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汤沐海在指挥。

　　著名指挥家汤沐海元月6日将率中国交响乐团来到羊城，为广州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的新年音乐会。记者采访了这位曾经被北京媒体称为“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音乐家。

　　记者：你曾跟随卡拉扬和伯恩斯坦两位世界著名的指挥大师学习和工作，你如何评价这两位大师？

　　汤沐海：卡拉扬的音乐伟大深沉，伯恩斯坦的魅力在于他的戏剧性，在于无穷的变化。在做人方面，他们也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卡拉扬是非常冷酷的，你不能接近他，看都不敢看他，但是有时候他对你又很和善，非常慈祥。比如说当时他选中我，决定让我跟他去柏林学习的那个阶段，那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中国来的音乐学院刚毕业的青年学生斗胆在他面前指挥一番，结果他就可以让我到柏林去跟他学两年，还把柏林爱乐乐团的正规音乐会交给我来指挥。谁能相信一个学生能受到这样的待遇？当时卡拉扬是轻松而沉稳地告诉我他的决定的，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而伯恩斯坦是一个整天嘻嘻哈哈、跟人勾肩搭背的人，美国人的性格让你毫无约束之感。我们都叫他的小名“瑞尼”，很随意。

　　记者：当时陈佐湟在美国辞职，“国交”被“爱乐”挖走了30多人，在这样危难的时刻，接任“国交”艺术总监的职务对你意味着什么？

　　汤沐海：在任何时候，只要国家需要，我都会回来。在80年代初我就是中央乐团的常任指挥，后来我在国外很忙，兼任三个乐队的常任指挥，有几年回来得比较少。我觉得接受这份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它是国家交响乐团。作为国家乐团的艺术总监，我觉得这是我的荣誉，也是我对国家的责任。

　　记者：之前各种沸沸扬扬的传闻影响你了吗？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批评？

　　汤沐海：事情其实没有炒作的那么恐怖，而我们只想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做音乐。我觉得对待艺术批评应该大气。“国交”出了什么问题，批评如果中肯的话，我们应当改进。如果说是受了冤枉，一般来说，历史和社会都会有公论。

　　记者：你在引领“国交”的未来上有什么具体的策略？

　　汤沐海：“国交”有新的定位——一个国家交响乐团应该在国家的交响乐发展中起到领头的地位。搞好演出当然是重要的，但我们还可以办学校，给各地的乐手甚至指挥提供进修的机会，帮助各省市发展交响乐事业。我们还要积极做普及音乐的工作。我们当然是要走到世界上去，但不要忘记我们最重要的听众还是在国内。另外，我一直对中国作曲家的作品特别感兴趣，他们有些人已经进入成熟期，现在已经到了把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精神的中国交响乐作品推上世界的时候了。在此次广州的新年音乐会上，我们就精心排练了一部以京剧为素材创作的交响乐作品《穆桂英挂帅》。我们希望能成为中国交响乐事业发展的摇篮和基地。本报记者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