼碎，又摊开舌头，让他们都看见，我是怎么吞下去的。

　　郭亮脸色惨白，但还是英勇地抓过两瓶燕京，一口一口猛灌。

　　只灌了一瓶，郭亮就狂奔出去，抱住街边的老槐树，猛烈呕吐。

　　你太过了，王迪凝视着我，用某种我熟悉的眼光说，有些东西，是必须要认真的；而有些东西，就不必要了，是吧。

　　那英会因为这盘专辑红上加红，红得发紫，王晓京说。

　　我们足足花了三个多月挑歌，中间还搀杂了那英的许多意见。终于，专辑弄得差不多了。王晓京请来了三宝，还专程把毕晓世从广州请过来，让他编自己的歌。用王晓京自己的话说，费尽心血，几乎倾家荡产。但是，大地唱片公司成立了，那英经常去西单的华威大厦找他们。终于，她听信了其中一个人的话，不录这盘专辑了。

　　王晓京暴怒：乐队都录完了，这样玩下去，我岂不是要破产！

　　怎么办呢？我说。

　　没办法，王晓京叹息着，王迪还等着监唱呢，乐队给我推荐了陈琳，我们看看去。

　　我们很快到了成都，在岷山饭店的顶楼，陈琳淡妆浓抹，轻吟浅唱，在稀稀拉拉的霓虹中，她的身姿曼妙而柔和，看上去像个需要呵护的小精灵。

　　你觉得怎么样？王晓京问我。

　　我知道这是多问。有些事他已经有了主意，也要问我一遍。

　　我要是你，我认真地说，就用她。

　　王迪开头并不满意陈琳。

　　作为一个歌手，在进唱之前，首先需要读词，读词！王迪一遍遍地数落着。或许是因为舞厅唱得太久，陈琳一时半会儿不能适应，感觉总是不到位。我发现，原本以为很简单的录唱，实际上非常复杂，琐碎。有时候，王迪要陈琳唱好几十遍，却依然不能过关。那些句子在我听来好像都差不多，但是一天天下来，我渐渐明白了，里面有很多细微的差别，比如发音位置，比如感觉连贯性，比如创造性的发挥......很多很小很细微的地方连缀在一起，就能决定这首歌是否成功，制作是否真的精良。

　　不行，不录了！王迪突然暴躁起来，晓京，先休息一周吧？让她好好练练，看到底行不行。

　　我听着这话，很是担心。什么叫做“看到底行不行”？王迪在心中已经否定陈琳了吗？

　　回到三元桥，指南针们纷纷出谋划策，周笛郭亮小耗子每天晚上都要折磨陈琳，让她不停地练歌，陪她理解歌词，他们心里有种朴素而幼稚的情感：决不能让北京人瞧不起四川人。

　　我一边陪着练，一边觉得王迪做得对，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录制这么重要的专辑，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繁复而精细的记谱，对总体的准确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每个细节周到而细密的严格要求。王迪和那种吹毛求疵，只顾细节的家伙不一样，首先他是学美术的，所以对艺术有通灵般的，跨越式的理解，其次，他并不只要求局部，他首先要整体，然后才是细节。他追求的是无比敬业的态度，那时候还没有“态度决定一切”的说法，他这种信仰让我很是心仪。

　　陈琳是个慧质兰心的歌手，很快，很多东西都通了。第二次进唱，王迪虽然还是那么严格，那么苛刻，却满脸都挂着欣慰的笑容。

　　王晓京见状，终于松了一口气。

　　每个人都有收获，包括我。我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录音，就跟这么好的良师益友在一起。指南针在音乐上给了我很多启发，他们是属于音乐的，不像我，我也不知道以后会属于什么；陈琳让我发现在流行音乐中歌手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大家都得围绕他们转的职业；王晓京让我深深钦佩，那种环境下，他大胆出手，慧眼识珠，把这么多才华横溢的家伙捏合到一起；而王迪呢，他给我的东西很简单，那就是：认真。

