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1
鲍伯·迪伦(Bob Dylan)属于60年代。
60年代，他二十多岁，和美国一样年轻。
60年代，他抱着一把木吉他，沙哑粗糙地唱着民谣，从明尼苏达的矿区走来，并不高大茁壮的身影渐渐地在美国的背景中清晰起来。
60年代，虽然有西班牙王子胡安·卡洛斯和希腊公主结婚，以及美国人诺曼·博劳克成功地培养出比原产量高三倍的高产小麦新品种这样能够让人高兴的好消息，但60年代是整个世界动荡的年代，短暂的好消息不能如方糖一样，稀释掉密布在整个60年代的灰色云层而让它变甜。
60年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非洲的大饥荒，我国连续三年的人祸与自然灾害，估计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肚子空空在挨饿。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一起号召与饥饿做斗争。
60年代，是一个战争的年代：苏联进行核试验，美国恢复了地下核试验。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苏联要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的争执不断，核裁军的呼吁不灵，据统计：苏美两国拥有的核武器的爆炸力相当于世界人均三吨TNT的爆炸力。整个世界坐在随时可能爆炸的火山上。
60年代，是一个运动的年代，整个世界此起彼伏按下葫芦起了瓢：不仅中国搞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欧洲也是学潮不断，美国出现反种族歧视的示威运动，意大利出现了工人罢工运动，拉美不少国家跟随卡斯特罗搞革命运动，骚乱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60年代，是一个暗杀的年代：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暗杀，没过多久，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暗杀。
60年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矛盾冲突的年代：苏共22大召开后的非斯大林化，苏联武装占领布拉格，我们和苏联的珍宝岛战役，柏林墙的迤逦建立……
鲍伯·迪伦的歌声就是响彻在这样的60年代。
鲍伯·迪伦就像是上帝专门为60年代而创造的歌手一样，敏锐地感知着60年代的每一根神经。鲍伯·迪伦的诞生，宣布了50年代的结束，宣告了跨掉的一带和忧郁的布鲁斯、乡间民谣的50年代的结束。
60年代初，鲍伯·迪伦在进行他的巡回演出之前，特意到医院去看望他所崇拜的病危中的上一代民谣大师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然后踏上他自己新的旅程。这是新一代和老一代的告别仪式，意味着50年代真的无可奈何也义无反顾地结束了。
面对60年代所发生的一切，鲍伯·迪伦用他嘶哑的嗓音唱出了他对于这个世界理性批判的态度和情怀。他以那样简朴疏朗又易学易唱的旋律、意象明朗且入木三分的歌词、沙哑深沉而强烈愤恨的情绪，站在领头羊的位置上，充当着人民的代言人的角色。虽然，在60年代他也唱过类如《来自北部乡村的女孩》那样的爱情歌曲，但他大部分唱的是那些激情洋溢的政治歌曲。听他那时的歌，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的《黄河大合唱》，他就像是站在那浩浩大合唱队前面的慷慨激昂的领唱和领颂者。
1961年，他唱出了《答案在风中飘》和《大雨将至》，那是民权和反战的战歌；
1962年，他唱出了《战争的主人》，那是针对古巴的导弹基地和核裁军的正义发言；
1963年，他唱出了《上帝在我们这一边》，那是一首反战的圣歌；
1965年，他唱出了《像滚石一样》，那是在动荡的年代里漂泊无根、无家可归的一代人的命名……
