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际武术节侧记 赵文卓追溯武术与电影源流
第十届香港国际武术节对话：魏君子(微博)
撰稿、摄影：阿蒙
2月25日上午，第十届香港国际武术节于亚洲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过往九届的成功操办，已再次吸引了大批武术同仁到场支持。作为该武术节的形象大使，正在深圳剧组拍戏的赵文卓(微博)早早赶来助威。开场前，场上多名孩童选手积极排练，男孩挥剑翻滚，女孩运筹太极，甚至有几个年龄更小的男童列队出拳，老练而正宗的招式套路让赵文卓目不转睛。
赵文卓讲述心路历程赵文卓：从体大学生到电影明星
赵文卓童年被送往拜师学武，长大后考入北京体育大学武术系，并在此完成四年的专业训练，期间多次参加全国武术竞赛并获奖，但较之其他众多同仁，他无疑多了一段难得的经历：以武术运动员身份投身电影圈，最终成为出色的动作影星。因此，他自然成为讲述电影与武术之间，那种“互相配合、互相影响”的紧密联系的不二人选。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将武术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那只是我父亲的业余爱好，但自八岁被送去学武后，我不但将武术当作爱好，甚至一度到了一天不练武就受不了的地步。”1980年至1990年，不仅是赵文卓习武生涯里最重要的十年，整个国内武术界也曾因《少林寺》掀起的“全民习武”热潮而经历巨大改变，“那时候的武术电影非常之‘武术’，换言之就是强调一招一式，所以我觉得有如武术运动员站在镜头前表演，在动作技法方面是差不多的。”
当时因政策规定，内地武术界以集体形式进行选拔及训练，尖子学成则一路晋升为国家级武术运动员，在国内及海外进行武术表演，乃至参与电影拍摄，李连杰(微博)便是典型例子，但终究是百里挑一。成长于内地，赵文卓自谙此理，直至90年代赴港拍片，方知两地区别之大：“香港很多地方都设立了武馆，且香港人在发展武术方面是偏向于私人性质的，所以在香港，我有不少机会跟不同的武馆人士切磋。”
90 年代初，香港影坛再掀武侠动作片潮流，仍为体大学生的赵文卓被元奎选中拍《方世玉》，自此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深厚的武术功底非但为他的演艺事业铺平道路，也使他得以在短时间里融入行业，不出几年，便在香港影坛赢得名气。对此，赵文卓也有自己的经验之说。“武术对武打表演自然很重要，但两者终究要有所区分，如武术对抗需要在出拳瞬间突出‘爆炸点’打倒对手，但拍戏就要控制，否则当场就将对手打住院了，还有就是动作场面往往不止拍一条，因此在危险场面的演出上不能像武术表演那样一次过，而是要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防止受伤。”
但这并不意味赵文卓无法在银幕上发挥他的武打风格，反而经摸索后，在芸芸动作演员中确立了自身特质。“无论武术界还是动作演员，我都属于身材比较高的，所以身手强调放 长击远、大开大合，因此动作便显得比较‘大’，整体来说是比较偏北派的，速度不快，但比较柔美有力。”此外，有正统武术经验打底，也让赵文卓更好地完成他人设计的动作场面，“虽然我合作过的不少导演都出身梨园行，但他们往往知道‘套招’对动作设计的重要性，因为‘套招’原理就是从武术里脱出来的，如果没有武学基础，很多时候可能都套不下去，更别说打得好看了。”
身为本届香港国际武术节形象大使，如今的赵文卓无疑为所有到场者提供了一个典范：武术既能助推个人的电影事业，电影亦会将每人的武术特质及思想推广开来。“现代的老百姓如何去发掘武术的优势和特色呢？当然就是靠电影，因为电影能反反复复地看，而且一旦百姓喜欢上这个武打明星，就会一直追看他们每一部武打片，耳濡目染，自然就对武术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赵文卓此言，可以对应数年前身为南派洪拳代表人物的刘家良接受采访时的一句：“香港没有地方，开武馆要地方很大，而且开了现在也没人学拳了。”但不久后，《叶问》便轰动卖座，许多观众更因此登门拜师学习咏春，可见电影对武术依然有积极意义——毕竟，光影银幕作为娱乐大众的最佳渠道之一，带给民众在视觉、理论及思想方面的影响直接而深远，武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亦正适合借“寓教于乐”之手段达到普及百姓的目的，继而调动起他们对武学的兴趣，由此形成新的群体行动，而香港国际武术节正是弘扬武术文化的重要渠道。
图中左一为香港国际武术节创办者兼组委会主任张万强张万强：武术节推手迈步前行
开幕式尚未开始，会场两边的观礼台就坐满了数以千记计观众，横幅、标语遍布四周，诸如学会、武馆、武校、艺术中心等团体纷纷打出旗号，如此活力充沛而激情四射之景象令人振奋之余，也为创办者兼大会组委会主任张万强传递了一个事实：香港国际武术节经历十年发展，参与人数已从首届的1200人跃至今日的近万人！
此外，本届武术节除较往年吸引更多来自国内各省市的武术队，更有俄罗斯、新加坡、保加利亚、荷兰、印尼等国派来的武术同仁，而规模最大的海外团队参与者更达五十余人，比起当年的十多人，可谓飞跃。