　　王晓京本来想让我把十首词都重新写了，王迪却只是让我修改了九首，留下一首“平衡”，不让我动。

　　这首词已经很完整，不用再动，他对王晓京说。

　　我有些遗憾，如果能修改“平衡”，那么这张专辑十首词都有我的份了。

　　在修改《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时，王迪说原词少一段，让我加一段，我加了“没有心思看你装糊涂，也没有机会向你倾诉，不想把爱变得太模糊，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他很喜欢，又说要加两句伴唱，使结构更完整，我又加了两句“梦想在何处”什么的，他居然很欣赏。

　　我以后要好好用你，他由衷地说。

　　我无比得意。王迪是超一流的制作人，他等于是在说：你前途无限。这首词本来是丁原的，我只是修改，我还有无数的招数没有施展呢，他就这么赞赏，这意味着我以后可以大放光彩。

　　快收工的一天下午，王迪主动拉我出去喝酒。这很难得。我知道，他是一个严于律己的家伙，在干活的时候很少顾及享受。

　　你要好好写，不要学坏了，王迪说。

　　你指的是什么，我坦率地说。

　　不要吸毒，王迪谆谆告诫说，千万不要去吸毒。

　　没有！我说，圈里那帮玩摇滚的喜欢这个，我不好说他们，这一套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是跟随摇滚乐的发展一起过来的，某种程度上，我比较理解他们。

　　我不是讨厌他们，而是讨厌这种行为，王迪说，我对那种放任自流，不能自制的行为，是很不喜欢的。我希望你永远不要这样。

　　我点头应允，但并不能明白他的话。喝酒有什么呢？喝酒多快乐，多纵情，多能给我提供灵感啊。

　　直到很久以后，我因为贪杯，放纵，酒醉闹事，喝掉了朋友，喝掉了爱情和青春，我才真正明白，那天如果听进了他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刻骨铭心的损失，就不会去浪费更多珍贵的时光。

　　陈琳专辑出来半年后，我成了一个香饽饽。

　　到处都在约我写东西。黄小茂把我介绍给了苏越，三宝也在找我。当然，找我最多的，还是王迪。

　　王迪到了大地，就着手给李玲玉做专辑。这次要做一张《女人心绪》，他说。港台都是走这个路子。

　　李玲玉于是开始转型。在那些年代，这是情歌皇后，著名的甜嗓子。李玲玉是上海女子，跳舞出身，舞台扮相一流，乐感细腻而甜美，是当时的天后。

　　她的转型会成功吗？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我去大地，给王迪交了几首歌词，包括“那一天我没有想你”和“你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顺便跟黄小茂聊歌词创作。黄小茂给了我很多启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歌词只需要说出很少一点东西，就够了。剩下的，给听众去想象，去放大。

　　我自己也总结出一点，就是：歌词只是歌曲中很不重要的部分，或者说，在音乐人眼中很没有地位的部分。

　　我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当时北京圈子里，可能只有黄小茂几个写词的认为我们在写歌，其他的，都认为我们在写词，而他们在写歌。因为他们是作曲，而我们是作词。具体说来，就是这样：一首歌，洛兵词，三宝曲，大家问起来，这歌谁写的？

　　肯定绝大多数人都会说：三宝。

　　洛兵呢？

　　洛兵是个写词的。

　　王晓京早就在笑话里意味深长地指出了这一点。

　　李玲玉的专辑做得非常精良，但在商业上远远没有《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成功。我和王迪的合作却越来越多了。我总很佩服，也总在学习他的认真。在王晓京这边，我也把每一首词，每一首曲，每一次监唱当作是宝贵的机会，一板一眼，严肃对待。我很奇怪圈里有这么多人马马虎虎，只为了混口饭。我问晓京，晓京一笑置之；我问王迪，王迪说我应该宽待别人，严于律己。