在60年代，他还唱过一首叫做《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歌。我忘了他是在60年代的哪一年唱的了，只知道他是在芝加哥的街上，向一个叫做艾瓦拉·格雷的瞎子歌手学来的，他只是稍稍进行了改编，配以简单的木吉他唱了出来。那是一首原名叫做《矮子乔治》流行于美国南方监狱里的歌。(这是一首有名的歌，以前曾经被传奇的老民谣歌手“铅腹”唱过，“铅腹”的另一首《昨晚你睡在哪儿》后来曾经被“涅磐”乐队翻唱。)这首歌是为了纪念黑人乔治的，乔治仅仅因为偷了70元钱就被抓进监狱。在监狱里，他写了许多针对时弊的书信，惹恼了当局，竟被看守活活打死。鲍伯·迪伦愤怒而深情地把这首歌唱出了新的意义，他曾经一次以简单的木吉他伴奏清唱这首歌，一次用女声合唱做背景重新演绎，两次都唱得情深意长感人肺腑。在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唱这首歌时，他说：“监狱看守实际是害怕乔治的，因为乔治太真实，他们被他凝重的感情所惊吓。”
他是以深切的同情，以呼喊民主自由和平的姿态，抨击弥漫在60年代的种种强权、战争、种族歧视所造成的黑暗和腐朽。
在60年代，他是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领袖，是那个逝去的年代的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的象征。
在60年代，鲍伯·迪伦和我们一样，就像是一个“愤青”。对于如我这样也是和鲍伯·迪伦一样在60年代度过了整个青春期的人来说，听鲍伯·迪伦的歌没有什么隔膜，而是那样的亲切，水乳交融，肌肤相近。
60年代，在饥饿的边缘上挣扎的世界的三分之一的人口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而我们却在一边饥肠辘辘一边热血沸腾地写下这样的诗篇：“要把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重新点亮，要把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解放！”
60年代，在反战的斗争中，我们也不止一次跑到天安门广场集合，伸出了愤怒的臂膀，呼喊着和鲍伯·迪伦一样的心声，只是没有如他一样唱出“上帝在我们这一边”，而是高喊着“正义在我们这一边！”
60年代，在那些如火如荼的政治年代里，我们更是无比地投入，珍宝岛战役，就发生在我们插队的北大荒的乌苏里江上，离着那样的近，近在咫尺，我们抱着随时上战场而决一死战的豪情壮志，聆听着那枪炮声的召唤。即使离着那样遥远的布拉格，我们站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也愤怒谴责苏联的坦克车开进了布拉格的街头，并且蹲在白桦林的树墩旁写下诗的急就章，没有舞台和广场，就跑到插队的村里食堂里，把吃饭的桌子和椅子挪到一边腾出空地来站在那里慷慨激昂地朗诵。而在柏林墙建立的时候，我们正在挥舞铁锨，深挖洞，广积粮，大挖现在已经用来做商场和KTV包间的地下防空洞。
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我们更是和鲍伯·迪伦一样地鱼翔浅底鹰击长空，冲锋陷阵在第一线，一样的粪土当年万户侯，一样的自以为是，激进冒失，根本听不进父母的话，而把他们当成挡路堵道的保守派和保皇派。只不过，我们把鲍伯·迪伦唱的歌词都更为直白激昂地挥洒在大字报上去激扬文字……
我们和鲍伯·迪伦们多么的相似。我们当然听得懂鲍伯·迪伦那时唱的“来吧，两院的议员，请注意这个警告，不要站在门口，不要堵住走道……外面有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马上震动你的窗，让你的墙壁嘎嘎直响。因为时代在变。来吧，父亲和母亲，全国的父亲和母亲，不要去批评你们不理解的事情，你们的儿子和女儿对你们的命令已经不听，你们的老路子越来越不灵……因为时代在变。”(《时代在变》)我们也就对美国联邦调查局把鲍伯·迪伦列入红色共产党员的黑名单不会奇怪。
60年代的鲍伯·迪伦和我们是同一代人，是同一类人。
