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晚，在比利时的汤沐海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记：你“出走”事件的发展会不会真的产生一种可能，就是你和国交从此“永别”了？

　　汤：我不希望是这样。一个艺术总监、常任指挥和自己的乐队实际上是鱼水关系，一个乐队离不开指挥，一个指挥也同样离不开乐队。我对国交的感情很深，我把国交看成是中国的骄傲。但与此同时，我要争取我作为一个艺术总监能够决定艺术生产和艺术计划的权力。

　　记：音乐季计划没有通过是不是你“出走”的导火索？

　　汤：这是最直接的原因。因为音乐季是一个乐队的生命。它要考虑一个乐队怎么发挥长处，怎么克服毛病，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它要有高精尖的产品，也要有大众化的产品；音乐季的制定需要有准确的远见、敏锐的嗅觉和丰富的工作经验。

　　我们这次拿出来的2001—2002年音乐季计划，有30多套交响乐，3个音乐会上演的歌剧，1个舞台上演的歌剧，10多套室内乐，还包括几次国内外的巡演。其中有中国作品专场，也会有很多国际知名的艺术家，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乐季。但是团长说没钱，国家拨款就这么点，发工资都不够，怎么可能承担这么宏大的计划？这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国家一流团体的艺术总监如果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决定权，无法实施自己的计划的话，工作就没有意义了。

　　记：以没钱来否定这个音乐季的理由充分吗？

　　汤：我认为并不充分，因为这个音乐季的情况和上个音乐季不同。上个乐季我接手的时候，佐煌基本上对乐季没有什么计划，所以我们是在很被动的情况下，走一步计划一步，这样在寻求赞助和票务销售方面都很难有计划性。但如果我们从今年年初脚跟站稳了，就计划下一个音乐季的话，应该可以掌握局势的。

　　记：俞松林团长认为你并不重视经济效益。

　　汤：这是不对的，我是特别重视经济效益的。但怎么搞经济效益，也要有远见有魄力。我们可以通过好的演出来吸引赞助商，从民间获得大量支持。当然，找钱不会像说的那么容易，但还是应该有很多空间。这就好比我们是前方的战士在打仗，后面如何组织粮草是相当重要的，这在西方有上百年的成功经验，都是学问，需要好好研究。

　　记：俞松林否定你的时候，提出了另外一套方案吗？

　　汤：他没有提出来任何方案，但他比较主张去各地巡演。巡演的收入应该是比较好的，经济上比较宽松。但演奏的东西都是大众化的，而大众化对国交水平的提高和在短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是冲突的。而且我认为，国交绝对不能忘记自身作为旗手的作用，在全国的音乐单位里应该在艺术和经济的结合方面走出一条路，做出榜样来。

　　记：就是说，你认为那是低层次的经济效益？

　　汤：对，我认为搞交响乐不是这个搞法，在精神上，我们要学习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搞交响乐不是靠拼命节省。要有真正的经济头脑，知道怎么投入，怎么收入，怎么让钱运转起来，找到经济规律。

　　音乐季被否定的时候，我甚至提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干脆拿出一笔钱来，我来做。这个变通也没有通过。所以想来想去，我只好出此下策，来表明我的态度。

　　记：你对于国交的财务和预算了解不了解？

　　汤：不知道，我从来就没有知道过。　

　　记：按照规定，你有知情权吗？

　　汤：这个好像没有规定。我认为我应该有这个权力，我要了很多次了，希望看到国交整个的预算收支情况，但直到现在从来没有看到过。

　　记：据说你和俞在观念上的冲突已经达到水火不容了？

　　汤：我不希望把话题引入到个人之间的矛盾，我对他个人没有什么成见。我想提的问题是中国的交响乐事业应该怎么搞？什么是艺术总监的责任？什么是团长的责任？　　　　　　　　　　　　

　　记：从你来到国交以后就没有明确这种责任吗？

　　汤：一直没有。没有任何规则。可以说，从艺术总监负责制到团长负责制中间的过渡很不清楚。我觉得，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换了谁来做都不行。

