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我们都会采访一位音乐人或者文化名人，为其播放一些唱片。在被采访者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唱片的情况下，要求他/她对这些唱片作出甄别和评价。本栏目首次请出的是著名作曲家--瞿小松。

　　2000年9月17日，下午5时，瞿小松位于上海市郊僻静的新宅里。在米色调的屋子里，窗外的残阳透过竹帘落在了地上……与其说这是一次采访，不如说是一次气氛融洽的倾心交谈。瞿小松是非常理想的采访对象，他的话匣子一打开，便收也收不住。因此，这次的采访变得相当容易，而且听瞿小松从一个作曲家的角度去谈音乐、谈创作，是次能让人收获颇多的体验。由于版面限制，不能将瞿小松在一个半小时里所展示给我的全部智慧，一一落实在纸上。我们坐在一起，听音乐……

　　刘索拉《摔琴》--选自《蓝调在东方》Axiom公司1994年出品

　　听到了刘索拉的演唱后，瞿小松试探地问道：“这是不是刘索拉？……她曾经给我听过这张唱片。”我给他听的这首曲子是刘索拉根据《今古传奇》写的关于伯牙摔琴的故事。瞿小松对这个故事很津津乐道，曾不止一次在采访中说到过这个故事。而且刘索拉是他大学的同学。可她同瞿小松，包括谭盾、叶小钢和陈其纲这些同班同学如今的创作都没什么关系。瞿小松如是评价她的音乐：“她现在走的路子，非常有意思。有许多戏剧的因素。和我们其他同学都不一样。她到美国后一直和一些爵士乐有联系。她的那个制作人，她的乐手都非常好。她曾经和琵琶手吴蛮在一起合作的《中国拼贴》就是一例。但那些很流行的鼓点，一下就是这么一下……”说到这里，他显得对布鲁斯爵士音乐的这个传统不是非常有感觉了。“她曾经给我看过她的一些录象。其中有非常敏感的东西，非常好。”他还提起了他曾看过的索拉和爵士女钢琴手Amina Claudine Myers的那场音乐会。接着，我问他：“刘索拉和你们这一拨作曲家都用了中国民族甚至是传统的元素来创作……”说到这里，瞿小松便把我打住了。他认为我所使用的这个“用”字非常有趣。“这就是个文化的问题了，其实并不存在非常纯的文化。中国汉民族的许多乐器，比如二胡、琵琶都不是本民族原来有的东西，也都是传进来的。”他认为，现在他们的创作只不过是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去表达，这不是“使用”。有许多旅居海外的作曲家都会遇到本民族传统的问题，有的人决定完全使用西方体系来创造，而有的人则将传统音乐作为贩售自己的工具。这两者在瞿小松看来都是极其不妥的，极不自然的。

　　武满彻《Twill By Twilight》选自《Quotation of Dream》--Deutsche Grammophon 1998年出品

　　“这大概是二十世纪早期的东西吧。印象派之类的。”瞿小松听了这段音乐后，作出这样的判断。我告诉他：“这是日本非常著名的作曲家，写过许多电影配乐。”瞿小松马上说出了“武满彻”这个名字。很可惜，这首曲子恰恰是武满彻1988年的作品。副标题是“纪念Morton Feldman”。“武满彻后期的东西不如他早期的作品。”我拿出这张唱片来，主要是由于一般乐评都认为武满彻是在西方音乐体系下，将日本传统元素最完美融合进去的作曲家。在我看来，对于瞿小松这样的作曲家来说，也许武满彻会是比较重要的作曲家。可他的回答却叫人大出意外：“武满彻并不值得我去尊敬。他对于我来说，只是拿日本的传统音乐去包裹印象派的核心。只是运用了尺八等乐器而已。”可瞿小松却对这首曲子的主题，已故作曲家Morton Feldman很有兴趣，“他的作品里有种很平静的东西。和武满彻完全不一样。我不喜欢武满彻音乐里大肆张扬的感觉。”

