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独家专稿：前不久，中央歌剧院推出了复排歌剧《卡门》。

　　虽座无虚席，但并未出现1982年《卡门》首演时的盛况。这并不出乎意料。虽然《卡门》的复排工作从一开始就得了各报记者的关心，可《卡门》毕竟只是复排作品，人们关心《卡门》，但更关心中国歌剧今后的发展。

　　1979年，中央歌剧院复排了50年代的演出剧目《茶花女》、《货郎与小姐》。1982年，中央歌剧院与法国合作排演了《卡门》，这是西洋歌剧在中国的第一次大制作。法国著名歌剧导演泰拉松亲临中国执导，剧院也为此招募了大批演员。此后，中央歌剧院隔一两年便新排一部西洋歌剧《弄臣》、《训悍记》，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到新千年的今天剧院也会有不少剧目了。但80年代末剧院的“生产效率”开始下降，以至于到了90年代就只新排了一个剧目《图兰朵》。为什么呢？

　　回答很简单：没钱。没钱就排不了歌剧，没歌剧演就更没钱，如此恶性循环不可想象。有了钱是不是就能排出歌剧来呢？如果说有了钱就能排出歌剧来，那么钱又该从哪来呢？一些人说艺术团体是国家的，国家该大力扶植；一些人说企业要自负赢亏，艺术团体也一样，该自己养活自己。还有一些人说大企业赚了钱该拿出一部分来资助艺术团体，以回报社会，说来说去剧院还是没钱。但真是有了钱就能排出歌剧？有了钱就万事大吉了吗？事情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长久的停滞不仅使演员的演唱表演水平下降还使剧院人才外流严重。据说1982年排《卡门》时有八位能登台的“卡门”，而今年重排《卡门》时只有两位“卡门”候台了，其中一位还是从国外赶回来的。前不久，剧院的乐队首席梁大南又离开剧院去了上海。梁大南的辞职与其说是为了高薪，倒不如说是为了在一个同国际艺术管理接轨的艺术团体中找到自身价值。

　　在《卡门》公演前，俄罗斯基洛夫歌剧恰好来华演出，基洛夫歌剧院艺术总监捷杰耶夫一时成为焦点人物。有记者问捷杰耶夫：我们该在哪些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捷杰耶夫诚恳地谈了自己的建议：“大胆培养新人并善于发现天才；走出去与人交流”相信捷杰耶夫所说的这些在剧院不会没人想过，只是想想容易做起来难。如果没有长远发展规划，没有一套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方式，演员对剧院失掉信心，这时候有钱又能怎样呢？

　　二十年前改革开放，人们发现中国不缺科技人才，缺的是科技管理人才，引进先进管理模式比引进先进技术更为紧要。其实与企业发展一样，艺术团体的发展也需要好的管理方式。中国不缺艺术人才，缺的是艺术管理人才。

　　《卡门》几天的演出很快过去了，人们不知道何时再能看到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歌剧。人们期待着，期待着我们的歌剧能够辉煌，期待着我们的交响乐能够辉煌，期待着我们的戏剧能够辉煌，期待着我们的艺术作品能走向世界。(魏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