60年代的鲍伯·迪伦相信音乐的力量，以为音乐可以救这个世界，就像是那时的我们以为可以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
60年代的鲍伯·迪伦出版他的专辑时把专辑的名字命名为“时代在变”，他相信时代在变，相信音乐能够使得时代改变。
我们重新再听鲍伯·迪伦60年代的歌，是在看一本发黄的黑白老相册，是在追忆似水年华，那是一代人逝去的壮丽的青春和梦想。
鲍伯·迪伦用他一如既往的沙哑的嗓音、朴素的木吉他，偶尔用他那天籁般的口琴，吟唱在我们的心中，回荡在逝去的风中。
2
90年代的鲍伯·迪伦老了。
日子真是不抗混，岁月很快就催老了一代人。
90年代的鲍伯·迪伦已经不再用木吉他而改用电吉他。其实，他早就在1965年就用电吉他了，那时他遭到歌迷的反对和起哄，而现在人们早就已经习惯了他的电吉他。偶尔，他也会用“不插电”，也还用口琴伴奏，但那是偶尔而已，如同雨季里偶尔打把伞出门，让雨滴在雨伞上敲响清脆的回音，唤回一点往昔湿漉漉的回忆。
如同退潮一样，潮水从沙滩上一点点消失，徒留下了青春的空贝壳和人去楼空的叹息。90年代的鲍伯·迪伦变化非常的大，他不再充当社会和人民代言人的角色，他不再做正义和理想的化身，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开始歌唱个人化的感情，他把曾经从伍迪·格思里学习并加以彻底改造的膨胀成氢气球一样扶摇直上云天的民谣，重新改造回到了地上，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重新柔情荡漾起来。
他开始唱爱情，不过那爱情是回忆中的爱情：“我不能等待，穿过午夜的街，周围都是人，空气在燃烧。我试图把事情想清楚，我不能再等待。我是你的男人，我试图重温过去甜蜜的爱……我想着你和所有我们可以漫步的地方。”(《不能等待》)他一再把那种回忆中的爱情唱得格外凄婉，他似乎是生活在梦和永远不能忘记的回忆之中：“星期天我去教堂，她正好从那里经过，我的爱需要那么久才能够消失。我在你身上找到了我的世界，但你的爱不能证明是真的，在冰冷的铁的界限里，我离城有20英里，芝加哥的冷风把我撕裂。现实总有太多的头绪，有些事情比想象的持续得更长，而有些事情你永远不可能忘记。”(《冰冷的铁环》)
他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似乎将过去自己的叱咤风云遗忘了，偏偏总是记起感情的失落和回忆中柔软易碎的部分，对世界充满疑问和迷惑。他一下子脆弱起来。他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他像是走到了世界末日似的，悲天悯人地唱了起来：“我顺着河流到达大海，我曾经到过这个充满谎言的底部，有时候我身上的负担似乎比我能够承受得还要多。天还没有黑，但快了。我出生在这儿，还将死在这儿。我在移动，但我站在这儿没动。我身体的每一根神经那么苍白麻木。我想不起来到这儿来是想带走什么，甚至听不到祈祷者的呢喃。天还没有黑，但快了……(《天还没黑》)
既然天还没黑，为什么要这样忧心忡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和60年代的鲍伯·迪伦截然不同。我知道他的变化并不是始于90年代，早在70年代和80年代就已经有了这样变化的萌芽，他只是在90年代长成了这样枝叶婆娑的大树，而不再愿意成为坚硬的岩石和迎风飘扬的旗。
是因为90年代战争虽然还层出不断但毕竟不像是60年代那样紧张了？还是因为饥饿已经不再困扰地球了？或是意识形态的矛盾已经随着苏联和整个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而不再那样剑拔弩张了？或是网络时代的到来让人类的感情越发虚拟化也越发物化和个人化了？这样的背景下，需要的迈克尔·杰克逊那样的奢靡和麦当娜那样的性感或赛琳·迪翁那样我心依旧式信誓旦旦爱的虚幻？已经不再需要鲍伯·迪伦的正义和激情、理想和信仰了？真的是快乐得猪已经胜过了思考的芦苇了？一代有一代的青春，一代有一代的偶像，一代有一代的歌唱。
如果从鲍伯·迪伦本身来说，是因为他出了一次车祸差点要了他的命，或是离了一次婚又差点要了他的命，会是这样的命运的跌宕变化让他的音乐也随之颠簸起了动荡的曲线？