　　仔细想想，大学亏欠了我不少，有一次我喝了点酒，恶狠狠地说。

　　也给了你不少，王迪说。

　　我有时候想起北大，就有种奇怪的报复心理，我要等自己成功以后，来报复过去欺压我，凌辱我，折磨我的一切，我咬牙切齿地说。

　　呵呵，王迪大度地笑起来：毫无必要，真的。

　　等着吧，我说。

　　这次过后，王迪对我的要求更为严格。

　　你能写得更好，这就是他的口头禅。

　　我第一次听这句话，非常得意；第二次就有点惴惴了；从第三次开始，我一听这句话，就浑身发麻。

　　比如，他要做红霞专辑，周笛有首曲子，王迪给了个题目，叫做“写在你脸上的表情”，拿给我填。我想这种浅淡的哼哼唧唧的东西是我的最强项，于是拿过来一挥而就。王迪拿去就否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太口水化。我说这还不简单，草草改了，他又说这太文了，老百姓听不懂。我问他到底要什么样的，王迪说，要那种直白而又意味深长的，感觉是说话，而不是朗诵。于是，我就一稿一稿改下去，一直改了八九遍。

　　终于有一天，我几乎要第一次对自己的歌词失去信心之前，王迪说，可以了。

　　真的？我将信将疑：你骗我吧？安慰我？

　　不，王迪说，不是非常满意，但是勉强可以PASS。

　　那不行，我说，这事关我的声誉，我再改。

　　不要改了，王迪说，再改就一点感觉都没了。

　　你也知道啊？我一下子很委屈：第一二次，我充满激情，感觉非常好，越改越没有感觉了，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是的，王迪说，但是，该改的还是要改。这不仅对这首歌好，对你自己，也是很好的。

　　我相信，全中国写词的，除了当年的陈哲，恐怕没人像我这么改了。

　　王迪经常说自己是个AB型的家伙，非常自私，自得其乐，不会顾及别人的想法。

　　王晓京认为他言过其实，我想也是。王迪很大方，很豪爽，有极好的人缘，但我也注意到他总在一种亲切，自然的状态下，跟所有人保持着一种淡淡的距离。也就是说，你很难梦想跟这种人交心，虽然你跟他是名义上的铁哥们。

　　我就做不到这一点，我已经有了名利之心，放纵恣肆，高兴的时候恨不得全世界都是我哥们，不高兴就打打闹闹借酒撒疯，如同跟王迪所说，在用拙劣而直率的方式报复着什么。圈内很多人出于爱才之心，对我一忍再忍，从来没有谁忤逆过我，这就让我越走越远，难以自拔。

　　我后来想，如果早一点戒酒，早一点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会在事业上损失小一些。但我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那就是，虽然音乐上我可能走得更远，但在人生经历上，未必如此。好莱坞电影大师罗伯特·麦基在其不朽的杰作《故事》中所言：一个人可能度过的最美好的人生，应该包括尽可能多的回合。这句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给予的启示，应该大过普通的人生吧。

　　九二年夏天，我和郭亮没有回家，我们在连续几天的瓢泼大雨中，完成了一首歌，叫做“这一刻我是真心的”。

　　郭亮问我为什么要填这个题目，我说，我想表达一种壮烈的，但有点装丫挺的无奈。我可以很混蛋，很不负责任，但是，在一个关键的，冲动的，迫使我真实的时刻，我是真心的，我会发现自己曾经真心过。

　　王晓京很喜欢这首歌，让罗琦唱了一遍，收在《摇滚北京》第二版里。王迪听见了，也非常喜欢，想唱。我们当然求之不得。我想他会把曲子编得很漂亮，刘元的黑管会很悠扬，辽远，在雄壮的节奏下，配合王迪那金属般的声音，一定穿云裂帛，荡气回肠。

　　录音的时候，我们都去看热闹。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是王迪录音，我想方设法都要去听，去学，我要当他那么杰出的制作人，要真正熟练地把握一种技巧，最大限度地实现我自己。

　　王迪有点古怪，曲子一遍一遍放，他也不进录音间，而是坐在阶梯上，一支接一支抽烟。

　　我问他，你怎么了？

　　他摇摇头，什么也不说。

　　王晓京走过来，正要问，他突然站起来，冲进录音间，紧紧关上门。

　　我们还在纳闷，里面猛然传出一阵放声大哭的声音。

　　我一开始不能相信那是王迪，但仔细听听，的确是他。在我心目中，王迪一直非常善于自制，是什么触动了他的心弦，让他如此直白，狂放地表达情感呢？是什么样的人，会让他如此真实，在这一刻被真心击穿？

