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过年回家》是一部带有一定悲剧色彩的生活剧。但它又是一部具有特殊内容的生活剧：一个警察和一个女 犯人的故事。

　　当我初次接触这部戏的剧本时，我就被剧中的角色所打动，因为剧作不仅提供了一个坚实、动人的故事框架，而且塑 造了剧中的几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我主演的是一位看守所的女警官这个身份决定了我和女犯人之间的关系：看管的和被看管的 ，这个关系本身就构成了一定的戏剧性，当故事发生的时间一旦被置放在大年三十的那一天，犯人陶兰又因狱中表现良好，允 许回家过年，就使得她的“回家”和我在同样“回家”的路途中与她的“遭遇”形成了这部电影的主体内容，因此，我和陶兰 在“回家”的路上，以及帮助她回家后重建新的家庭关系，消除每个人心中郁积了长达十七年的阴影，是我要在剧中担负的“ 使命”。

　　我深知这一“使命”的重要性，因为警察这个人物不仅代表了“惩戒”，同时她也代表了善良、理解和拯救。我相信 她同时也代表了本片的主题。

　　由此，我特别注意把握我在剧中与一个犯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我知道，如果在监狱里，一个犯人和我的关系仅仅是管 制与被管制的关系，除此，不可能再发生其他的关系，可现在这位名叫陶兰的犯人被允许回家过年，她起码具有了短暂的自由 （尽管只有几天），并且与我在路途中不期而遇，那么，这个犯人和我的关系就必然要发生一个变化。原有的关系肯定没有改 变，但我们又多了一份“姐妹关系”，因此，放弃自己盼望已久的“回家过年”的愿望，而帮助一个茫然无措的“犯人”，是 一个警察的责任，如果仅仅这么处理，这种关系，肯定会缺少点“人情味”，所以我在表演上有意识地添加了一些“姐妹”的 色彩，使我饰演的这个人物多一些个性的东西，同时，在人物设计上，我也根据剧情的需要，对一些细节略加调整，使我这个 人物多一些心理层次，比如，在剧本的原设计中，警察是直接带陶兰回家的，但我觉得这样处理会将人物人为的表面化和概念 化，因为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虽然身份是警察），我也同样需要一个合家团圆的大年三十，将犯人送到家门口，从一般意义 上说，她的“使命”已宣告结束，这时回头带陶兰走进家门必须要有一个反动作，所以，我向导演要求，改成了现在电影中的 ，带陶兰到了她的家的楼下，我叮嘱了几句，反身离去，陶兰迟疑着不敢进家，快步追上我，欲言又止，我理解了她的难言之 隐，带她走进了家门，也意味着带她走进了原本应该属于她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很好的完成这个角色，但我只知道我是尽可能用我的心去触摸这个人物，并赋予她更多的“人”的 色彩，我真诚地希望大家能喜欢“她”。

　　写到此处，我又有了一个奇怪的感觉，我恍惚觉得这个故事好象是一个命运的圈套，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引导着我 去帮助一个“犯罪”的女孩，为什么我会与她在“回家”的路上不期而遇，而我最初又因为与她家里同处一地而携手同行，1 7年的监狱生活对于陶兰这样一个女孩是一个太长太长的日子，而17年来中国城市的变化又足以使她一旦置身于变化了的城 市中茫然失措，是的，我最初的帮助仅仅是“顺带”，而这一“顺带”却使这一故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拯救了一个家庭 长达17年的积怨，这似乎是一个命运的感召，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圈套，也许生活本身就充满了这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迷，但 我们又必须时时发生“遭遇”，并给予你这么多不解然而然的感触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