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晚，德国摇滚教父级人物乌多-林登贝格带着他的音乐剧《大西洋故事》在北展剧场做了在北京的惟一一场演出。当晚的北展座无虚席，当然其中很大一部分观众其实是冲着参演的崔健去的。崔健出场的时候，场下尖叫声不断，但是客人们也并未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在不断的跳跃与扭动之中，所谓的“音乐剧”最后终于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锐舞派对(Rave Party)。
既然大家都得到了娱乐，那么就没有太多的必要去苛责期待中的文化洗礼的缺席，或者去讪笑戏剧形式的走样。《大西洋故事》无法为中国的音乐剧发展提供示范，那是百老汇的事，它就是一个娱乐事件，就像某家报纸的报道中把崔健唱的《出走》说成《花房姑娘》一样，大家听过、看过、笑过，也就这样了。
演出刚刚结束，剧场里激动的气氛还未散去。后台，德国人已经开始狂欢，很多演员一边喝酒一边脱去自己的外衣。在这片狂乱之中，本报记者抓住了刚刚谢幕的此剧的灵魂人物乌多.林登贝格。之前的预约中，他曾说过想多谈些这个剧的文化意义，但是此时的他自己也已经被现场所感染。于是他说，他们的主旋律其实并不是文化，而是大娱乐。
新京报：对比在北京和上海的演出，感觉有什么不同？
乌多：在北京有更敏感的观众，这是一个更摇滚的城市，应该是因为北京的摇滚根基比较深，他们对我们的表现更有共鸣，对崔健也更有感觉，可以感觉得到观众是真的喜欢这个剧，所以他们不断鼓掌，到后来还一起唱一起跳，简直就成了一个派对！对今晚的演出我们真的很满意。
新京报：今晚的现场跟你演出前的期望有没有出入？
乌多：北京的观众里德国人没有上海的多，而这恰恰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到中国来，就是要见中国的观众，要看看两种不同的文化碰在一起会有什么发生，而不是要来见我们自己国家的人。因此今晚我们得以真切地看到中国观众对我们音乐与文化的尊重，他们的反应给了我们力量，能够感觉到我们彼此都是由衷地歌唱、喊叫、欢笑。
新京报：如你一直所介绍的，这是一部具有文化意义的音乐剧，但在看的过程中，我有时感觉到剧情与音乐之间不太连贯。
乌多：是。但这也不坏，这是音乐剧，我们也要给观众以娱乐。我们唱了许多新的或旧的歌，包括上世纪30年代纽约、柏林甚至上海的歌曲，是要告诉观众还有这些音乐，它们将旧时代与现代连接起来。我们是摇滚乐队，我们的演出不是学堂，不是说教，大娱乐是今晚的主旋律，但也不尽是踢踏舞式的，同时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文化的根、我们的历史。
新京报：你加入了中国的《四季歌》和崔健这两部分，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加了以后，整部剧看起来会有点牵强？
乌多：要知道，我们的“叛逆客”乐队(Panikorch?鄄ester)代表的是德国摇滚文化，同时指向历史与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崔健的角色也是一样的，他代表“中国”的文化身份，不同于其他的流行垃圾。正是这点，我们摆在一起非常恰如其分。我们事先作了计划，到排演的时候也有很多自由发挥之处，比如后来我们加上了《四季歌》，效果也很和谐，非常好。
新京报：剧中掺和了那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有没有特别地编排过？
乌多：我爱不同风格的音乐，在剧中我们用了说唱、hip-hop、爵士，但总的来说还是摇滚。今晚的演出是德国和中国摇滚的一个历史时刻：2004年3月5日，中德之间架起了一座漂亮的桥梁。本报记者张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