　　送他回家后，我跟王晓京在车上闲谈，王晓京神秘兮兮地笑起来，说，我知道王迪为了谁。

　　谁？我说。

　　一个你不认识的人。王晓京卖起关子来。

　　我不想再追问。有些东西在让我深思。我曾经觉得这个圈子充满了没有文化的家伙，现在才知道，有如此多的才子奇葩，性情中人，在争奇斗艳，星光熠熠。我的命运本来黯淡，在他们的照耀下，也渐渐明亮起来。我知道，我爱上了这个圈子，即使很久以后，我不会单纯做音乐了，也会深深感谢，并且挂念它。

　　而在十年之后，在我有了更多悲欢阅历之后，我想，一刻真心，长久淡然，这种为人处世之法，应该用在整个人生中。我们只能把握现在，所以，一切努力都应该在现在，而不是追悔过去，或者空想将来。

　　跟王迪合作的日子，彷佛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金属色彩，天空中流淌着摇滚的强音，昂扬而坚硬地回旋着。我感到一种铁骨嶙峋的柔情，在他强硬却温柔的面貌下存在着。

　　他非常喜欢摇滚，经常在做流行的时候唠叨不停。但是摇滚的形势渐渐严峻，后进者大多扮酷，而不追求本质，大环境也越来越差，他只能沉醉于国外的作品里，或者竭力帮助国内一些弱小的，但很有天分的乐队。

　　我慢慢发现，王迪最喜欢的歌星不是甲壳虫，不是滚石枪炮玫瑰，而是古怪灵异到极点的巨星Price，他觉得那个天才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摇滚音乐家，他家里许许多多东西都是跟Price有关的，音像资料，书籍，乐器，录音设备......包括他自己的作派，行头......

　　但是，在这一点上我看出了问题。他并不能做成Price，他是巨蟹座人，生性敏感，加上AB型自我矛盾又自得其乐的性格，他只能专心经营自己的内心，守住自己的初衷，却不能像Price那样成为一个全才，成为一个影响千万万人的巨腕。那样的人，学王晓京的话说，都是王八蛋，需要一颗坚硬无比的心，需要抛开世俗的牵绊，不管不顾，混帐行事。而王迪不能。他敏感，他温柔，他严于律己，从不吸毒，否定别人的时候甚至带着羞涩和犹豫，他怎么能成那种混世魔王呢。

　　这并不重要。王迪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我喜欢的，我做不到的事情也有很多，但并不在意，我只要做好自己。虽然王迪的很多东西也在之后不断影响着我，比如，对什么事都很认真，哪怕付出心力交瘁的代价；还比如我现在的钱包是哈雷的，我最喜欢用的羽毛球拍是Price的，虽然跟大魔王大天才毫无关系。

　　王迪决意退出制作圈，专心致志搞专辑。他跟京文签了唱片约，花好几十万在西黄庄的家中盖起了当时北京最大的私人录音棚。墙上厚厚的吸音材料上，挂着那些伟大乐队的图片画布，以及他自己早期的美术作品。满屋子都是乐器，都是金属色的东西，都是闪烁的红黄白灯，都是颤抖而激动的电流，随时可能喷薄的音乐。

　　我一边祝贺，一边暗自心惊：以他那般刻苦，认真，认死理的劲儿，这张专辑悬了。我能想象他像生孩子一样小心翼翼拿出每一首歌的表情，那种虔诚，那种超凡的沉静，那种患得患失。他会担心不如新人，会比平时更认真，更仔细，更吹毛求疵，以至于无所适从。守着这么好的一个录音棚，还不每个音符，每个声儿都尽善尽美，没完没了吗？

　　看来，认真过分，也并不是什么好事，尤其对艺术作品来说。艺术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缺憾。不是吗。