我不知道，我无法弄清究竟是什么原因让90年代的鲍伯·迪伦以这样的变化面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鲍伯·迪伦在接见《滚石》杂志的记者时这样说：“当没有人把我当一回事时，正是我创作丰收的时候。你年纪大起来，将会变得更倾向家庭化……”
鲍伯·迪伦儿女情长起来了。
90年代，他真的唱了一首这样儿女情长的歌，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唱给他的母亲的，名字叫做《百万英里》：“您带走了我真正怀念的一部分，我一直问自己像这样还能维持多久。您告诉我一个谎言，这没关系，妈妈。我曾试图离您近一点，但我仍然离您有一万英里远。您带走了银您带走了金，您把我一个人留在冰冷里。我在那些无梦的睡眠里漂流，把所有的记忆抛进深渊，做了那么多根本不想做的事情。我正试图离您近一点，但我仍然离您有一万英里远。”
听这首歌，让我想起约翰·列侬那首同样唱妈妈的歌。同样对妈妈充满着一点怨恨，同样更充满着深深的爱和感人肺腑的回忆。更同样的是他们两人竟是如出一辙从社会的批判和介入的宏大叙事中回归到母亲的身旁。也许，当他们老的时候才发现母亲在这个变化多端而冷漠的世界上对于他们是多么重要，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才和他们拥有着唯一的血缘关系。
90年代的鲍伯·迪伦，像60年代崇拜伍迪·格思里一样开始崇拜海明威。他曾经这样说：“海明威不喜欢形容词，他不需要去形容定义要说的事情，只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我想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一个新的目标，和60年代鲍伯·迪伦的目标显然不一样，重视的是语言的表达而不是情绪和理想的宣泄。应该说，这个目标在《百万英里》这首歌里达到了。鲍伯·迪伦激流勇退了，从白浪滔天的大海回旋到了环绕母亲的清澈的小溪。
其实，我们进入90年代后，和鲍伯·迪伦一样在变化着，只是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岁月的轨迹刻在我们身上，不会像是树木那样留下年轮一样的清晰。残酷的政治运动已经没有了，再提起来下一代人会感到陌生，如今已经被体育运动所取代，疯狂的球迷已经替代了当年对政治运动的迷恋，手机短信和“伊妹儿”更是替代了当年的日记、情书里的悄悄话和大字报墨汁淋漓的揭发。饥饿是少数人的专利，高蛋白高脂肪高胆固醇和高三油甘脂已经让减肥成了世界性流行趋势。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理想而献身，成了愚蠢和傻冒儿的代名词，惟利是图已经不再羞怯，假冒伪劣已经畅行无阻，笑贫不笑娼已经深入人心，就是连内裤和安全套都要浮华地讲究名牌，绝对不再相信经过了岁月的磨洗蚌壳里会含有珍珠，而是早就心急气燥地打开蚌壳，就着掺了雪碧的红酒吃里面的蚌肉了。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发霉的青苔爬满我们的周围而我们自己以为是环绕的绿围巾，就实在是见多不怪了。
和60年代曾经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我们自己相比，我们已经变得面目皆非。我们怎么可以要求同我们一起进入90年代的鲍伯·迪伦没有变化呢？鲍伯·迪伦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照见了他，同时也就照见了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和他一样吗，忽然到这个时候渴望真情起来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真情已经和恐龙一样越来越稀少，而欺骗如同献花盛开遍布世界，让我们呼吸着它的毒气而以为是享受着芬芳，所以那一份遥远的真情才被我们自己珍惜起来。我们忽然梦想退缩在自己的驱壳里和母亲的怀抱里，自欺欺人以求抵挡被我们自己的手变坏和破坏了的世界。
