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一批曾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中青年艺术家在人民大会堂“向祖国汇报”，由此拉开了《相约北京》系列活动的帷幕，作为“第一届静冈国际歌剧比赛”的总分第一，戴玉强参加了演出。日前，借世界三大男高音午门放歌造势之际，3位中国本土男高音戴玉强、金永哲、聂建华在国图音乐厅举行了专场演出，有人称他们为“国产三大”，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在两天前举行的“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音乐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三高”经纪人鲁道斯称，将在京寻找世界第四男高音，并隐晦地透露此人为戴玉强，这样显得有些骇世惊俗的提法，对业界、对大众，甚至对戴玉强本人，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反响。“世界三大男高音”即将来访，真真吹皱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池春水。

　　对于“中国三大”的这种提法，戴玉强称自己并未认真去琢磨，“我当然愿意成为公众的偶像，但却对自己没有信心。因为我始终觉得这种说法缺乏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如果没有限定在美声范围，那阎维文应理所应当地入选。即使界定了范围，那么一个演员他在观众中的影响和对这种艺术门类的贡献也无法确定一个量化的标准。不过抛开个人名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真有一个全国范围的三大男高音评选，那么它必将对这门艺术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世界第四男高音的提法，不知道观众怎么想，反正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契机而有所改变，我还是原来的我———挨得住寂寞，也经得起名利。”

　　作为一个土木工程系毕业，屡考中央音乐学院不中，22岁起才开始正规音乐训练的非童子功歌唱家，戴玉强所付出的非常人所想。因此，他称自己并非用心灵在歌唱，而是用生命在歌唱。“我深知自己并非处处优异，嗓子尚可、个头说得过去、表演还不错，因此综合成绩较高。我想说的是了解自己是最重要的，很多美声唱法的人总在抱怨舆论导向对高雅艺术的不公平，而从未从自身去找原因。唱法并不能决定观众的好恶，关键是歌者的水平，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说帕瓦罗蒂唱得不好，即使是外行，他也会有这样的评价：这个胖子唱得好。美声唱法其实是比较难的，没学好便出来唱是败坏这种唱法的名誉。”

　　去年年底，戴玉强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你是这样的人》，他在演唱这首主打歌《你是这样的人》时，借鉴了歌剧的唱法和通俗歌手的情感表达方式。谈及歌剧，戴玉强感触颇多，“我们所谓普及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所有老百姓都看歌剧，我们的目的应是不断扩充这一队伍，因为即使是在歌剧的发源地这种艺术形式也仅是小众的艺术。我个人认为，民歌(山歌)是农业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包括戏剧、芭蕾、交响在内的剧场艺术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而流行音乐则是信息时代的结果。作为西方工业文明文化表现形式最高境界的歌剧，多少年来始终没有成为面向大众的艺术。今年年初在意大利演出时，我曾花了200美元在茜茜公主看戏的包厢旁边看了一场歌剧，这种消费水平对于普通老百姓是无法承受的。目前，我国正处于农业、工业、信息文明的交点，这就决定了艺术的表现形式也是复杂多样的，我们不能苛求哪一种艺术形式必须成为主流。”

　　虽为总政歌剧团的演员，但戴玉强常年与中央歌剧院合作，从1995年至今以几乎每年一部歌剧的速度进行着创作，但今年，他的“产量”恐怕要达到3部，虽然感觉很累，但他今年仍有推出新专辑的打算。即使受到了“三高”经纪人的青睐，但他仍然认为脚踏实地地品味人生是最重要的。他渴望得到认可，也渴望走向世界，但却拒绝虚假与安逸。(文/实习记者 郭佳)

　　余隆(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这种提法极不专业，也很可笑。因为“世界三大”并非评选出来的，而是长期大家公认的结果，即使在中国评选出了“世界第四”，那也只能欺骗老百姓。希望大家少些这种哗众取宠的东西，多多务实。

　　刘雪枫(乐评人)：这种说法我倒头一次听说，可以说这种提法挺可怕的，其实是在毁当事人。因为中国受众有一种逆反心理，就像对中国足球不抱希望一样。能称之为“世界第四”的，仅仅是一两部戏出色是不够的，而要在世界各大歌剧院都站住脚，这是非常难的。此外，这种提法也不排除是“三大”的一种客套，因为寻找“世界第四”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近几年国际上也不断有“接班人”美誉的歌唱家涌现，特别是多明戈，他也曾亲自去发掘音乐人才，并力捧自己声乐比赛的头奖选手，但“第四”却始终未有归属，原因很简单，仅能演“折子戏”是不行的，整出的作品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晓晓(学生)：中国现有的男高音根本承载不了这么厚重的头衔。仅仅会唱一首《我的太阳》距离“世界第四”还相差很远，技巧固然很重要，但却不是全部。中国的男高音往往表现力都很差，眼神呆滞，身体像木头，唱到高音时面目狰狞，这都不是一个优秀的男高音的表现。

　　小李(公司职员)：以“三高”的名望，他们的经纪人也应是重量级的专家了，既出此言，那必定有他的道理，我想他不会为了客套去刻意吹捧某人而毁了自己的名誉。虽然我并不了解戴玉强的水准，但我想他一定具备这样的潜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