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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编剧:操的是卖白粉的心 拿的是卖白菜的钱

  刚凭《潜伏》拿到金鹰节视帝的孙红雷说了句良心话:“《潜伏》这部戏不火,肯定是演员的问题,因为剧本太好了。”

  但中国的电视编剧们,至今未能获到他们应有的地位——拿钱不多,没话语权,还常常受欺。

  前不久,“锐计划——青年编剧联盟”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名编剧王宛平、顾小白、苏小卫等一同出席。

  中国编剧的生存状态,这或许并不被更多人关注。因为比之明星,他们一直缺少话题和新闻。

  本报记者通过多日采访,力图部分呈现这群人的生存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娱乐圈的弱势群体。这与他们本身的价值,引成了带有荒诞色彩的落差……

  编剧困境之一

  挣钱的只是少数

  一集挣15万的,有,但凤毛麟角

  一集拿三四千的,多如牛毛

  通常,制作一部电视剧本,编剧和投资方一般要经历:谈构思→列分集大纲→订合同→获取定金→写剧本→后期修改→再拿部分定金→跟组拍摄→获得全部报酬这一过程。

  美国编剧工会规定编剧每写一部剧本的最低酬劳是35079美元。当然,名编剧拿的要比这高得多——无论他们写出的剧本有没有人拍。相比之前,国内一线编剧目前最高能拿到15万元一集,有的甚至更高。而众多的编剧枪手,稿酬是一集三、四千元左右。

  海外影视剧的剧本一般占总投资比例的10%-20%,但在国内,编剧收入能达到总投资5%的都不多,因为制作费大部分都让演员“侵蚀”了。

  《奋斗》的编剧石康曾在博客中抱怨编剧酬劳太低,而导演赵宝刚透露,石康担任《奋斗》编剧时收入有七八十万元。编剧相对于演员而言,收入算低的。《乡村爱情》的编剧张继说:“编剧的稿酬跟名演员一比,太微不足道了。”王宛平表示,一线编剧拿的稿酬还不如一个二线导演,有的甚至不如三线演员。“这就是国内编剧的现状。如果你的钱花在编剧身上多了,导演和演员怎么办?只能在编剧身上省钱了。当编剧其实很被动,遇到没有市场判断力的投资方,你不仅备受折磨,最后说不定一分钱还拿不到。现在拍戏除了剧本,投资方更看重的是演员和导演,尤其是电视剧,因为他要考虑市场,考虑收视率。虽然大家都说‘编剧为王’,我觉得现在的电视剧还是‘演员为王’。

  编剧困境之二

  地位比较尴尬

  署名,导演想换上自己的名字很容易

  剧本,投资方和导演想咋改就咋改

  几年前一部历史剧,导演拿着编剧于正的剧本找到投资,后来在片头的编剧署名却变成了导演本人,同样,王宛平根据石钟山原著改编的《幸福像花儿一样》因火爆荧屏,引来了原著与改编者谁是功臣的大讨论。而那些枪手级待遇的编剧,尽管他们的加入丰富了大纲的内容,填补了剧本的空洞,但大部分编剧不会在剧本上给枪手署名——如果都署名,那还请枪手干什么?

  相对于收入少的尴尬,最让编剧们无奈的是导演或制片方对剧本的“伤筋动骨”。不论是初出茅庐还是名家大腕,编剧们把剧本交给制片后就失去了对作品的控制权。海岩说,编剧的剧本经常被人肆意修改,编剧连技术工人都不如。王海瓴表示,投资方和导演对剧本总是进行“二度创作”,如果剧作成功,投资方和导演会说这是他们“二度创作”的结果;如果失败,则一切责任都是因为“剧本太烂”,而编剧则无处喊冤。

  编剧困境之三

  取酬相当困难

  不满意肯定不给钱

  拍完了也不一定给钱

  收入低可以忍,没收入也只能忍。因为不公平的霸王条款一开始就让编剧处于被动。最常见的两条:一,剧本质量要达到投资方要求的标准为止;二,剧目不开拍不给编剧后面的酬金。哪怕是一线编剧,也得遵守这些霸王条款。

  一线编剧王宛平最近就曾遭遇了一件尴尬事——“一个年代戏,让我写13集,属于帮忙性质,写了8集,投资方通过了,于是我接着写剩下5集,这5集写完后我却找不到人了,也不知道剧本到底行还是不行,而老板手机总是关机。剧要发行了,才主动联系我,要我提供照片以便做宣传画册。我提起这事,制片人说:‘你的剧本导演那没通过,我们找人改了。’这稿酬的事儿当然也没戏了,因为合同写得很清楚:不合格不满意就不给稿酬。”

  电视版《苏菲日记》的编剧、王宛平的女儿丁丁,两天前也遇到类似的事情:“投资方让我写一个爱情喜剧,写完2稿,投资方打包票说没问题,但电视台不满意,要求改,可若照他们说的改,真的很狗血。丁丁说,如果剧本再通不过,或者投资方换人,自己就只能争取初稿的稿费了。

  好莱坞的编剧罢工给国内编剧最好的启示就是建立编剧团体,或者说是行业工会。但有工会的前提是要有工业。而目前中国影视业完全没有形成工业,工会也就无从谈起。王宛平很期待中国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编剧协会”,好消息是,这样的事情正在进行中:“一个月前,我听王海鸰说最近发起了一个民间组织‘编剧协会’,如果真能成的话,这对国内编剧是件好事。”

  编剧困境之四

  话语权十分有限

  导演、制片人都大包大揽了

  连煤老扳都有权定演员

  在国外,编剧都占有重席,一些名编剧甚至可以自由地对演员、导演进行筛选。而在中国,在任何场合,编剧的地位和作用几乎被全部抹杀。

  王宛平在采访中不断感慨,现在做电视剧编剧比电影编剧难多了,“宁财神跟我说,但凡写过电影剧本的,就再也不想写电视剧本了。”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如今,不少“煤老板”“房地产老板”们也纷纷踏入娱乐圈,“有的要出钱给我们拍电影,条件是要捧某人做主角,或者干脆出高价跟我们抢演员。”北京新影联公司副总经理高军告诉记者。如独有偶,《山楂树》的作者艾米质疑张艺谋影片中“欢欢”扮演者有来历:“这么珍贵的110分钟,却给了‘欢欢’这个次要角色那么多镜头,不知道导演想表现什么。网上有人爆料说这个扮演‘欢欢’的孩子大有来头,导演不仅为她把角色从男孩改成了女孩,还为她加了这么多镜头。”

  而海岩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也提到“现在干别的行业的人都来投资影视剧,比如煤矿老板,房地产商。”王宛平给记者讲了一件事,笑称有些不懂行的煤老板进入影视圈实则为“洗钱”,“我曾遇到一个山西的煤老板,到北京开了一家公司,两年投资3个亿做影视剧,但一个钱也没赚到,一点也无所谓,给员工的工资还挺高的,我怀疑是不是洗钱啊。有钱是好事,但若你不懂行却来投资,真的很可拍,有的直接点名必须谁来演,有时让编剧、导演都很无奈。”

  记者 何佳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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