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奇：除了演奏出色，你还有两件事情闻名遐迩：一件事情是你拥有非同寻常的据称是心理联觉(synaesthesia)的能力——在颜色中聆听，另一件事情是你与狼的关系。我们先来谈谈这种联觉能力。你是如何意识到你有这种能力的呢？
格里莫：那是在我11岁的时候，我正在弹巴赫《平均律键盘曲集》第一卷的升F大调，我突然感觉到某种非常明亮的东西，在红色和橙色之间，非常温暖非常清晰；一种几乎是
无形的着色剂，更像是在录音控制室里，要是把声音的形象投影到屏幕上，你会看到的东西。但就像数字对我来说总是有各种颜色一样：2是黄色，4是红色，5是绿色，我总是发现音乐也有这种唤起能力。我并不认为这与众不同。颜色的概念比颜色本身更多些。某些篇章总是向我投射出某种特别的颜色世界。有时候它是音调的产物——C小调是黑色，D小调也是，一直以来距离我最近、最激动人心、也最动人的颜色，是蓝色。
丘奇：你能把它和唱片上的作品联系起来吗？
格里莫：合唱幻想曲(Choral Fantasy)是一个黑色、绿色、红色和黄色的螺旋；“暴风雨”奏鸣曲毫无疑问是黑色和蓝色；科里利亚诺大部分是红色；《信经》专辑则是黑色与绿色交替。
丘奇：好，一张颜色编码过的CD。但这种音乐性的原理是什么呢？它是谁的想法？
格里莫：这种想法完全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曾拒绝引起关注的演奏会，只是因为曲目要求不能引起我的共鸣。因此，我很高兴也很感激DG公司对我赋予这样的信任，让我继续做这张看来很奇异的唱片。但对我而言，这都是以普世主义说为基础的，普世主义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精粹，尤其像理想主义的诗人诺法利斯(Novalis)所表达的。
丘奇：你是如何构建这张唱片的曲目的？
格里莫：重头戏是贝多芬的《合唱幻想曲》。我曾被要求弹这个曲子，还有他的第四协奏曲和其他一些曲子，以贝多芬首次公演的方式对这个原创曲目进行一次再创造，我勉勉强强学会了它。但在这个过程中，它恰恰加深了对我的影响，有一次我对它考虑不周，我便为这种内疚所深深困扰。尽管它又棘手又笨拙，但它的精神，它对人类普罗米修斯式的斗争的反映，都如此振奋人心、出类拔萃并且令人感动——我觉得自己欠它一些改过自新。
丘奇：接下来是什么呢？
格里莫：问题在于，我得拿什么去平衡那个作品？贝多芬的协奏曲是显然之选，但我并不热衷于把它们合在一起。我必须找到某种能作为另一方的东西，于是我把这个计划放到一边，直到有什么事情发生，总是会发生点什么事的。最后发生的事情是，当我和柏林的阿沃·帕特(Arvo Part)讨论他是否有可能为我写一支钢琴协奏曲时，他开始拽出各种乐谱，并把《信经》放到了我手里。他是以巴赫的一支前奏曲为基础的，这立刻激起了我的兴趣，对我来说巴赫的音乐是一片神圣的土地，所有后来的音乐都立于其上。我也曾为乐谱里的黑色篇章而不知所措，那些地方演奏者们可以自由地即兴发挥。后来我意识到它们当中有很多是可以和那一节一起处理的：必须得有一种矩阵(matrix)。这一节象征着混乱，但它显然不能被混乱地发挥。它必须得有一种数学的模式，一个框架体系。
丘奇：你已经把这张唱片变成了某种预言。我觉得听起来就好像你已经对它作了追忆地改写。
格里莫：我不会这么说。我只是想要自由表现，又不隐藏作品的预言。
丘奇：那预言又是什么？
格里莫：对任何意识形态、国家或者宗教的盲目顺从都是邪恶的，最终是破坏性的。这正是这种联合这个合唱幻想曲所一直等待的。
丘奇：那么，接下来是什么？
格里莫：这两部作品向我暗示了德国浪漫主义关于“一”(oneness)的概念，事物通过它们的神圣而具有连通性。考虑到这一点，我决定加入“暴风雨”奏鸣曲。
丘奇：为什么呢？是因为和帕特的曲子一样，它也是关于驯服狂暴的吗？
格里莫：你已经碰到它了。消极本能被容忍与和解超越了。这是第一曲目的音乐曾经写过的，结果，当前的感觉非常棒。
丘奇：那科里利亚诺来自何处呢？它很吸引人，但我觉得它听起来像一支练习曲。
格里莫：对，在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的时候它曾经是一支练习曲。但是真正抓住我的，是开头部分，当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的主题部分进入之后，那个部分令双手缠绕。突然之间，它就和帕特的《信经》一样神秘。这是另一个变奏，以过去最伟大的一位作曲家的作品为基础，由一位活着的作曲家创作了出来。同时，这也是万物是一这一思想的体现。
