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案第四十六条惹恼音乐人 协会称有助作品传播
“如果幼儿园有了买卖孩子的权利，只要孩子满仨月，园长随时可以说：‘您孩子已经按照合法价格卖了，回头分您钱就行了。至于分多少那得看人家能卖多少，甭废话回去等信儿吧。’这还算好的，园长把孩子偷卖了不告诉你，你有脾气么？”这是歌手郝云(微博)针对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的“第四十六条”所作的回应。他不是个例。从郝云到一线大腕儿汪峰(微博)，从作曲家何占豪到摇滚明星谢天笑(微博)，从“只会做音乐”的张亚东(微博)到转行卖烤鸭的宋柯……一贯各自为政的内地音乐从业者难得团结一致。音乐人为什么发怒？“第四十六条”到底怎么回事？
被“卖”了能不急吗
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公布了“草案”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其中，“第四十六条”的内容是这样的：“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而第四十八条除了对“不经许可使用”做出两条基本规定外，另特别指出“钱”(使用费)的去向：“在使用后一个月内……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使用费”。
“可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这样的描述，即使对普通读者来说，也有一定的语言冲击力。而如果站在“视作品如孩子”的音乐人的角度，郝云夸张的举例多少就能让人体会到他们的愤怒和无奈——孩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卖了，钱还得在别人手里拿着。
曲作家李广平(微博)微博上发的第一句话就是：“所有可爱的音乐人们啊！完蛋了！”作曲家何占豪受访时表示：“这一条相当成问题！它对创作，特别是以交响乐为代表的高级作品发展极为不利。”张亚东也对此“调侃”道：“写歌没前途，等着白用得了！”
一向快人快语的高晓松(微博)给出的第一反馈是：“杀鸡取卵的(办)法！”随后他又表示：“一首新歌在三个月内是难以家喻户晓的，在这时就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翻唱翻录。和一首歌红了几年你再去翻唱翻录性质完全不同，这是赤裸裸的鼓励互联网盗版行径。”
转行卖烤鸭的宋柯也“回师救主”，以“本人曾从事音乐行业16年”为开头写了一篇长长的“论文”反对“四十六条”：“我们可以想见的结果是：山寨歌曲满街飘扬，山寨歌手到处跑场……以后，作者还愿意写好歌吗？歌手还会努力把歌唱红吗……音乐工业原创动力的根基就会倒塌，这才是最可怕的。”
李广平还拿汪峰“开刀”：“按四十六条，《春天里》火了吧？汪峰出版三个月后，我按四十八条向音著协交钱翻唱，我也火了！汪峰上哪说理去？他能告我？不准我唱？”
被“帮”了收不着钱
那么新“草案”是否有意置音乐人于死地？被音乐人“围攻”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第四十六条”修改的最大意义是能促进作品更好地传播。音著协副总干事刘平表示，音乐作品自出版以后可以不经授权使用，不是中国独有的发明，而是世界上的一贯做法。上海市文联权益处处长张译纲也表示：“从使用者和传播者角度来说，‘草案’省去了很多麻烦。”
参照郝云所举的例子，“草案”制定方大致把音乐人比喻成果农：应季桃子上市后，你的果园还有大量桃子，那我们就“帮”你先把桃子摘了再联系买家。卖桃的钱不管分你多少，总好过桃子烂在树上吧？
不过音乐从业者似乎并不信任音著协这个“中间人”。十三月唱片总经理卢中强(微博)爆料：“2008年，李健(微博)翻唱万晓利的《陀螺》，得知系李健公司从音著协购买授权的。音著协答复我们，非会员作品他们一样有代理权。迄今为止，这首歌的钱，我们还未收到。”
录音师阚欧礼也“揭发”：“身边真事：某著名作曲被用于某家用电器广告，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版税，遂追问音著协。音著协‘追缴’后奉上版税×××××(注意位数)。无巧不成书，作曲后来巧合认识了该广告的资方，得知付给音著协的版税是××××××(同样注意位数)。这拼缝儿之神啊！”
作曲家王晓锋也直言：“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受益最大的其实是音著协，他们可以不通过作者而直接授权给他方，之前如果作者不同意音著协是不能授权的。”
细节操作是最难点
“第四十六条”所引发的问题并非被所有音乐从业者拒绝。“西单女孩”、“旭日阳刚”的翻唱对张韶涵(微博)、汪峰来说无疑是锦上添花，曾轶可、龚琳娜(微博)的成名也与网友的翻唱密不可分。“翻唱”的普及化实际是网络时代的新方式。
不少律师在李广平微博上留言，认为音乐人对于“第四十六条”过分敏感，其实整个“草案”的内容是互为补充、相互平衡的。比如虽然“第四十六条”支持对作品出版三个月后“随意”翻录，为其他歌手提供了便利，但第三十二条也规定了当涉及翻唱歌手的表演内容进一步传播时，“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第三十九条则规定“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已经发表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侵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第五十四条规定“表演他人作品的，应当由组织者或者演出单位取得著作权人授权。”也就是说，理论上当前基本不赚钱的录音版权部分虽然没有被“草案”保护，但真正赚钱的“演出版权”部分还是握在著作权人手中。
音乐人无法完全信任的，还是“音著协”既是执行者又是监督者的双重角色，这让版权法理论与现实容易脱节。特别是当其中涉及利益时。音乐人小柯(微博)撰文表示：“第四十八条中的‘费用及时转付’有没有代理费应明确。据我所知现在代理费在20%左右，无疑‘商业利益’在此起了重要的暗流作用。”
在此背景下，音乐从业者也希望利用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时机”寻求改进。宋柯在“千言书”的结尾也谈到“草案”中“试听作品”概念的引入、“播放权”的增加以及赔偿上限从5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的改变，称这些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他进一步建议“第四十六条”中恢复原来“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的内容。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秘书长金兆钧(微博)还建议把第四十八条中的“及时转付给相关权利人”详细具化为“在该组织最短版税分配期内及时转付”，并建议赔偿上限大幅提高至“一千万元”。本报记者刘颖 罗颖 J187 WJ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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