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得到了采访指挥家小泽征尔的机会，地点在东京歌剧院。

　　一推开后台的大门，从舞台上隐约传来乐声，看来小泽的排练尚未结束。我悄悄溜进剧场，坐在后排不起眼的位子上。只见小泽坐在指挥席上，穿一件宽大的衬衫，一头灰白乱发(这是他的标志)随着音乐而摆动。不一会儿，他打断乐队，表示不满意刚才的演奏。为了说明自己的意思，他站起来，走到乐队中间，痛苦地挥舞着双臂继而捂住脸，手指滑过面颊 表现涕泪滂沱，可能在告诉小提琴手们要更充分地表现乐曲中的悲情。看到他夸张的表情，年轻的乐手们忍不住笑了起来。一遍，二遍……直到第五遍，指挥家才表示通过。大伙都冲他鼓起掌来。这时，他请一位三十多岁的男青年接替他的位置，自己则向乐团鞠了一躬，从边门走下了舞台。

　　化妆间内，日本当地的灯光师兴奋而紧张地说：“小泽可是属于天上的人物啊。”大概是指他的艺术或名望吧。

　　小泽推门而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他居然穿上了一身西装！要不是那一头灰白的乱发(后来他告诉我，他经常自己剪头发，难怪！)，简直就像标准日本商人了。我不禁脱口而出：“刚才那一身其实很好嘛！”

　　“噢！”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打扮，略带矜持地说：“我想这是一次正式的采访。”接着又指着手表补充道：“半个小时之后，我一定要离开，因为要打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国际电话。”他反复强调这个电话的重要性。

　　别了，波士顿

　　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吧，好在他能说英语，我们交流起来不必再借助翻译。话题自然要从最近他宣布离开波士顿交响乐团开始。

　　小泽在波士顿交响乐团担任指挥已有29年之久，美国媒体说他在位的时间太长了，要不是日本企业常年赞助这个乐团，他早该离开了。

　　“为什么选择去维也纳国家剧院任艺术总监呢？”

　　“我喜爱歌剧。在美国的管弦乐队当指挥是非常忙碌的。我有时一年能接一部歌剧，有时一年到头也不能完成一部，时间太有限了。有机会去维也纳专心做歌剧，这对我来说太棒了。在我去世前，我还要多指挥几出歌剧。”

　　今年67岁的小泽谈“去世”是否为时太早了？但看得出他把歌剧当成了事业上最后的追求，而且丝毫不带伤感，神情倒有些像29年前的样子，当时他第一次走上波士顿檀格坞音乐中心那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木质舞台，踌躇满志，准备大显身手。

　　今年4月末的一天，波士顿湾的一艘游艇上，乐团为小泽及其家人举办了一个隆重而温情的晚宴。其间，人们对他说了许多美好的话语，这让小泽非常感动。

　　“我们太了解彼此了，每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在我任内，我希望这个乐团拥有多姿多彩，但同时又有严谨的表演风格。但改变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弦乐，这花了我好几年的工夫。但我想我做到了。”

　　小泽的确有能力让波士顿交响乐团多姿多彩起来。这位生于中国沈阳，幼年时住在北京，在日本接受斋腾秀雄的音乐基础教育，先后师从法国蒙兹、德国卡拉扬、美国伯恩斯坦的指挥家，拥有丰富的文化背景。我总是听说，好的音乐从内心油然而生，一位能够演绎不同风格音乐的音乐家，想必也是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不过，东亚的文化在传统上似乎并不鼓励个性张扬，不知为什么这似乎一点也没有限制小泽的表演跨度。

　　“我认为亚洲的音乐家，从做学生起对音乐就抱有相当严肃认真的态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音乐很难。当你演奏时，特别是古典音乐，你错了一个音符，不行，音量高一点，不行，低一点也不行，快一点或稍慢一点，都是错的。”

　　“是吗？”我想开个玩笑。在小泽的一部自传中，他描写自己早年骑摩托车游历欧洲，一路上只有美女和风景引起他的注意。

　　“哦，我竟然没有在书中提到我总是如何用功的？这可是个错误。”他也半开玩笑地回答，“人们以为我指挥完了，就回家吃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睡一个好觉，不不不！情况不是这样，起码不完全是这样。我晚上不工作，但每天早晨四点钟就起来了。我学习，读音乐，独自静坐读，然后背下来。”说到这儿，小泽调皮地眨了眨眼睛：“可是有些人让我生活得更为不易，他们总是写出新的乐谱。”