丘奇：最开始是什么令你爱上了钢琴？
格里莫：孩提时代，我有着大量的剩余精力。我父母认为那只是身体的能量，但它其实是精神和感情的能量。现在人们讨论注意力分散无章的孩子，我那时候正好相反——我是注意力过于集中。我父母试图从多方面来引导我，但音乐俘获了我。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没有底的深渊，我永远也不会停止我的探索。
丘奇：不是一座山峦？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类比！
格里莫：不，这和我的童年是协调的。当我还非常小的时候，我习惯于闭紧眼皮睡觉，我闭得如此之紧，以至于我会有一个奇怪的颜色层，和对于大(vastness)的强烈感受。因此，对我而言，那些时刻构成了一个充满了颜色和差异性的虚空，我非常喜爱越过边缘进入其中。当我开始演奏音乐的时候，我有同样的感受。
丘奇：你是怎么和狼牵连上的呢？
格里莫：我遇见的第一头狼是在佛罗里达。半夜的时候，我正遛着朋友的狗，然后我就看见了这对剪影，一个男人和一只显然是犬科却不是狗的动物。我们说了会儿话。这只动物显然对我很感兴趣，尽管它极为害羞。一个月以后我们又遇到过一次，那时候她已经开始为我打滚儿了。正是她分泌的气味激起了我的兴趣，正是那种神秘之感，你遇到一个被人类统治网络所俘获的自由灵魂。
丘奇：作为一位终生叛逆者，你认同她吗？
格里莫：不是自觉地啊(笑)。谁知道呢？也许是一种同情。但我开始定期看她，我开始学习了解狼类。一件事情带向另一件，很像我和音乐的关系，开始是一种激情，后来变成了一种使命，带来一种不可抗拒的责任负担。
丘奇：为什么狼如此重要呢？
格里莫：狼集中体现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各种挑战，并因此是进一步保护努力的根本。狼在环境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是其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工程师，在北半球的多数地方都是如此。为了有所改变，现在我正致力于在纽约我家附近开展一项计划：建立一所有狼在其中生活的教育中心，让一群群的孩子们来了解狼以及环境。教育是使之得以长久保存的惟一希望，和古典音乐一样，保存的最好方法是让它深入到儿童那里。我们欠他们那一片尽可能完整的荒野，因为那会对后代的生活质量产生巨大的影响。人类的健康和安宁，有赖于我们是否能当好地球的服务员。
丘奇：听起来你好像已经创建了自己的团体。现在你觉得法国如何？
格里莫：我仍然是法国公民，但我从未觉得自己首先是法国人。我的家族起源是多种多样的：意大利、科西嘉、德国的和北非的都有。不知何故，每次我回到普罗旺斯的艾克斯的时候，都不觉得像是回家。另外，在德国的时候，有德国的音乐节目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像在家里。我搬到美国，我来自何处或者我属于何处，都不再折磨我了。现在我觉得我可以搬到任何地方，它再也不要紧了。
丘奇：你曾经说过，遇到玛尔塔·阿格里奇让你觉得自己在音乐方面不那么像一名天外来客了。
格里莫：的确如此。在巴黎音乐学院，我们经常使用阿尔弗雷德·科尔托(Alfred Cortot)的教学版本，这些版本有非常严格明确的指法和踏法标记，但我觉得这些都和我无关。我根据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厅、弹什么样的钢琴来改变我的指法，我的持续音是靠原声来维持。这些科尔托版本简直就是难点集萃，是脱离联系以单调的、手术式的方法来处理难点。我觉得那很荒谬。就好像一匹被障碍所迷惑的马，在跳跃的时候僵住了：那样你会制造出新问题。你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类音乐问题上：这一节乐曲来自何处？它意味着什么？它去往何方？当我遇见阿格里奇的时候，我发现她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某些事情。我觉得自己解放了。●迈克尔·丘奇／赵燕灵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