　　后来很少见到王迪。有人说他彻底隐退了，有人说他在穷尽十年功，推出一张超级专辑，还有人说他改行进了中央电视台。

　　再后来，他的女朋友张蕾当了我的音乐经纪人。

　　张蕾说，王迪说你最近的东西有些空洞，不实在。

　　我说，可能吧，我在思考一些问题，没有把更多心思放在世俗的描写上。

　　太虚了也不好，张蕾说。

　　我没再申辩。张蕾是个杰出的经纪人，在我们合作期间，她介绍我给宁静，瞿颖，李进，丁子峻等许多歌手创作，还给刘德华写了一首“朱颜记”。多年以后，我在卡拉OK里，还经常拿出来向陌生的朋友炫耀。

　　张蕾说，王迪跟京文已经签约三四年了，在家里鼓捣录音棚，成天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什么都不干，就这么苦苦折腾着。

　　可以理解啊，我说，他歇了这么多年，出来的必须是精品，否则怎么向自己交代？

　　他可以不这么苦，张蕾说。

　　不行，我说，他是我遇见的最认真的音乐人。我以后要做自己的专辑，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来当制作人。

　　恐怕悬，张蕾说，他一天到晚泡在录音棚里，不给任何人制作了。全都推了。

　　那他现在靠什么为生呢？我说。

　　给电视台写点音乐，张蕾说，就那样的音乐，他也比什么都认真。

　　十年前，奥运——中国之光演唱会上，我给王迪填了一首“梦游者”。那时候我的一切都在百废俱兴，凤凰卫视刚采访过指南针，我说：我要成为北京摇滚圈最好的作词人。

　　那次，也是罗琦伤后复出的第一场。我很得意，罗琦唱着我的歌，王迪唱着我的歌，最后的群星合唱《奥运·中国之梦》也是我跟周笛合作的。我风光无限，感觉自己成了个腕。那是我得意洋洋走上狂妄之路的开始。

　　王迪上台，把两幅巨大的歌词板子扛着，往地上一扔。烟雾氤氲，欢声雷动中，他开唱了。看得出来，他有点激动，还有点拘束。毕竟不是十多年前的“摇滚四大天王”时代了，他要面对的，是一大帮风头正劲，才气横溢的家伙，还有渐渐商业化的社会，以及越来越浮躁，势利的人心。

　　所以，他在唱梦游者的时候，眼神迷离，声调艰涩，虽然还是一贯的凝重，让空气里充满了金属味儿，却有很多歌词都在半白半唱，不能连贯地唱个痛快。我恍然大悟，可能填词没注重原曲的音乐性，这是我的失误，因为我从来都是音乐至上主义者，而这次，或许是我得意过分玩现了；或许是我太想借着这个机会表达点什么：

　　——他们说我的美梦做得不够好 我没有办法只好出去看热闹 漂浮在大街小巷荒凉的地方 我闭紧双眼装作对自己嘲笑

　　城市的手臂把我紧紧地缠绕 我不想逃出这种欢乐和美妙 撞上了墙头算我运气不太好 昏黄的街灯把我吓了一大跳

　　别再用谎言重复我的无聊 我只想回到软绵绵的床角 可太多面具挂在我的脸上 我只好给你一种奇怪味道

　　别再用互换勾起我的狂叫 我只想活到太阳爬得老高 有谁的眼睛可以变成向导 有谁的心跳才是我的目标——

　　我望着四周，远远近近闪光灯不断，世界像一大块虚幻而浓酽的梦，不断破碎着，又不断凝结。台上烟雾弥漫，横冲直撞，台下人影幢幢，银光闪闪。罗琦正在跟几个好朋友猛烈地拥抱，到处都是浑身挂满金属链子，长发飘飘眉目难辨的摇滚人。我开始恍惚，觉得我飘了起来，悬在半空，成为一个晕晕乎乎的旁观者，用一种很边缘，很冷静的舞步独自梦游着，谁也不能到达我的身边。

　　一晃多年。

　　我渐渐回归自己的内心，沉醉于文学，网络，和其他一些更能吸引我的东西。二零零三年四月，我去广州珠影厂给一个片子贴音乐，回北京的火车上接到无数手机短信，说这边“尸横遍野”，叫我半道转车，逃往四川避难。