　　最后，我要求他为青年读者推荐些唱片。出乎意料的是，他竟捧出了一堆世界音乐唱片。有两张是他在美国一家小唱片铺子里用5美元买回来的黑人音乐唱片，一张是黑人囚犯的劳动号子，“这里面有个人问那领唱的黑人：‘这些歌都是你写的吗？’那个人怯生生地说：‘哦，是吧。’他认为自己是囚犯，那些歌不过是些劳动号子，可却非常精彩。”还有一张是非洲土著的劳动歌曲，非常快乐，非常自足的样子。另外，日本尺八音乐、西伯利亚图瓦民族的喉音歌曲、保加利亚女子合唱团的歌曲、印度尼西亚土著祭祀音乐，以及1997年去世的孟加拉歌手奴斯拉特·阿里·汉的歌曲集也在推荐之列。另外，还有一些所谓“学院派”作曲家的作品，Arvo Port、高桥悠治、Morton Feldman等等。

　　Ruins《Classical Music Medley》选自《Pallaschtom》--Magaibutsu Limited 2000年出品

　　选择Ruins的这张唱片是由于瞿小松曾经看过他们在上海的演出，便很有兴趣听听他对“地下”音乐的看法。但显然他又对我的措辞表示不满了，他认为这个“地下”意思是指那些被禁止的，受压制的音乐。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摇滚的形式罢了。开始，他并没有分辨出这是Ruins的音乐。在我的提醒下，他才想起来。这首“Classical Music Medley”是由古典音乐2、3秒的片段串起来的。“非常幽默。但我发现许多日本乐队并没有把音乐做到极端。而我看了他们的演出，发现他们两个人非常认真。”瞿小松说到这里，向我推荐了一支更“极端”的乐队。他曾经在纽约看过一支英国乐队Stump的表演。这支乐队完全没有用任何带电的东西，就是一些垃圾桶、油桶、火柴盒之类的东西，在那里敲击。每晚表演，而且是爆满。当然，那个地方并不大。Stump的音乐仍旧是摇滚的感觉。但在瞿小松看来，这里面音与音之间的过渡非常有意思，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想象力非常丰富。这下我就明白了瞿小松所说的“极端”是什么了。这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音乐表面上玩狠、玩重就是极端。(摄影：胡建伟)

　　如果你对中国新音乐有所接触的话，瞿小松的名字就不可能被忽略掉。1978年中央音乐学院恢复招生后，他、谭盾、叶小钢和陈其纲便是作曲系同一班的学生。在校期间便凭借作品《山歌》获得美国齐尔品协会作曲比赛一等奖。毕业后留校任教。用瞿小松自己的话来说，他们78级的同学都非常会折腾。二十世纪80年代，他和他的同学们就一直自己拉赞助，自己搞演出。在当时掀起了一股中国新音乐的高潮。其实我们都听过瞿小松的音乐，电影《青春祭》、《盗马贼》、《野人》和《边走边唱》的配乐都出自他的手笔。而且如果你喜欢看动画片的话，那一部《悍牛与牧童》的壁画动画片里的音乐就是瞿小松当时最著名的作品《Mong Dong》的原型。他在《Mong Dong》里，追求一种原始的境界，“体现原始人类同自然浑然无间的宁静”。1989年的春天，瞿小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考察，在纽约一待就是10年。

　　1999年，他曾在瑞典生活过一段日子。秋天又在德国某大学担任驻院作曲家。今年2月，重新回到了祖国，定居在上海。

　　在海外期间，他将原先对交响乐作品的创作重点，转移到了歌剧和室内乐。1993年受瑞典国民歌剧院之邀，写了首部歌剧《俄底浦斯》。在《俄底浦斯》里，他突破了西方人观念里弗洛依德对“俄底浦斯”的解释，将主题放在了人与命运的抗争上。1994年，荷兰艺术节上又上演了他第二部歌剧《俄底浦斯之死》，又以东方人的视角关注起了俄底浦斯死前“开悟”的过程。而第三部歌剧《命若琴弦》则改编自作家史铁生的同名小说。1990年，陈凯歌曾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边走边唱》。当时，瞿小松就担任这部电影的配乐。

　　回到上海，他又支撑起了“瞿小松音乐坊”，为一批年轻的音乐家挑头，要让“现代音乐真正走进音乐生活”。今年11月份，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上“瞿小松音乐坊”就集合一大批国内老、中、青音乐家，包括有高为杰、贾达群、王西麟和杨立青等，共同推出两台题为“秋问”的多媒体音乐会。担任本次音乐会Video部分创作的便是他的太太。他要让现代音乐走出音乐家的小圈子。(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