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为了帮助最悲惨的人，不是为了救助最污秽不堪的境遇，不是为了复原已经迷失的心灵，音乐为什么要存在呢？音乐家并不重要，音乐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那位聆听者和升起的星星，在他悲哀的苍穹里，无法预料也无法想像；只是他严寒中的温暖；只是那熟悉而狂暴的绝望之海里新奇的希望。爱就在那里。不在给予的人那里，也不在接受的人那里，甚至不在这两个人之间：它是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所做的交换。音乐就是这种交换；音乐家就是发起人。在他最后的杰作《暴风雨》的结尾，莎士比亚对这种思想做了自己的阐述：
千符魔法师普洛斯帕罗(Prospero)如今被剥夺了“精神”，他为了获得重生而向这个世界辞行，最终获得了解放。他化身为爱的希望；他为所有人提供了一种热烈而超然的平静——在那种阐释着所有存在问题的悲剧性伤感气氛中，这种平静未被驱散，而是得以幸存。不可能不把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贝多芬的D小调奏鸣曲联系起来，因为这两部作品的联系已经被这位作曲家自己指出来了：这场暴风雨是激情的天气，一种英勇和沉思的激情，在一场彻底的心灵启示中达到了顶点。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心灵并未与展现它的精神相分离。因此，贝多芬的“暴风雨”中的精神呼吸与他的合唱幻想曲和阿沃·帕特的《信经》产生了共鸣：幻想曲的主题庆贺着光的降临；《信经》的主题则是救赎信仰。但在更深的层次上，这些作品要表达的，并不像其阐释所表达和灌输的，是一个有着超越所有时段内涵的、哲学的或者宗教的预言。我们正在门口——音乐就是那把钥匙。所有生命中都有一种存在，一时还不明显，但会逐渐显现。每个生命都得靠转移其意识重心来转变和修复自己，不再朝内转向自己，而是朝外转向永恒。这样，永恒就可以从这个生命开始了。要拥有永恒之感，不是把“恒一”(Eternal One)置于世界之上，而是要置身于另一个现实中，首先要崇奉爱的另一状态，让转换了的快乐成为首要者。因此，贝多芬抓住了莎士比亚伸出的手，科里利亚诺的贝多芬——在他以著名的第七交响乐的小快板为基础而作的固定音型幻想曲中(Fantasia on an Ostinato)——当帕特奏响一支巴赫前奏曲时，它们全都被一种共同的热情联接起来了。音乐的问题也许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答案不是在追忆过去，而是在创造未来。这个乐章朝向宇宙，朝向一个可能调和所有反对意见的点——我是否能通过这张唱片让它被听见呢？我试过要决定它的节奏。它曾是……——我现在知道了——它就是我生命的不变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