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忙完一年一度的“格莱美颁奖”实况转播，紧随其来的便是递交一份类似于“格莱美奖之我见”的总结报告，此举虽带有例行公事之嫌，却让我珍惜每次一吐为快的机会。作为美国录音艺术和科学协会颁发的年度奖项，金光灿灿的“格莱美”仅仅是在近几年才真正开始走入我国乐迷的视线，不管媒体爆炒的背后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格莱美”由“熊”转“牛”正随着几家内地电台的相继涉足变得明朗开来。现今，我们周围似乎很少有人再闹出以往将“格莱美”视为某种化妆品牌之类的笑话。当然，笔者之所以欣慰，并不在于 “格莱美”自身名气的扩大，而是看到越来越多的乐迷愿意将它作为起点，去接受更多的欧美音乐。

　　或许是出于维护的本意，虽然“格莱美颁奖”常常有一种“老气横秋”的通病，但从DJ的角度而言，我已彻底厌倦年年用所谓的“保守”、“垂老”之类的缺乏新意的词语对它进行种种的声讨和攻击。毕竟在一个历史和文化背景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国家，大多数的乐迷还没有达到能够将外来音乐当作听一遍看一遍就弃之一旁的所谓快餐文化的地步。在接触条件非常有限的情形下，我们需要的是客观的见解，顺势的引导。记得去年，某乐评人曾引用英国人对“格莱美”的一句描述“它是唱片界的一大笑话”，来表达自己对这一美国音乐界的最高荣誉的嘲讽。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唱片界的玩笑”，恐怕我们内地的乐评人再有何等能耐也难以在顷刻之间让如此多的乐迷真正了解桑塔纳(Santana)这一驰骋歌坛几十年的经典乐队吧！

　　如同内地的春节晚会一样，虽然年年饱受非议，但依然不可或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品牌意识。作为一项有着严格筛选制度，并有专业人士共同评选产生的奖项，格莱美的举足轻重也许就在于它的面面俱到和四平八稳。偶像与实力、前卫与正统两者兼顾是它保持权威性的重要依据。我们既无法要求“格莱美”过多讲求MTV音乐奖的前卫和时尚，也不可能驱使它像美国音乐奖那样偏重于唱片的销量和商业价值，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乐坛的三大奖项就毫无存在的价值。或许正因为这三大奖项的相互依托和支撑，“格莱美”的特点才真正有所体现。

　　如果说2000年的格莱美奖是拉丁艺人雄霸一方，那么北京时间2月22日中午结束的43届格莱美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备受争议的白人说唱乐手阿姆(Eminem)与老牌艺人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的携手合作。如同当年摇滚乐队U2的核心人物波诺(Bono)与素来标榜正统的传奇艺人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在颁奖台上首度握手言和一样，小字辈的狂人阿姆与埃尔顿-约翰同台献艺无论是对于美国音乐界来说，还是全球乐迷来说都是意义深远，它预示着长期以来不登大雅之堂的Hip-hop文化开始受到关注和承认，正如美国录音艺术和科学协会主席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e)所说的那样：“2000年是颇具争议性的Hip-hop音乐大行其道的一年，此刻我们站在领奖台上不是来维护和批驳这些作品渲染的观点，而是觉得争议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推动社会的进步。”笔者以为，一个奖项如果总是完美无缺，缺乏焦点，这将会成为它最大的悲哀；另外，作为今年新增设的一个奖项，最佳美国土著民族音乐专辑奖的首度颁发，从真正意义上体现“格莱美”对音乐风格的包容性正在逐日增强。从最初区区28个奖项到如今的100个奖项，虽然难以彻底跳出其正统保守的桎梏，但它发展的神速，却是显而易见的。

　　热热闹闹的43届颁奖典礼已经曲终人散。当有人还在为乐坛大姐大麦当娜(Madonna)未能如愿以偿登上年度最佳女歌手感到愤愤不平时，笔者似乎发现，格莱美对非美国本土艺人的排斥正在大大削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爱尔兰U2乐队、英国的“电台司令”(Radiohead)和梅西-格雷(Macy Gray)技惊四座中略见一斑，但就倚重的音乐类型而言，主流正统依然是“格莱美”捍卫的领地，U2的歌曲“美丽的一天”(Beautiful Day)和70年代老牌爵士摇滚乐队斯蒂利-丹(Steely Dan)睽违已久的专辑《协力抗争》(Two Against Nature)意外成为最大赢家便是最好的例证。虽然这些作品也试图尝试当今时尚音乐讲求的前卫元素，但比起“电台司令”的《复制人A》、玛多娜的《音乐》(Music)、摩比(Moby)和贝克(Beck)等人的作品显然要逊色一些。看来欧式摇滚乐和电子乐要真正占据美国本土市场，其道路绝非平坦。如果“格莱美”真要以牺牲前卫、压制新人为代价，来赢得它的尊严，从长远来看，可能有些得不偿失，毕竟权威除了发扬光大，也不能忘记推陈出新。衷心希望“格莱美”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顽固不化，随着新鲜血液不断注入，不出几年，您会看到更多阿姆式的艺人出现在它的颁奖舞台上。(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