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先锋写作”和“纯文学”的形式冲动，90年代“欲望叙事”、“身体写作”的轮番表演，如今文坛再次将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放到了价值判断的天平上。尽管在青年批评家的理论视野中依然沿用了近年来惯常使用的某些概念，但他们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一个新的文学价值确认时代的来临。
现实主义究竟死了没有？我们看到的文坛现状是两个极端：一端是所谓“精品力作
”和文学大奖不断推出；另一端是商业机构运作的热卖图书和“纯文学”叫卖不断上演。这两个极端的热闹就像两个巨大的磨盘，碾压着那些仍在为人生苦痛和社会进步冥思苦想的作家们的神经。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读者远离了文学，他们已经不再关注这些愈玩愈精致无用的把戏了，甚至连一些专业出身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也坦承自己已经有几年不读小说了。这种状况热热闹闹尴尴尬尬地存在，至少让相当数量的学者和作家们产生过困惑。这是近年来文学界出现价值认同危机的一个写照，也是相对主义思潮盛行的一枚苦果。
前些日子，首都师大文艺学学科先后召开了两次“文艺学学科反思”会议，提出文艺学研究对象的“扩容”问题，有些学者要把文艺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日常生活”，比如去研究广告、美容、美发、模特走步、街心花园、高尔夫球场、城市规划、网吧、迪厅、房屋装修、美女图，提出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研究置换传统文艺学研究对象。有的人走得更远，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在消费主义时代，那种带有精神超越的美学已经过时了，审美就是欲望的满足，就是感官的享乐，就是高潮的激动，就是眼球的美学等等。他们的理由是，文学即将终结，文艺学即将失去研究的对象。今天的中国是个什么时代，究竟有多少人口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姑且不论，我想说的是，文学一旦“导向”到、纯粹到与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感受无关，它的边缘化命运就无可逃避。
文学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但有一点不能改变：文学是人类认识把握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这种认识是通过形象情感的审美来实现的。无论是西方的柏拉图、康德，还是中国的庄、屈、李、杜，他们都把美看作是超验性的，是对人生的一种终极关怀，带有宗教的意味，它作用于人类的精神而不是作用于人的欲望。这是我们衡量审美的一条底线。那种认为今天的文学活动与商业活动社交活动已没有什么区别的说法，那种认为美已经不具有艺术本性的说法，那种把文学视为文字游戏或叙述技巧的说法，那种认为任何意义都不过是一种表述的说法，无论怎样主义怎样新潮，都不过是泡沫而已。
现实何以重新“主义”？写下这个问题时我就明白我在做一项力所难及的工作。“何以”的意思是，既要说为什么，也要说凭什么，确实难为人。但我还是抛出引玉之砖，就教于那些思考真问题的方家。
我认为现实重新“主义”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必然选择，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
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进步是文学摆脱不掉的历史使命。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要求，就会有什么样的美学形式。现实主义的核心追求是人的现代性，是追求人的价值尊严全面实现，是提升人的精神而不是刺激人的欲望，这就决定了它在内容上的理性色彩和手法上的写实风格。它是严肃的而不是游戏的，它是批判的而不是消遣的，它是画人的而不是画鬼的，所以，它在艺术上的难度绝不在任何形式之下。人是环境的动物文化的动物，文学自然也是环境的产物文化的产物。中国不可能隔绝于人类文明的历史阶梯之外，文学进步也不可能超越于发展规律之外，这是现实主义不死的最深刻的民族背景。
期待现实重新“主义”，并非排斥其他创作方法，也不是谋求现实主义的惟我独尊，只是要求它回到正常的评价体系中来。写小说可以是任何主义，也可以是没有主义。它可以是“先锋”的，但最好有内容与之相合，倘若没有当今人类最前沿的思想发现，不能用人类文明的成果照亮时代生活，那么所有的绕前捧后不过是“玩花活”，是杂耍。它可以是“个人”的，但最好是个人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验与发现，而不是个人隐私的叫卖，脱光衣服跑到大街上吸引别人的眼球。它可以是“大众”的，但最好是站在大众的整体立场来观察世俗表达人性，而不是追随时尚赞美平庸取消精神。它可以是“小众”的，但最好是在小圏子里互相欣赏，形影相吊，不要浪费公共资源。它可以是“苦难”的，但最好是真实具体的精神困境，而不是绕开历史社会内容去玄思遐想，更不是逃避“宏大叙事”和“公共领域”，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嘀嘀咕咕。它可以是“后现代”的，但最好有对人类前途的焦虑与瞻望，而不是对尚有人在为温饱挣扎、现代文明空气还很稀薄的现实视而不见，装出一副前卫的样子为所谓的文学史写作。作家是靠作品的生命力存在的，一个没有能力把握认识自己所处时代的作家，无论名头怎样响亮也是难以为继的；作品是靠思想洞察力和艺术感染力存在的，一部只见形式不见形象的小说，无论怎样主义同样难以为继。
（注：曹征路是深圳大学教授，中篇小说《那儿》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