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洪波

　　虽然事先已知晓李德伦老伯病情危笃，但是，当电视新闻里播出一代音乐指挥大师不幸逝世的噩耗，还是感到难以接受。

　　前不久，家父从北京回到西安家中，曾谈及前往看望卧病的老同学李德伦的情景。当时病床前探望的老同学不少，家父小心翼翼地询问垂危的老人是否还记得老同学时，大师翕动的嘴唇吐出微弱而清晰的声音：“郭、一、鸣。”这是家父1930年代中期在北平师大附中跟他同窗共读时的姓名。六十多年间的如烟往事涌上心头，一时百感交集，不料竟成永诀！

　　我初识李老伯是在1967年初，遭逢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闹得天昏地暗的年代。我当时的身份是生产建设兵团陕西农建师的军垦战士，踏着三五九旅老八路的脚印在陕北南泥湾战天斗地。自我感觉是脚踩污泥心怀天下，实乃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伙。满怀对“文革”的好奇与困惑的心情来到首都北京，住进挤满各地来京军垦战士的农垦部大楼。

　　冒着严冬的寒风，我来到久已向往的和平街中央乐团宿舍。李老伯的亲切平易使我们一见如故，他一双睿智的眼睛总是蕴含自信与祥和的微笑，那无与伦比的风度更是令人高山仰止。

　　他用一抹灿烂的笑容隐含着辛酸的幽默问道：“我被揪出来了，你知道不？”

　　一股莫名的悲凉漫过心头，我苦笑着回答：“我爸也被揪出来了，你们提着脑袋干革命几十年，我不相信你们是什么黑帮反革命，我不揪斗你们，还要保你们，保到底！”

　　当我问及他们的老同学李琦的情况，李老伯14岁的儿子李苏在一旁抢着告诉我，文化部系统造反派开李琦的批斗会时，他给李琦“坐飞机”了。“坐飞机”是“文革”专用术语，指批斗对象在台前作喷气式飞机状，以示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李老伯以他独特的幽默笑着感慨道：“想不到，三十多年后，我的儿子竟给我的老同学坐飞机了。”

　　李琦老伯在建国初期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文革”前任文化部副部长，离休前任中共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主任，是北京师大附中校友队列里另一位精英人物。

　　李德伦更没有料到的是，在他病危期间，李琦因给即将出版的《李德伦传》作序，竟突发脑溢血去世，但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友谊长存！

　　我陪伴李德伦李珏夫妇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在充斥着一派肃杀之气的清华园小径上，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我跟你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比你现在还年轻呢。你爸爸很左啊。”

　　我知道他指的是1935年冬“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那一段历史，当时他们都不愧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青年勇士，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敢于反抗国民党军警的刺刀水龙，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但对李老伯所谓“左”的褒贬含义却感到难以把握。他也许一眼看透了我天生的叛逆性格，戏称我是“修正主义苗子”。我后来反复思考过自己与他们那一代老革命的差异，似乎不能用左中右来定位，只能说我比他们更激进。在文革爆发之初，我对其指导思想的批判性思考即已进入理论层面，从而与“文革”中达于颠峰的极左思潮拉开了距离，同时也为自身惊心动魄的命运悲剧埋下了伏笔。1968年冬清理阶级队伍时，我被当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敌人给揪了出来，并被关进群众专政的“牛棚”。1970年春夏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又被强加“现行反革命”的莫须有罪名判处15年重刑，直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夜，在忍受了十年铁窗痛苦之后，有幸成为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平反的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之一，终获平反释放。

　　1981年秋，我乘自己新婚之机，请求李德伦老伯赏赐墨宝，李老伯慨然应允，于是手书南宋词人戴复古一首《柳梢青》赠与：

　　袖剑飞吟。洞庭青草，秋水深深。万顷波光，岳阳楼上，一快披襟。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

　　李老伯饱蘸激情的行书遒劲潇洒，透出数十年挥舞指挥棒练就的非凡功力。特别是将臻于完美的书法艺术与戴词表现的执著爱国热情同超脱的仙风逸气融为一体，尤为难得。当然，词中流露的苦闷孤独与飘零忧国情怀，也激起饱经沧桑的李老伯和我的强烈共鸣。李老伯在条幅上题写的“洪波世兄属”实在令晚辈当之有愧；同时对一代音乐指挥大师把鄙人引为知己暗自窃喜。我也注意到“袖剑”二字之间，旁边盖有一枚“绳正自然宽”的闲章，似应视为李老伯的座右铭。古色古香的人生哲理，格外耐人寻味。时至今日，大师留下的墨宝，成了我唯一的珍藏。如今每每品位字如其人的深意，总能勾起遥远而难忘的回忆。似乎还能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清华园里的凛冽寒风，李老伯身穿打着小补丁的蓝灰色棉衣，高大的身影鹤立鸡群般站在长长的队列里，耐心等候买一张红卫兵小报！多年后我接触了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作品，深感李老伯与我这两代人在十年动乱中的命运，何止是荒诞与黑色幽默所能概括！

　　历史终于翻过沉重荒诞的一页，李德伦高瞻远瞩，率先投身于普及交响乐的工作。我为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作出的卓越贡献深感无比亲切与振奋。

　　1994年3月，年近耄耋的李德伦携老伴到西安讲学，下榻东方大酒店。我陪家父前往看望，并与《西安晚报》记者唐荣女士一道采访他，西安音乐学院党委办公室干部雷长安为我们拍照。雄心不老的李老伯为我挥笔写下“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题词。我为他写的人物专访《难忘那一段深情》不久在《军工报》与《文化艺术报》上发表。

　　1996年春节，我涌动着怅然怀旧的心情，前往李老伯家中拜年。当时有李珏伯母陪伴在侧，李老伯依然风趣幽默，妙语如珠。但大家都有意回避触及“文革”苦难历史沉重而敏感的话题，结果等于把九四年春在西安采访的内容又重温了一遍，交谈始终未能深入下去。万万没料到，我与李老伯的会面竟是最后一次！

　　问有酒，何人共斟？

　　忘年知己遣悲怀，条幅犹存未忍开。我与老友艾克利教授联名发去唁电，并单独致信李伯母，表达深深的哀悼和怀念之情。

　　中央电视台的“音乐桥”栏目播出悼念李德伦大师的追思会，场面感人至深。与会者高度评价中国民族交响乐拓荒者李德伦的不朽殊勋,文化界老前辈黄宗江先生悲叹老朋友的永别犹如失去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重情的青年艺术家更是泣不成声。此时此刻，人们在宗教极端主义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禁止音乐的灾难性后果中，深化了对音乐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与价值的认识。情不自禁联想起雾塞苍天百卉殚的“文革”十年，李德伦大师忍辱负重，与豺狼虎豹来周旋。他指挥的交响乐《沙家浜》，在中西文化交融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大师用“样板戏”的红色包装使濒危的民族交响乐得以保存。

　　如今阳春白雪的交响乐这只“旧时王谢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为此奋斗终生的李德伦大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在天之灵应感到欣慰。李老伯一生谱写了一部辉煌壮丽的命运交响曲，他高尚的灵魂已融入属于全人类的美妙音乐，他将永远活在每一个景仰他的音乐爱好者心中。

　　李德伦老伯的大师风范山高水长！

　　(作者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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