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祥到郑州来了。近段他因各种官司、纠纷以及在别人的文字中遭数落而备受关注。

　　“一切低调，他不希望声张。”4月22日，记者被告知。

　　在真诚不舍的努力下，中午时分，沉稳的赵忠祥坐到了记者身边，带着人们熟悉的笑容：“咱们边吃边聊。”距他去 机场只有40分钟了。

　　当然是最灼热的话题：“请您谈谈对官司的看法。”咱不避话锋。

　　“这个不谈。我的律师能够谈这个问题。您知道，法律的严谨与带感情的用语是两回事。”赵忠祥采取封闭战术。

　　“近来吕大渝在《走近往事》中提到您在‘文革’中曾对他大吼一声：‘吕大渝，站起来！’……您怎么看？”记者 又问。

　　“这个咱们也不谈。‘文革’的事儿中央已有定论。我不宜多谈。”话走偏锋。

　　聊了一会儿有关他对名声的态度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后，许是进餐时人的意识相对容易松懈，赵忠祥自己把话头 转过来了，很诚恳地对记者说：一个人的能力和名气有大有小，做人做事都要对得起社会。尤其是当名声跟一个电视台、一家 媒体联系很紧密时更应该这样。我曾经在某种场合表现出来的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也认识到是一种幼稚。纠纷出来后，打官司 要牵涉很多精力、情感，而且外界有很多猜测，你解释不清。

　　有某宾馆的人来请求题词，想让赵忠祥题上宾馆名称，笑容可掬的他一口回绝：“凡牵涉商业经营的我一个字也不会 写。”

　　他接着很有感触地说：尽管我们是传媒从业者，接触面很广，但到现在我们也还不太适应运用法律手段，不会像一些 发达国家的人让律师做代言人。作为社会公众人物，我不怕批评，就怕误解，因为误解就可能以讹传讹。有些事情本来你可能 出于意气，是想表示一种愤怒的，反而被人家抓住一些东西。这种事(诉讼)无论结果怎样，对我都是一种教训。将来如果有 机会，我也要把这一段写成文字，给和我一样有地位与相同情况的人们看，让他们来学会保护自己，不授人以柄。

　　赵忠祥显然是被伤害得心有余悸，刚说完“授人以柄”，就立即补充道：“像今天我们的谈话，被别有用心的人听到 ，他就会说什么‘他怕授人以柄，就说明他确实有柄’，您说，还敢开口吗？”

　　采访不断被前来要求签名的人打断，赵忠祥一一谦和地满足了他们。

　　他提到，现在有关部门规定新闻报道失实要处罚，他非常赞同。因为有的记者不知出于什么目的，采访时只听一面之 词，偏听偏信，不找当事的另一方，写出的报道就有偏颇，有失公允。

　　赵忠祥看着记者说：“其实，有一些人就是成心激怒我。我不想说话，他们就把电话打到我家里来。我说，你找律师 。可到了报上，就成了：‘赵忠祥说了，我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吝。’等你知道，早已满城风雨、百口莫辩了。”

　　谈到为什么不愿在媒体上露面发出声音时，赵忠祥冷静地表示：大家都明白，事实的最终澄清是要靠法律而不是媒体 。即使你发表出来，也未必就能起到澄清事实的作用，可能会又成为新一轮别人嘴里的说辞，好像我在辩护或辩解什么。因为 你写的、他看的，未必就是我说话的原始意义。我不希望在诉讼过程中再有什么新的所谓“证据”。

　　看来，中国文字的多意性和人们思维的多疑性都成为赵忠祥谨慎再谨慎的源出。

　　采访结束，赵忠祥点了点记者手臂：“那些带‘毛边儿’的别用。”其实咱真没闹懂哪些是带“毛边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