　　我还是回了北京。几天之后，超市疯狂抢购，我亲眼看着飘亮的所有大米白面都被抢光了。邻居老太太甚至戴了个V95口罩，去一趟趟抢购卫生纸。又过了几天，所有的体育场馆都关了。又过了几天，晚上八点钟，长安街上居然见不到一辆车了。

　　我还是不怎么相信。我想我起码认识圈里的几百号人吧，这几百号，各自再认识几百号，居然没有听到谁真的染上了，说明SARS距离我们还远。

　　但是，有一天我去张蕾那里拿版税，听她说王迪的大伯动手术，隔壁有个非典，他被传染，只过了几天就去世了。

　　我的心一下子染上了一层阴霾。

　　两天后，我有事找张蕾，打不通手机，我就给她公司打，公司说张蕾今天感冒了，咳嗽，还流鼻涕，一天都没上班。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急忙给张蕾家里打，没人接。

　　我又马上打王迪手机，没人接。打王迪家，还是没人接。

　　我心头冰凉，急得要命，在家里转来转去，连饭都吃不下。

　　更可怕的是，晚上王磊来电话，问我，王迪是不是染上非典去世了。

　　我大叫：胡说八道！

　　王磊作为圈中知名记者，消息非常灵通。正是他第一时间告诉我红豆出事，又在不久前的愚人节告诉我张国荣跳楼。

　　那天，整整一个晚上，彷佛有一个凶恶巨大的噩梦死死压在我胸口，所有的音乐，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梦游者都在疯狂旋转，嘶吼，都在一瞬间燃烧掉他们的生命。

　　这一切，与我何干？我只在想，我的良师益友，我的合作伙伴，是否无恙。我的心悬在虚无的梦中，我原来也是如此敏感，脆弱，如果真出事了，我不知道如何面对。

　　十点过，电话突然响了。

　　我一把抓起来，张蕾用一种比王迪还重的鼻音有气无力地说：你是不是给我打电话了？

　　你在哪里？我狂喊。

　　我在家里......你能不能小点声儿......

　　你没事儿吧？我继续喊。

　　没事儿没事儿，张蕾说，我昨天还跟王迪在一起呢，他还下楼买了个大西瓜......

　　我略微放下心：要不，你一会儿再给他打个电话？

　　好的好的，呵呵，张蕾笑了起来，看你，都有点神经质了。

　　我傻笑着放下电话，突然满心欢喜，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个很要好的网友对我说要自杀，结果第二天她母亲打电话说救活了她一样。当然，我知道这不是一回事，但有些感觉是一样的，一种劫后余生，突然梦醒的滋味。我想，我对这些东西如此牵绊，是否会影响我的作品呢？是否会阻碍我成为一个强硬的人？

　　我不知道，但就这么下去，也没什么不好。

　　这两年，我在准备出自己的专辑。我在整理这几年写给自己的作品，加上其他歌手唱过，而我唱起来应该不同的作品，作为对十二年流行音乐生涯的总结。

　　那些东西，带有梦幻般的色彩，很多都是我为自己留下的，没有舍得给别的歌手。我可能自私了一点，但是，想到很少有人把我的歌(不单是词)唱好了的，我就心安理得了一些。

　　我要找王迪当制作人。我跟目前许多优秀的制作人是好朋友，但是，我要找王迪，才能真正放心，才能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精心演绎作品上，而不会为了编曲奔忙，为了演奏焦心，为了其他琐事而浪费心力和才华。

　　我不知道时光是不是停留在多年以前，也不知道王迪是不是依旧会如同当年那样认真，严格，但我还是要找他。就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在最年轻，最单纯的原点，但却永远守着自己的初衷，对这个世界，对所有生命满怀敬意，慈悲和热爱。我们都是勤劳的梦游者，我们都选择了认真，作为这一辈子的准则，这使得我们虽然累一点，苦一点，却能够看清更多的现实，接近更多的本质，也使得我们成为这方面的知音，虽然，对于其他的东西，我宁愿和他若即若离，保持一种安静而真诚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