我们和鲍伯·迪伦一样，可以改用电吉他，用电子和多媒体来和这个世界抗衡，却再也无法重新拾起那把木吉他。木吉他上和我们曾经读过的红宝书一起已经是落满了厚重的灰尘。
我们和鲍伯·迪伦一样，不再像滚石一样了，不再重返61号公路了，我们只是站在午夜的街上，看霓虹灯不停闪烁，看人群熙熙攘攘却过尽千帆皆不是，迷茫一片找不到自己的一个亲人。
鲍伯·迪伦1997年出版了他的新的专辑，取名叫做《时光不在心中》(Time out of mind)这让我想起了他在1963年出版的那张名字叫做《时代在变》(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的专辑。同样是time一个词，他已经把它赋予不同的含义，60年代的鲍伯·迪伦把它称为“时代”，90年代的鲍伯·迪伦把它叫做“时光”了。
90年代的鲍伯·迪伦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一首政治歌曲，音乐救不了世界。”
90年代的世界，柏林墙倒下了。
3
如今每次听鲍伯·迪伦，常常不时地让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时我在德国住了将近一个月，一天闲来无事，一家中国餐馆的老板开车带我到郊外一家非常大的超市，那里的东西很便宜。超市里正卖处理的各种CD唱盘，只要几个马克一张，真是便宜得几乎等于白给，因为在唱片店里，一张CD最少也卖上百马克。我忍不住便宜的诱惑，随手买了几张。那时我还没有现在的音响，但我正想买一个，而且我想在德国呆的这一个月省下的钱大概可以买一个不错的音响了。因此，虽然那时我对音乐特别是摇滚乐一无所知，那些英文和德文也不大认识，但就像是挑水果看模样俊俏一样只管看着封套印得好看就买下了。像是还没有房子，就先忙着结婚了，有点超前。
没有想到，那里面竟有一张是鲍伯·迪伦的《鲍伯·迪伦的档案》(《Documents of Dylan》)。一共有七首歌，其中第一首就是《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gonna fall)。
绿色的底色中，年轻的鲍伯·迪伦抱着木吉他对着麦克风在唱歌。它跟随我十多年，常常在听，却是在几年前才知道他就是鲍伯·迪伦。
也许，我和鲍伯·迪伦有点缘分。
不知道是鲍伯·迪伦的时候，听这张唱盘，尤其是听《大雨将至》，也许是望文生义，总让我想起下雨的日子，你淋着雨，他走了过来，不是为了递给你一把遮雨的伞，而是和你一起淋在雨中，弹着吉他，喃喃自语，和你一样淋湿的头发和衣服，雨水打湿了他的吉他和他的歌，他就那么陪伴你唱着。
知道了就是鲍伯·迪伦以后，依然是这种感觉。总觉得鲍伯·迪伦不居高临下，而是很亲切，很平易近人，就像是蹲在地铁出站口拉着二胡的老人，或像是站在过街天桥上旁若无人唱着歌的盲人，有点衣衫褴褛的样子，有点世事沧桑的意思，有点看破春秋演绎的眼神。也许，这种感觉有些奇怪，和鲍伯·迪伦本人完全不搭界。但那种感觉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和鲍伯·迪伦合二为一。
有时，想起他出现在格莱美、金球奖和奥斯卡颁奖晚会上的样子，当听到他的名字，所有到场的观众欢腾的情景，让我感到有些奇怪，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摇滚歌手能够赢得如此值得骄傲的荣誉，他得到了。难道他不应该得到吗？约翰·列侬去世了，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人从上世纪60年代唱到世纪之末又接着唱到新世纪的到来。(2001年，他出版了新专辑《爱与偷》，可惜，我没有听到。)他和摇滚一起跨越了一个世纪。在万种欢腾瞩目中，整整六十岁的鲍伯·迪伦站起身来走向舞台的时候，镜头上他的脸如核桃皮一样坚硬而皱纹纵横，但我相信里面的仁儿肯定是软的，是香的。
有的歌手只是和你萍水相逢，他的歌只是一杯酒，喝掉了也就喝掉了，消失在助兴的气氛里和你脸上暂时涌起的酡颜上。有的歌手是你走到哪儿，他都会跟你到哪儿的，他是你一生的朋友，从青春陪伴你到苍老。他的歌声就是你随时迸发的感情，说着你想说的话，走着你正在走着的路。
鲍伯·迪伦就是这样的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