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城2000年8月的天气一直阴雨绵绵，当地人都对此忿忿不满，整个夏天是那样地不堪回首。Bjork站在Soho大饭店屋顶的露天平台上，轻轻微笑了一下，低声说，“别告诉任何人，我爱这样的天气，它让我想起冰岛。”她在纽约一住就是两个月，同工程师Jake Davis在饭店的空阁中搬弄着他们的3台计算机，录制着新专辑。Jake曾经为Madonna(麦当娜)和All Saints(圣女合唱团)制作音乐。Bjork对音乐的投入向来与其冷淡外表截然相反：“如果我必须与世隔绝一个月来致力于音乐，我会那样做。”她担当了新专辑中的大部分制作。

　　现年33岁的Bjork比90年代任何社交常客都更沉稳。作为丹麦导演Lars von Trier的戛纳电影节获奖影片《黑暗中的舞者》的明星演员与电影原声音乐创作人，影片的成功激起了她的创作热情。在纽约的日子里，她把大多数的时间投注到录音室中，偶尔也能见到她带着儿子Sindri在中央公园漫步。英国著名音乐杂志《Q》再次采访了这位对西方社会而言充满着异域感觉的女歌手。

　　访谈在纽约的阴雨中进行，她刚结束了《Q》标题照的拍摄，不着修饰的妆扮与一身橙色羽衣的服饰，有种恶作剧般的放松，面对着这些充满意味的提问，每次回答之前她总要花些时间思考。

　　原声，电影中最快乐的部分

　　因为《黑暗中的舞者》的获奖，Bjork的访谈中，电影的话题总是最先触及的。

　　记者：你是否喜欢为电影《黑暗中的舞者》录制电影原声？你最喜爱的电影音乐是什么？为什么？

　　Bjork：我喜欢，那是电影最快乐的一部分，为此我花费了一年时间。年轻时，我就读于一所古典音乐学校，这次是我学院的一面得以表现的初次机会，是我个人的胜利。我学到了创作的技巧和方法。喜欢的电影音乐是由Bernard Herrmann创作的一部希区柯克影片《幽灵和缪尔先生》(The Ghost and Mrs. Muir)的音乐。他很善于将可观之事转移为声音，最著名的创意是将整个管弦乐团的声音创造成象把刀子的“咿咿”声(模仿着《精神病患者》中的刀声)。他创作过《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的音乐，天知道他是怎样让乐团演奏出象潮湿的纽约街头一辆出租车行进时的效果。

　　记者：在摄制这部影片的过程中，你是否对影片提出过意见？

　　Bjork：我做过很多次，音乐家总会对电影要求再三。我不知为什么他们会认为我们将成为好演员。站在舞台上演唱是人们能做到的最内向的事之一，就象在泡沫中生活，你必须在醒来后，5分钟之内同10个人交谈，掏空自己，那让人觉得象贱卖情感。有人生来能演戏，他们的性格能使自己不受影响地一心多用。我问Cartherine Denenve(影片中的一配角)，她是怎样走入这行的？她说，“你不喜欢有时成为别的什么人吗？”我回答不，换句话，我对此不感任何兴趣。

　　记者：你认为Lars Von Trier说你难以合作，是为什么呢？

　　Bjork：他花了一整年来说服我演这部戏。他所说的困难，意思是我不是个任人操纵的玩偶。我喜欢表达我的观念。他送我一个粉色的丝垫，有冰岛风格的镶边。我一直说出我真实的感觉，否则Lars会控制我。拍摄期间，他会带我到田里散步，迫使我与他相对。每次我退缩时，他会令我想起那只垫子。他想要一个神似Selma(影片女主角)的人，认同支持她，并且象她那样反应。

　　一生中打过两次架

　　采访的深入常常直指敏感新闻，Bjork在曼谷与一名女记者发生的冲突自然又给搬了出来。

　　记者：名人是否应该用法律来对付“帕帕拉齐”(指跟踪名人的记者，源于原英国王妃戴安娜之死)们？

　　Bjork：我能对付他们。但是那种场合(Bjork在曼谷机场攻击一名女记者)，他们强迫我儿子在“现场电视”(Live TV)节目上做访谈，他们的死缠烂打使我愤怒，我认为这是一个母亲的保护行为，我只是失控了。

　　记者：谁是最后一个挨你揍的？

　　Bjork：曼谷的那个女的，一生中我只打过两次架。一次是7岁时打了一个虐待我小弟的保育员。可能在曼谷引起轰动的原因是，那是17年的累积。她烦我的孩子，真该死。

　　关于人际关系，通常是另一种会令人尴尬的问题。

　　记者：在1994年与Polly Harvey(PJ Harvey)、Tori Amos合拍了《Q》杂志的封面之后，你们是否还见过面？

　　Bjork：和Polly谈得多些，可能是由于她住在英国。我们不常见面，我们不很熟，但是我们的确互相给予支持。我们有着相似的工作。Tori有些魔幻感，神神道道，和她在一起蛮高兴的，Polly更多的是乡土的特性，她真实、诚实而且正直。

　　记者：听说你和Thom Yorke(Radiohead乐队的主唱)合作，那么你俩之间是否有种相互的吸引，因为我认为你们很相象。

　　Bjork：不。我们只是合作唱歌，某些方面我们相似，我们都在找寻诚实和沟通。

　　记者：有谣传说你无法忍受Einar Orn [Bjork早年所在乐队Sugarcubes(糖块)的成员]的唱法是事实吗?

　　Bjork：不，Einar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是用心来理解音乐的，然而Sugarcubes的其他人都是诗人，Einar的专业是媒体研究，现在从事Internet工作。对我做采访只是回来做更多音乐的借口。对他是相反的，他会为交流而分心，我不认为他把自己看作歌手。

　　记者：你是否还与前Sugarcubes乐队有联系？

　　Bjork：是的，在雷克雅未克我们彼此住得很近，他们是我最好的伙伴。

　　记者：你过去是否在Sugarcubes的演出中因筋疲力尽而晕倒在舞台上？

　　Bjork：不，我没有瘫倒在舞台上过，也许是我的夸张令人们的想象张开了翅膀。(轻声笑了笑)

　　记者：讲一个关于Tricky的故事吧。(在Bjork开始独立发展时，著名trip hop艺人Tricky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Bjork：他是个爱恶作剧的人，当他在屋里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我喜欢他用催泪瓦斯对付“帕帕拉齐”的情景，太有趣了。

　　围绕音乐的问题总是有些苍白，不那么令人兴奋。(吴琦 详见《音像世界》2001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