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高中以前的所有时光，我一直都属于那种多愁善感的女孩。特别喜欢席慕容，满脑子都是她的浅唱低吟。那个阶段我独来独往，没有什么朋友。

　　唯一的朋友是我妈，她很沉静，每天手不释卷，让我有种须仰视的感觉。我问她：“妈妈，我为什么总是不快乐？”妈妈每次都回答：“长大就好了。”从那时起，我天天盼望着长大。不过妈妈没骗我，长大后，我真的一直很快乐。

　　因为我的个子高(有1.74米)，1990年高中毕业后被一家模特公司相中，开始了我的模特生涯。1992年，我入选浙江省“喜得宝”模特队。那时，我们的演出很少，一个月最多一、二场。收入也很低，一场的演出费才15块钱。可是，女孩子总是爱美的。买不起好的衣服，我们就去买布料，请服装设计师帮我们制作。我记得那时为了去广州演出，我特意请人为我做了一件白纱的上衣。长长的公主袖，上面缀满白色的小花，再配上一条咖啡色带本色小花的长筒裙，漂亮极了。在以后大约3年的时间里，这套衣服都是我的保留服装，没有大事是舍不得穿的。

　　在随“喜得宝”去新加坡演出时，我认识了北京的模特刘颖。她说，你的条件这么好，想去北京发展吗？我说，想啊。没想到回国后，刘颖很快给我找了一家北京的服装公司。于是，我打点行装来到京城。可是，当时模特这一行不太景气，演出还是很少。因为没演出，队员都不来上班。白天，好大的一个训练厅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晚上，一座18层的大楼，只有我的房间亮着一盏灯。最成问题的是吃饭，在南方，随处可见卖馄饨、面条、小笼包子的小贩摊，可北京只有米饭炒菜，还找不到地方。常常是，路边的人告诉我转个弯就有一家小饭店，可走得脚起燎泡，还没看见饭店的影儿。于是，每天只好指望中午食堂里的那一餐。午饭时间到了，楼下总有人喊：“苏瑾，快来打饭，今天有好菜———胡萝卜炖肉。”

　　在北京这样呆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很茫然。给广州的一位朋友打电话诉说苦闷，她说，你到广州来吧。我说，我去干什么？她说，可以先读书。我想，总比现在这样熬着好。于是，打点行装南下了。

　　先是在广州大学学英语。不过同学们都笑称，我是到了网球学校。每天总会有男同学站在宿舍楼下大喊：苏瑾，时间到了，打网球去。我就在同学的笑声中跑下楼。我非常喜欢大学里那种氛围：住集体宿舍、去公共浴室、在图书馆自习、晚上同宿舍的姐妹一起聊天、去街边“打边炉”(吃火锅)……我惊异地发现自己变得幽默了。奇怪的是，出了校门我的幽默感就不见了。

　　在广州我开始正式拍电视广告。说实话，我这个人一直活得不太聪明。人家叫我去拍广告，我就去，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300元、500元、800元一条广告的价格，我都拍过。96年以后，才想到自己也要赚点钱。这些年拍过华菱冰箱、西南航空、新大洲摩托、威龙干红、雕牌洗衣皂等很多广告。但是，我自己觉得满意的却一条都没有。我盼望着能拍一条让自己满意的广告，也算没白当一回广告模特。

　　我在广州过着特别散漫、自由的日子。一天，赵宝刚的副导演找到我，说赵导正在寻找新戏的女主角，问我想不想和赵导见个面。我随口答：好啊。其实，我真的对这次见面没抱任何希望。首先我不是科班出身，其次，以前我曾拍过电视剧《中国模特》，虽然也想在演艺界发展，但因为圈中关系复杂，我又不善应对，总觉得不太适应。对那天的见面，说真的我有点无所谓，穿着T恤、中裤、凉鞋，就来到赵导面前。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被选上了。

　　我好开心，刚到剧组时，整天笑个不停。赵导说，你这么开心怎么行，要悲伤！于是我沉下心，用“心”去演欧庆春。记得拍肖童被击毙那场戏时，我在枪声响过后惊呆了，接着不顾一切地从月台楼梯上跑下来，冲到肖童身边。当耳边响起导演“过”的声音后，我才发觉自己的脚扭伤了，肿得好高，站都站不起来。麻烦的是，重头戏我都能一次过，反而是那些大家认为很容易过的戏，我要来上好几遍。比如那场“家里戏”，欧庆春要请李春强来家里过生日，事前和肖童商量。简单的几句台词，我愣是找不到感觉，不知拍了多少遍。

　　其实，我并不喜欢欧庆春。她聪明、单纯，但有心计。肖童对她那么好，她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在剧组时，我常说“欧庆春好讨厌”。但当演员的要有一颗宽容的心，要了解自己饰演的人物内心的矛盾。可如果换了我自己，肯定不会这样。

　　现在常有人问我，在生活中会不会接受年龄比我小的男孩。我说，会，只要我们真正相爱。我就曾交过一个年龄比我小的男朋友，当然已经是过去式了。但我不会单纯为钱而嫁给某个人，因为我的脾气不好。嫁给那样的人要有很好的忍耐力、承受力，要看人家的眼色过日子。我认识这样一个女孩，她心里再不痛快，表面还是很温婉。这对我来说太难了。还不如凭自己的能力赚钱来得踏实。

　　苏瑾说，97年，她在经历了一次特别大的感情打击后，豁然明白，人生那么长，不快乐干什么，简简单单生活才是幸福的真谛。(梅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