　　音乐报答了这份努力，小泽总是跟他的学生说：“音乐就是落日。”落日只有一个，但每个人，每一天，在每个不同的地方，看到和感受到的落日却那么不同。如果要找美丽的落日，就到音乐中去吧，美丽的音乐总是在的。

　　英式足球打断了两根手指

　　儿时的小泽身体瘦弱，常常患病，所以脸上很少有笑容，他父亲下班回家第一句话就是：“征尔今天笑过了吗？”

　　我想这一定是小泽的夸张，他就坐在我对面，装出无精打采的样子，坚持要我相信今天精神旺盛的他当年的确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伙子。

　　“为此，从十三岁到十五岁，我打了三年的英式足球，我们踢得很较劲。有一次，把一位同学的耳朵都扯掉了，血流不止。于是我们就暂停比赛，一起在大雨中帮他找耳朵。到现在他的一只耳朵还比另一只小。哈哈哈……”眼前的小泽突然变成了一个爱恶作剧的孩子，有点幸灾乐祸，似乎还想再继续发挥下去，我不得不提醒他就此打住。他好像挨了老师的批评，乖乖地收住笑容，但忍不住补充一句：“我也在球赛中折断了两根手指，所以断了做钢琴家的想法，专心学指挥。”

　　总算回到正题上了。在日本东京桐朋学院音乐系，小泽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老师斋腾秀雄告诉他：如果有一天你想成为好的音乐家，你就必须从基础学起，训练耳朵，训练眼睛等等。我们亚洲没有什么古典音乐传统，这方面不如人家，只有在基础上下工夫。用小泽的话说，当时他懵懵懂懂，是个没有开窍的学生，但老师的一番苦口婆心还真听进去了，这使他日后的音乐生涯受益非浅。

　　这个时候，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40分钟过去了，恐怕已耽误了他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国际电话”了。于是我冲他指了指手表，并请求他接完电话后再给我20分钟。

　　“不打电话了。”他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仿佛刚才再三申明的是另外一个人，“现在我们讲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要讲完。”

　　“当我开始去欧洲学习后，我发现原先在日本学的东西很受用。蒙兹虽然没有系统地给我授课，但我爱极了他的音乐，法国化的音乐，自然的技巧，自由的思想。而伯恩斯坦，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他是位天才，读很多的书，文学造诣很高，是位伟大的教师，还在电视上指导青年音乐家演奏。我做过他的助手，发现音乐里的学问真是很广大。”

　　“卡拉扬呢？听说很多人都怕他。”我说。

　　“最初两年我也怕他，但等我渐渐了解他之后，就发现他实际上是位很热心的人。他给我打越洋电话，一打就是几个小时，耳根都发麻了。直到他逝世，我都一直是他的学生。你能想象吗？我做了他一辈子的学生。他是一位魔术师。我第一次看他演出是在维也纳，演奏的是莫扎特的曲子。所有的声音在他的指挥下都如此和谐。那是完美的技巧，我只能学习，却无法模仿。实际上，我也从不鼓励年轻人模仿我，模仿可是件糟糕的事情。”小泽此时又成了一位热心而中肯的老师。

　　被当成政府的礼物

　　记得每次小泽征尔访问中国，都会抽出时间到北京或上海的音乐学院去指导年轻音乐家。他赞赏中国学生扎实的基本功和认真精神，也鼓励他们把胆子放大一点：“你们得看着我才行，虽然我长得不帅。”他这样说过，让害羞而拘谨的学生们在哈哈一笑中进入他的指挥棒魔圈。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76年11月，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当时中国没有巴赫、莫扎特或贝多芬。我对他们说，我会回来的，我相信有一天会有机会在这里指挥勃拉姆斯和贝多芬。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一位级别相当高的中国官员，他把我请到家里，掀开地板，里面竟然藏着许多唱片和磁带，真不可思议！”小泽眼神里充满惊奇和兴奋。

