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第六代导演票房战：猛虎出山还是昙花一现
管虎
撰文/ 巩晓莉 丁杰静 编辑/ 丁杰静
都说第六代导演从曾经的“不食人间烟火”，终于落地人间进入了2012年的电影票房大战：管虎的《杀生》，宁浩(微博)的《黄金大劫案》，王全安的《白鹿原》，娄烨的《浮城谜事》，张杨的《飞越老人院》……都将在近期乃至年内进军院线，再加上贾樟柯(微博)筹备多年的第一部“贾樟柯式的商业片”《在清朝》也大约在今年完成拍摄。号角正式吹响，又能否打出漂亮一仗？那些在国际电影节上俘获的大小奖项，是抹不去的“小众标志”还是也能转化为票房号召力？第六代导演的票房战，究竟是收复失地的猛虎出山，还是动能不足的昙花一现？
第六代导演，
他们为何都曾爱拍艺术片？
无论是贾樟柯镜头下小城里游手好闲的青年(《小武》1997年)，还是如章明的镜头下，一个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却日复一日看不到前途的青年(《巫山云雨》1996年)，也或者是像管虎《头发乱了》(1992年)、张元(微博)的《北京杂种》(1993年)中游离在城市之外的边缘群体，在他们的镜头下，剔除了老人和孩子，几乎清一色地集中关注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既有城市里的原住民和极度意识流的文艺青年，也有城乡结合部的苦逼吊丝，而每个人透露的无不都是面对时代巨变时的不知所措，抓不住，或不甘同流，只能瞪起迷茫的眼睛假装冷眼旁观。
“我愿意做一个目击者，和摄像机站在一起，观看眼前的一切”，贾樟柯就曾这样描述当时的自己，作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一员，他无意中给出了整个集体的解读。也正如知名影评人妖灵妖对第六代导演贡献的总结，“他们带来真正的‘城市电影’，更注重个人经验的表达，探讨个体价值与城市关系的表述，这是他们的重要特色。”
青春的理想、生存、愤怒、迷茫、无助，正好遭遇了外面世界的飞速变革，“中国变成了一个概念，一个无法被限定的新的空间，一个存在着剧烈变动、与西方越来越相似的城市，存在着摇滚、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的中国……”学者张颐武这样描述第六代导演所身处的环境。现实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全中国都陷入一种迷茫。正是在这样的迷茫之中，第六代导演交出了自己的影像答卷。
好在他们这种真实的成长记录，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认同，国外的各大电影节成为他们聊以停靠的站台。随后的2004年，相关部门的一句话更让他们剥离了“地下”和“独立”的标签，国内13亿观众就像一个期待已久的港湾，迎面抱来。
两年后，张元借着《看上去很美》，把积压在胸中对归宿感和被认同感的期盼大声喊出来——剧中方枪枪小朋友向幼儿园老师大吼“我操你妈”。期间，贾樟柯的《世界》《三峡好人》《24城记》，王小帅的《青红》《左右》，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纷纷通过电影审查，部分还走进了国内院线。尴尬的是，影展的风光与影院的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反向对比。
在结束了生猛的成长记录后，他们依然不被主流认可，也不被拍摄对象的环境所接受。他们想先锋，却不敢不顾及娱乐化时代观众的口味，也不能完全摒弃初出茅庐的稚嫩；想商业，但浓重的学院派气息又让他们不能真正地接地气。
面对新一轮的窘境，加上已挥别青春步入中年的现实，第六代导演开始把镜头从个体成长纷纷转向宏大的社会题材和人性议题。
曾经在《春风沉醉的夜晚》中聚焦边缘群体的娄烨在阔别了5年之后种出了一朵妖异的“花”(《花》2011年)，这是一个去政治因素的纯粹的爱情故事，不变的是依然充满诗意的现实主义。陆川(微博)更是拍出了《南京！南京！》这样一部光听名字，就能让任何中国人都认同的粗暴的主流作品。而出入各大电影节和文化沙龙，在微博上积极充当意见领袖的贾樟柯，生活与经历发生的嬗变直接反映在作品中：曾经认为“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只是中国的几盆盆景，要了解真正的中国就必须考察像家乡汾阳那样的小城”的他，开始将镜头瞄准国家议题(《三峡好人》)和看上去妖艳的盆景(《海上传奇》2010年)，此外与某威士忌品牌合作拍摄的“语路”系列和正在拍摄中的《在清朝》，毫不掩饰地展示了他想得到商业与主流认同的迫切心情。与他们相比，从来“不差钱”的王全安是活得最肆意妄为的一个人，但新作《白鹿原》背后也隐藏着共同的野心：寻求认同。
艺术和票房，
排斥还是共生？
毫无疑问，第六代导演“寻求认同”的对象正从国际电影节转向大众票房。电影产业的市场化趋势，几乎没有给他们太多别的选择，正如麦特文化传媒总裁陈砺志(微博)所言，“现在做的片子和原来不一样，那时候一二百万甚至更少一点的钱，就能做完一部片儿，然后国际上拿奖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卖版权，回报也就差不多了。现在几乎都是千万级别的投资，所以导演起码要为投资人负责，这也就意味着要考虑告别一个曲高和寡的时代。”