对此，张万强固然欣喜，但在他看来，发展这类面向国际的公众活动，更有助推动香港的经济及文化产业。“这次武术节得以让上万人来参加，对香港旅游业而言无疑 是一个良机，因香港本身就是国际大都会，若有更多机会借助这样一个平台聚集众多人士参与，则一方面除为武术交流活动带来突破，更因参与者的衣食住行为香港 经济带来更多收益，因此创办操作武术节，在我眼里也是一次双赢局面。”
对话香港武术联会创会人及香港精武武术会主席卢伟强卢伟强：亲历香港武术半世纪
开幕式结束后，各类武术比赛相继展开，不用多久，几块赛场地便被或表演或排练的参赛者占满——这边是大批年龄只有几岁的孩子挥拳踢腿，那边是多名已年入古稀的老者施展太极招法，现场每一处可用空间，都充斥身穿各门派练功服的男女老少的练武身影。
比赛进行之时，身为香港武术联会创会人及香港精武武术会主席的卢伟强一直在细心观看，更不时为某个精彩的动作套路驻足欣赏，他虽已在武术界打滚半世纪，迄今却热情未退。
控制——政府监管武术门派
提及卢伟强的“武事”，实应追溯至1952年——当时，香港武术界恰如《叶问2》所演绎般，“谁批准你教拳的？你知不知道规矩？”之问此起彼伏，而该现象非但存在于本地与外来武者之间，更存在于政府与武者之间！
“50 年代我刚投身武术界不久，那时开武馆必须向香港政府注册拿牌照，因为港府觉得练武的人会搞黑社会甚至打架斗殴，所以要‘控制’武者，而最合理的方法就是通过登记方式摸清他们的身份，后来，港府还要求武馆将所有馆内武器登记，否则你拿着一把练武用的大刀在街上走，警察会认为你要去打架，抓你起来都可能。”
矛盾——拳脚解决门派纷争
在卢伟强记忆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武术界的发展尤为艰难：百姓存有偏见，正规体育活动为零，学武者多因惧怕遭人欺负而拜师防身，武馆间更因“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之心致踢馆打擂甚至集体斗殴现象频发，乃至于1954年发生“太极派”与“白鹤派”因结怨公开比武之事！
“当时打擂的现象是此起彼伏的，每个门派的师傅都想在武术界里称第一，加上当时香港武术界根本没有比赛一说，所以造成门派间闹矛盾就要打擂解决。非但如此，香港政府其实也在‘助推’这种现象，因为当时他们还觉得学武之人都是莽夫，有可能在香港造成社会安全问题，但那些合法注册的团体他们又没有帽子可扣，所以看见两派武者闹矛盾的时候，就放任他们斗，然后就有理由可以控制他们了。”
分裂——武术界为政治“左右”
“交流技艺、切磋无德、商讨发展”已成为如今香港国际武术节的核心题旨，而这亦与当年卢伟强成立数家武术学会的目的不谋而合，但殊不知，此番融合与交流的景象，却是在当日的挫败、打击乃至隔绝下发展而来。
“到了七十年代，香港的武术门派越来越多，但从来没真正团结过，甚至连政治因素都能割裂同仁交流。记得1974年我参与成立香港武术健身学会，目的是在于团结香港习武人士，共同发扬中国武术。但我们因为立场比较偏向国内，所以被人称为‘左派’，而与台湾当局关系好的‘右派’也在香港成立了两个武术机构，一个是国术总会，还有一个叫‘香港中华国际武术联盟’，台湾当局每年都给他们拨款，让他们在香港举行国际级比赛，我们曾多次想与右派拳会接触交流，但都被他们拒绝了。”
团结——亚运成就全新局面
但各种负面因素的阻滞并未终止卢伟强对团结武术界人士的坚持，尤其为迎来今日汇聚一堂、共同献技的局面，多年来他付出了无数努力。“1987年我们成立了香港武术联合会，在此之前香港还没有这样的机构，结果国家体委就透过香港新华社，提议让我们搞一个，从而将‘分裂’扭转为‘团结’。”
若说“香港武术联合会”的成立标志武术界走向新的发展，1990年的北京亚运，则非但象征香港爱国武术人士的成就，更为武术在香港赢得正面认同创出新局面，而当时率香港武术队北上参赛的领队，正是卢伟强本人。
“北京亚运是我们香港武术界第一次走上亚洲舞台，之前香港媒体并不知道原来武术是可以登上这么大的舞台的体育项目，所以我们从训练到出发，他们一直很关注，不断采访和做直播。结果香港拿到一银两铜，影响非常大，我们回港后，发现很多人百姓都因观看了我们的武术表演而拥有了一种认同感：原来武术是真正的体育活动，不是那种黑社会的暴力行为和打打杀杀！所以，我至今还认为亚运会是一个契机，令香港对武术界改变了长达四十年的观念。”
发展——由活动演变为运动
亚运之后，香港武术界完成了一大过渡，继而走向新的阶段。不过，由于在协会规模、发动条件等环节的限制，武术在其后数年并未迎来更大程度的飞跃。
直至2003年，香港国际武术节以“民办”形式举行，终让更多同仁纷纷在此舞台上进行更多元的武术赛事及学术交流活动。此时，距卢伟强口中的1952年已过去足足半世纪，身为香港武术文化变迁的见证人及“活字典”，卢伟强可谓经历武术从个人(开设武馆)到活动(参加比赛)，再到运动(举办国际竞赛)的三大转变全程！
“从40年代后期成立‘工人体育会’开始，直到40年后我们才真正有机会让社会认同武术文化，但我们并不满足于此，所以就去操办推动武术节。2003年第一届举办的时候，其实我们相当辛苦和艰难，因为一开始人不多，外国人更少，但十年之后，外国参赛者已经越来越多，所以我认为这是平台的发展，也为我们推动武术的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前景。”
卢伟强之言，既浓缩香港武术界半世纪的变迁，亦道出武术与社会发展的关联，更从中窥知未来武术文化的路向：与日俱进，立足改革，探索创新。(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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