　　一年后，他果然再次来到中国，指挥中央交响乐团演奏勃拉姆斯、《二泉映月》和琵琶。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小泽正因感冒躺在波士顿的家中。他从电视上听到邓小平和卡特说要加强中美文化交流，中国将派京剧团赴美国演出，而且欢迎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就这样小泽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当时票价10元，有人为此排了20个小时的队。1999年，他再次带领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票价500元，依然座无虚席。2000年秋天，为庆祝中日建交30周年，日本政府邀请小泽征尔和四季剧团合作在北京上演《蝴蝶夫人》。“你看，”他不无自豪地说，“我总是被政府们当作礼物来送来送去。”

　　已故指挥家李德伦与小泽是多年的老朋友。他对小泽也有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小泽有活力，有生气，更为难得的是有一颗童心，所以很擅长表现那些富有想象力的音乐，但在表现复杂深邃的曲子方面就有所不足。这让我想起，也有评论家曾指出小泽指挥的《马勒第九交响曲》不能充分表达曲中所表现的绝望、挣扎和苦痛。

　　“也许他们是对的。”小泽叹了口气，来回搓着双手，“更何况李德伦先生已经去世了，我不能与死者争论什么。但我想告诉这位老朋友，我最后一次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时，演奏的恰恰是《马勒第九交响曲》，我特别选这个曲目作为告别演出。整个乐团都觉得，在演奏过程中非常痛苦，非常艰难，整个交响曲的最后十分钟，那简直就是在受罪，简直就是在经历死亡，精神的死亡。这是个很好的证明，为什么我和乐队一呆就是29年，如只有5年，我和乐队就无法达到这种默契。李德伦是对的，我不是那种自寻烦恼，痛苦、痛苦、再痛苦的人。但我也在努力表现那一类音乐。”

　　说不好日语的日本人

　　不过，要说小泽的经历中没有痛苦可不公平。不到20岁的他离开熟悉的家园，独自一人在欧洲寻找音乐的阶梯。那时他一贫如洗，经常为第二天的饭食发愁，滋味可不好受。小泽曾因为没钱回家而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精神抑郁，又持续发着低烧，医生给他开的药方很特别———到诺曼底修道院呆上3个月。那里静得怕人，又冷得要命，让可怜的小泽终于认识到世俗世界的可爱和温暖，对生活和音乐又焕发起热情。

　　倒霉的事不只这一件，小泽还曾被日本的乐团抵制过。上世纪60年代他做伯恩斯坦助手的时候，曾应邀回日本担任NHK乐团的客座指挥。他那时年轻气盛，资历又浅，很让一些年长的乐团演奏员看不上眼。他们说，小泽的日语实在太差劲，像个没受过教育的家伙。

　　“我确实没受过很好的教育。日语嘛，一般日常会话没有问题，但日语中有太多的敬语、歉语，我总说不好。我那时不知怎么婉转地说话，肯定把乐团得罪得够呛。结果演出那天，全体罢演。事先他们给2500个观众发了电报，通知他们取消演出，但还有300位左右的观众没有收到电报，按时来了。天哪，我只好硬着头皮走上舞台，向他们道歉。”

　　小泽边说边笑：“别看我现在在笑，那时却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我灰溜溜地离开了日本，心想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哈哈，后来我又回来了，毕竟，我还是很爱吃日本菜的。”

　　小泽在语言上真是没有太高的天赋，不仅自己的母语说不好，在美国呆了三十多年，英语也是支离破碎的。

　　“我的英语也实在糟糕透了。多亏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同事们容忍了我。一开始指挥时，我说‘一、二、三’是用日语，他们反正猜到我在说什么，就默然接受了，想起来真是丢人。”说着小泽搓搓自己的鼻子，不好意思地笑了。

　　“所以你的肢体语言就特别丰富，想把语言表达上的不足补上？”我恍然大悟地说。

　　“是的，是的。肯定如此。我从头到尾一直摆动自己的身体。不过，对指挥来说，这也不一定是坏事，有些指挥一直不停地说话，乐队就得听，没法演奏，但排练的时间又那么有限。我就没有这个问题。不过，我要提醒亚洲喜爱音乐的年轻人，一定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不要像我这样。”

　　“我有个建议，现在去上语言学校也还不迟。”我趁机揶揄他。

　　“千真万确。”他一拍大腿，像孩子般地笑了起来。

　　其实不必。音乐既是小泽征尔的护照，也是他的语言，他的最拿手的语言。通过这门语言，许多人读懂了他，也欣赏了他。(杨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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