这一点在对导演管虎的采访中也得到印证，“相对于曾经拿奖的《斗牛》，4月上映的《杀生》在票房上考虑得更多，毕竟面对市场，谁也没胆儿说真不在乎。让故事更好看好玩，也克服以前拍手工作坊式电影时的任性，来顺应一些必要的商业流程，这些都是我正在做的妥协。”他正在拍的另一部初定名为《笨蛋》的电影，往商业的路上走得更远，“请了张涵予(微博)、黄渤(微博)、刘烨这三位金马影帝，在他们的票房号召力之上，我们做一个纯粹的、好玩的故事。如果说《杀生》还有一点悲情，那么《笨蛋》则是奔着完完全全的‘好玩’而去。”
这不禁让人想到另一位导演宁浩的发展轨迹：早年《香火》《芳草地》两部艺术片的反应寥寥之后，以一部小成本却足够好玩的商业片《疯狂的石头》标志成功转型，之后《疯狂的赛车》以及当下要上映的《黄金大劫案》，几乎都让投资人放心十足。
好在这两位导演仍然坚持着他们的艺术标签。比如管虎并不会让票房打乱自己的创作，“伤筋动骨的迎合，那就算了。像你提到的‘黑色幽默’，我想这大概是痦子一样的存在，它与生俱来，也绝没必要为了迎合去医院点了它。”而宁浩不仅用“枪花乐队”(一支1985年成立于好莱坞的美国硬摇滚乐队)的名字做了《黄金大劫案》的英文名，摆明了情怀追求的不可动摇性，“那些年，它代表的是理想，是暴力，是旗帜，是扯不完的蛋抽不完的烟，装不完的丫挺的。向‘枪花’敬个礼！”更直接调侃，“今儿听一个投资电影的明星说：只要对票房有利，他什么事都肯做。听得我毛骨悚然，过去我们对祖国，对爱情，对理想，对朋友都说不出口的话，被几个票房就把荷尔蒙挤出来了……”
而不久前从柏林电影节上以《白鹿原》“角逐金熊”归来的王全安，一方面承认票房的重要性，“我个人特别同意电影作为一种工业机制，娱乐是它的第一特性，这比别的可靠。首先要能够带来快感，能够生存，能够赚钱，电影就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另一方面也强调自己因为“不差钱”而有的额外追求，“我确实对自己影片的规模具有某种野心，但我们脑子里的大片只有商业大片这一种概念，就有点太狭隘无趣了。比如《教父》这样宏大的电影算不算商业大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会拍摄中国最宏大的影片，因为票房不足以证明我的价值。”
蜕变何来？
谁人欢喜谁人泣？
第六代导演作品在院线的“集体登陆”，被不少媒体赋予“文艺与商业齐飞”的诠释，而为何这个苗头又集中出现在2012年？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杜庆春(微博)认为，“这一代导演毕业时遇到电影产业的挫折和转型，如今是形势好转的再造期，人才丰厚，环境的考验也逐渐淡化，他们可以开始真正贡献艺术和票房都不差的电影。”
而资深影评人卫西谛(微博)更愿意把它看作时代的自然更迭，“10年前，张艺谋、陈凯歌(微博)他们开始尝试拍商业大片，10年后，这个舞台自然开始倾向下一代导演。而且，对于大多数评论界来说，第五代的商业大片，并不能令人特别满意。业内开始发掘第六代导演的商业能力，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导演技巧，他们也会躲不开商业诉求，正好赶上这一拨前仆后继。”
在这一波浪潮中，贾樟柯的《在清朝》受到多方关注。作为第六代导演中的旗帜人物，他一向是“文艺”的代言人，数部作品自不待言，他最近还在北京建起了“文艺影院”，“100座的文艺电影院，让文艺青年看到他们喜欢的电影。”但与此同时，他也积极与具备票房号召力的香港导演及明星建立联系，希望尽快通过《在清朝》打造出“贾樟柯式的商业片”，“这会是一部讲武侠的商业大片。我之前的电影，不太适合走合拍片的路子，但《在清朝》将是一部与香港电影工业密切合作的电影。”而在他看来，“内地的市场大，但商业电影人才不充沛，两岸三地的合作恰好弥补了这一点。”
另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是《浮城谜事》作为娄烨“解禁”后在内地拍摄的第一部影片，也将于今年上映，它由此备受关注。娄烨说，他一直在等待自己的电影可以在电影院放映，也希望这次在尤伦斯中心举办的“回顾影展”是一个开始，能够让更多的“作者电影”在电影院里放映——而这，无疑也是他从小众迈向大众的一个较为明显的信号。
当然，在这一批导演中，依然也还有执著追求“自我理念”的导演。以王小帅近期的《我11》为例，它讲述了1974年至1976年之间发生的一段青春往事，是王小帅本人和同时代人的刻骨记忆，虽然故事内容和他曾经荣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的《青红》有异，但时代背景和发生环境仍然与它极其相似。于是这样一部“充斥着懵懂的性、无法释怀的情感甚至死亡”的电影，仍然让相当一部分观众望而却步，自然也让导演离“文艺与票房齐飞”的境界又远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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