　　记：现在的团长负责制能不能给予艺术家充分的尊重呢？

　　汤：正因为不清楚，所以尊重是不大可能的。上一个乐季是一个非常辉煌的乐季，但为了这个乐季的完成，要克服那么多的阻力，实在是太辛苦了，真是呕心沥血。是不是非要这么艰难地做事情呢？

　　特别是今年3月，团里要把下半个乐季的所有计划都停下来，当时给我们的话是，搞到钱就做，搞不到钱就别做。只好把总监办公室的所有人发动起来到处去找钱，保证乐季的完成。这实际上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计划，因为当时已经该为下个乐季做准备了，我们却要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找钱上去。

　　记：据说有一次你哭了？

　　汤：那一次我受到极大的冲击，身体也变得不好。到了4月底，我们举行瓦格纳音乐会，我高血压，低压120，高压180，但是也要坚持下去。音乐会结束后有个招待会，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很伤感，流下了一些眼泪。我在想，我真的是抱着赤子之心，把我的精力和艺术上的能力全都扑进去，要把国交从困境中救出来，而且真的救出来了，却得不到真正的尊重。这样做事究竟值不值得？

　　在国外，乐团行政部门的职能是以最大的热忱、最高的效率、最合理的方式去争取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帮助舞台上的艺术家奉献最完美的演出，而不是一味干扰和指责。

　　现在攻击我的人说我要这个条件那个条件，我说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舒心愉快的工作。

　　记：去年大概这个时候，我采访你，你谈了很多很多的理想，比如办乐队学校，甚至办大师班，但今天看起来基本上都没有实现，为什么？

　　汤：工作根本无法推动，做不起来，也不一定是吵架，就是拖在那里不做。比如我想把乐队学校在半年内办起来，这应该是很容易的，延安时代几把凳子就能办起一个学校，但我们就是搞不起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没地方”、“没条件”、“日常工作都干不下来还加这些事干嘛？”。

　　但我想，如果真的是为了中国的交响乐事业，排除杂念，一心要做的话，很多事情是一定可以做得成的。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有这么多奇迹，为什么在文化上不能做到这一点呢？但就是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一年年过去，依然还是那样。在这方面，我说话不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记：这段时间和俞松林团长有没有沟通？

　　汤：沟通……其实根本谈不上沟通，如果真的对这个事业理解，理想、感受、信心都是一样的，事情可能也没那么难了。

　　记：我听到一些说法，说你乱花钱。

　　汤：我知道一些这样的说法，比如他们说我“一年飞了15次，比陈佐湟的10次还多”。我认为不应该这样衡量，因为佐湟当时做事是一年年计划好的，而我是在去年突然接受了这个任命，我已经安排了在世界各地的其他演出，所以我必须临时把演出计划改变，不休息，跑来演出，那飞的次数肯定要多，而如果我从现在开始计划，那就肯定好一些。

　　平常做事我该省就省，比如说，我最初从欧洲回国演出，总是挤在经济舱里，比如说，尽量用最少的钱请大牌艺术家，比如说，演出需要很多谱子，经常是我在欧洲靠关系借到以后，一大箱子带回来，演完我再背回去还给人家，为了省租金。他们还说我的手机费高，但要联系国外的艺术家，某个月手机费高一些也是非常自然的，而且我在欧洲经常用自己的手机，我曾经有一个月光自己的手机费就花了2万块钱。

　　他们只看到我花钱，没有看到我自己的付出。有一次为了李云迪的音乐会，我取消了和比利时一个乐团在欧洲演出的最后一场赶着飞回来，为此我付了5000马克的罚金。

　　记：现在你回不回来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汤：我对这个事业非常执著，因为我当时答应国家要做好。相信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我是一定要回来的。(本报记者杨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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