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公开演奏德国作曲家瓦格纳作品是一种禁忌，每一触及都会引发广泛的争论。去年10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经典的照片：庄严肃穆的歌剧会堂里，一个嘟着嘴的犹太老人奋力晃动着一个“普珥节”玩具，让它发出尖锐的噪音，脸上写满了愤怒与不屑。这位老人是一位犹太大屠杀幸存者，他正在独自一人对抗“里雄莱锡安交响乐团”演奏的《齐格弗里德牧歌》。这是以色列建国50多年来第一次公开演奏瓦格纳。

　　希特勒的“精神教父”遭到抵制

　　在19世纪古典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瓦格纳死于1883年，离德国纳粹的崛起还有相当的时日，但他历来有排犹倾向，是“反犹排犹理论的制造者和种族优势的倡导者”。更重要的是，纳粹魔头希特勒一向崇尚瓦格纳，称其音乐为“雅利安精神”的杰出代表，并封瓦格纳为其“精神教父”。1981年，由祖宾-梅塔指挥的以色列交响乐团在一次演出的加演中，演奏了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和艾索尔德》片段，当场就有一位大屠杀幸存者走上舞台，解开衬衣，亮出在集中营留下的伤疤，梅塔不得不中止了演奏。10年后，以色列交响乐团曾计划演出瓦格纳作品，后来迫于公众压力不得不取消。近期，有关瓦格纳的话题再度成为以色列媒介的焦点，是因为今年7月举行的以色列文化艺术节预定上演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第二幕“女武神”的片断。以色列文化艺术节是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会，此次预定演出的是瓦格纳最著名的史诗性作品，其演出阵容也颇为壮观：演奏柏林国家管弦乐团，指挥巴伦波伊姆，首席男高音多明戈。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支持和反对演出的各方人士立即开始了在各种媒体的全方位论战，一时间，瓦格纳问题和持续已经7个多月的以巴冲突并列，成为媒介的热门话题。

　　反对上演瓦格纳作品的主要是目前仍居住在以色列的30万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代表和一些政界人士。自文化艺术节公布演出名单后，一些大屠杀幸存者纷纷联名上书请愿，以总统卡察夫和科学、体育和文化部长维勒纳伊也分别致信文化节董事会，敦促他们取消演出计划，因为瓦格纳对于纳粹屠杀幸存者来说，意味着“一个毁灭他们整个世界、夺走他们心爱的亲人的极权的象征”。

　　以色列议会教育委员会5月8日就是否赞同瓦格纳作品公演举行辩论，最终表决结果为：除左翼世俗派梅雷兹党外，其余政党一致赞成敦促艺术节董事会取消瓦格纳的演出，因为演出意味着对每个纳粹屠杀幸存者及其家人“巨大的、悍然的和无法挽回”的伤害。

　　以色列交响乐团现任总监阿维-叔沙尼说，尽管该团90%以上的成员希望瓦格纳作品能够公开演出，但是，“只要还有一位大屠杀幸存者反对”，作为以色列国家级交响乐团，他们都“反对公开演出瓦格纳”。

　　总而言之，这一方的观点是：瓦格纳的音乐不能与纳粹截然分开，犹太人绝对不能忘记纳粹大屠杀带来的苦痛，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以色列绝对不宽容纳粹的罪行，因为宽容就意味着丧失警惕，意味着排犹精神的复苏可能性。

　　为了记住仇恨我们塞上耳朵

　　也有很多人赞同对瓦格纳作品全面“解禁”，其中以演员、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学院的学生为主。

　　曾引发本文开头那场剧院“音符冲突”的以色列里雄莱锡安交响乐团总监艾胡德-格瑞斯说：“如果有排犹思想就可以作为禁止一个作曲家的作品被演出的理由，那么贝多芬、肖邦、李斯特、柴科夫斯基都在此之列。”有趣的是，格瑞斯本人也是一个纳粹屠杀幸存者。

　　赞成演出的梅雷兹党也认为，在民主国家，禁止任何文艺作品的演出不啻是一种“新闻审查”的苗子，是对艺术家演出自由的伤害。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因为既然30万大屠杀幸存者可以要求禁演瓦格纳，100多万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也就可以要求禁演犹太歌曲，以此推演，人人都可以要求禁演一些什么，最终大家就会没什么艺术作品可看了。

　　此次演出的指挥是著名的犹太音乐家巴伦波伊姆，他是在以色列长大的，能说流利的希伯莱语。他对禁演的要求十分愤慨：“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些不想听瓦格纳的人的心情，但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想要塞住其他想听的人的耳朵。”

　　归纳起来，这方的观点是：瓦格纳或许可能有排犹思想，但他的音乐是无辜的，只要人们喜欢听他的音乐，我们就应该把音乐和纳粹分开。而且，把瓦格纳这样一个在音乐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音乐家封杀，无异于当音乐欣赏的鸵鸟。更为重要的是，在支持一种正确的观点时，我们切忌不要走极端，避免在支持一种正当利益的同时损害另一种更为珍贵的东西。

　　面对这场争论，以文化艺术节董事会已经先后两次投票，每次都是以绝对多数赞成演出。但在11日的最后投票中，董事会宣布搁置最后决定，并委派文化节的艺术指导和总监与柏林国家管弦乐团、指挥巴伦波伊姆及多明戈商谈更换节目的可能性。董事会主席丹尼-海尔伯林说：“我们不仅要考虑艺术家的意见，也要考虑公众反应和此事的敏感性。”有消息说，此次演出的2700张门票已经销售过半。

　　围绕瓦格纳事件，以色列人被这些问题困扰：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和其人品与政治观点究竟能否分开？当我们在欣赏纳粹同情者的音乐时，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对自己道德底线的弃守？而仇恨，究竟要持续多久，蔓延多远，才是有价值的？(本报特约记者：冯玥发自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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