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

末代皇

英雄

非诚勿扰

　　当轰轰烈烈的改革车轮迈过第30个年头，文化领域的改革没有比电影更引人瞩目的了。从浓厚的思想教育性到走向娱乐化、商业化、产业化，中国的电影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从打破荧屏初吻禁忌的《庐山恋》，到代表新时期电影创作的新篇章《红高粱》，似乎没有其他艺术形式像电影这样，润物无声地推动着中华大地的思想解冻，见证着时代的伟大变迁。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的寂寥冷落到2002年中国大片《英雄(
)》的横空出世，中国电影在艰难跋涉中走向产业化。翻开一页页电影历史的长卷，回顾30年来中国电影产业从无到有的历程，中国电影30年，不是电影人一两句感慨了得！

　　每天上演“买票大战”

　　1976年，现任中影第一制片公司总经理的曹彪转业后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回到自己从小长大的北影厂大院，干起了父辈人从事的电影事业，虽然60元的工资并不高，但曹彪干劲十足。一方面是北影厂的优势地位，“文革”前全国电影年产量平均在50部以内，而北影厂每年就能出品10到12部；更重要的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1982年、1983年前后，是中国电影创作、生产的高潮期，这个中国电影人新老交替的时期，电影伴随并催生着思想的解禁。电影工作者从之前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无不充满创作的激情。曹彪清楚地记得，1979年末电影局的电影创作会议， “第三代”和“第四代”电影人聚在一起都很高兴。后来这种全国性的导演交流会在上世纪80年代每年都要开一次，一个是能够看到很多国产新片，另一个是大家可以交流，还可以看到一些很难看到的片子，比如李行、白景瑞拍的一些琼瑶(blog)片，还有不少外国片，真是开阔视野。

　　“第三代”导演李俊拍出了影片《归心似箭》，同时还有一些老导演创作出很有分量的作品。虽然很多电影厂有点“青黄不接”，但年轻一代也有片子出来了。1979年，《小花》、《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等影片已经拍摄完成，大家都很兴奋。

　　1979年，电影创作进入一个“狂飙突进”的时期，那一年一下子冒出了相当多的年轻导演，大家都在尝试着创新。压抑已久的创作激情迸发出来，观众观影的热潮也一浪高过一浪。曹彪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人们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看电影就成为文化生活的主食。人多场少，买电影票就造成紧张气氛，排队的人都怕买不着票，插队买票现象就时有发生，甚至从队伍头上爬过去插到前面，在很多地方都上演过“买票大战”。

　　演职人员工资实现三级跳

　　随着改革政策的落实，电影的创作生产冰冻融化，甚至连“文革”前拍的“参考片”都拿出来放了。但拍片还是在计划经济下进行，演职人员工资谈不上片酬制度，但后来改革速度也很快。曹彪说，从他参加工作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之间，每次出外景，演职人员都要自己掏粮票，每天再交3到5毛钱的伙食费。如果出了北京，厂里会按照级别不同报销“床板费”，每人5块到15块不等。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带队去外地拍戏住过2块7一天的招待所。后来这个价格就5块、8块、十几块的迅速变化着，甚至很快达到了二十几块。所以谈起在陕北拍摄《彭大将军》找到每天6块的部队营房时，曹彪还颇为得意。

　　“也是从那时候起，晚上拍夜戏超过10点，就会每人发3毛钱的‘夜点费’。”据有的演员回忆，为了得到这3毛钱，有时候一些年轻人会故意拖延时间。去野外或者高原拍戏，再加上一天5毛的补贴，说起这些，曹彪都很满足，“因为1986年、1987年前，演职人员工资还都是‘文革’前定的，能上100元的都是处级以上，北影厂厂长工资才180元”。

　　很快，曹彪的工资从60元到78元，再到1985年左右的上百元，上世纪80年代末就翻了倍，达到了400多元，到了1995年就上千了。当时感觉工资每年都在变，一下提高了不少。

　　曹彪认为，上世纪80年代末，合拍片的大量出现、第五代导演竞相成熟、明星制的出现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着原有的电影格局，尤其是酬金制的出现、创作者关系的变化，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电影的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下，剧组使用摄影机和胶片都是记账，按照电影企业内部价格核算。曹彪说，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一部电影设置成本都在三五十万，超过100万的极少见。伴随着工资制度的改革，中国电影也真正出现了划时代性的变化。即第五代导演的成熟，1988年初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从西柏林电影节上捧回“金熊” 的情景很多人还印象深刻。那部改变了中国观众审美习惯的全新风格的影片，也是中国内地电影人第一次登上世界三大电影节的最高领奖台。此后数年间，以第五代为主流的中国电影人频繁在柏林、威尼斯和戛纳斩金夺银。其中尤以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戛纳电影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在威尼斯电影节这两次登顶最为风光。此外，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菊豆(
)》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曾先后获得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提名，也是中国电影第五代在国际影坛上的一个亮点。

　　中国电影第五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们毕业于中国电影百废待兴、人才断代而全社会又思想十分解放的时刻，所以很快就等来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以创新前卫的观念驾驭电影创作，很快就登上了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

　　中外合拍从《马可·波罗》开始

　　上世纪90年代，电影格局的发展可以说是纵横捭阖，电影从政治宣传的工具变成文化商品进入市场。产、供、销开始有机结合，合拍片和民营发行开始浮出水面。实际上，中外最早的合拍片始于1979年，当意大利方面带着他们的《马可·波罗》拍摄计划来到中国，国内还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对接的机构。经当时的中央领导批准，才成立了一个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

　　以元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事迹为题材的电视电影《马可·波罗》，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中外合拍片。据说，当时到意大利去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和意大利总理交谈时，对方开口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剧组正在你们中国拍戏，请多关照。因为两国高层的重视，所以《马可·波罗》的拍摄非常顺利，这部多集电视电影拍了5年，在中国放映的是电影版。《马可·波罗》后来获得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

　　《马可·波罗》成功以后，意大利电影人和资金开始对中国情有独钟，但又不知该拍什么。据《末代皇帝》的一位中方人员徐春青回忆，当时外文出版局刚刚出版了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身》(英文名《从皇帝到平民》)，在外文出版局工作的徐春青就把这本书介绍给了意大利朋友。结果中国末代皇帝的传奇人生迷倒一大片意大利电影人。曾在《马可·波罗》剧组里任制片主任的马里奥，成了《末代皇帝》剧组的总制片人，意大利电影大师贝托鲁奇则受邀担任了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