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冬临比较聪明，在场上是靠头脑来踢球……当然他的脑子比他的腿脚要灵活得多。

　　　　　　　　　　　　　　——摘自傅教练训练手记

　　1995年1月10日星期二，春节晚会前夕，这是一年中演员最忙的时候。冬临和晚会导演出了车祸。导演伤不重，冬临的脑袋却从前边的挡风玻璃那儿出去了！他被送到了医院，傻傻的，目光呆滞。据说当时医生向他提出很多问题，冬临都不能作答。

　　医生：“今天几号？”

　　冬临：“……”

　　医生：“在哪儿撞的车？”

　　冬临：“……”

　　医生：“家住哪儿”

　　冬临：“……”

　　医生：“你的名字？”

　　冬临：“……”

　　医生初步给下了结论：“严重脑震荡……哎，听说你现在在什么剧组？”

　　冬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剧组！”

　　医生：“你演什么节目？”

　　冬临：“小品《有事儿您说话》！”

　　医生：“你没事儿！回去吧！填个单子，你叫什么名字？”

　　冬临：“……”

　　蔡明这样评价郭冬临--

　　冬临脾气急，爱发火，尤其是玩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玩牌，三缺一，让冬临搭把手。冬临说：“让我跟你们玩可以，但是有个条件：输了带急的！”那谁还跟你玩啊！

　　那次我、郭达和冬临在一起，接到张老师(芳明)的电话，问我和郭达有没有时间去参加比赛，我说，行，我们有时间。冬临就问我们俩什么事儿？郭达说，“明星队比赛呀！”冬临说，“真不够意思，你们参加明星队都不跟我说一声儿！我可是运动健将，原来打过冰球，在学校篮球队、足球队、排球队都呆过……总之，我强烈要求参加明星队！”我说，“那我给你说说吧。”

　　“你说管用吗？”

　　“我是财务总监！说话当然管事儿了！”后来就开队委会讨论，大家一致通过。我负责通知冬临：“冬临你填个表吧。”

　　“还填表哪？！”

　　“那当然啦。还得找两个介绍人哪。我算一个，另一个是郭达。表一定要认真填，要详细：姓名，性别，曾用名，出生年月，民族，家庭出身，配偶情况，子女情况，海外关系……都得写清楚！”

　　“我这儿入党哪？”

　　“告诉你，一年后转正，转正那天得宣誓！”

　　“……那你入队的时候宣没宣誓啊？”

　　“我是财务总监，当然不用了！”

　　“我是不是还得写份血书啊？”

　　“血书就免了……”

　　就这样，冬临混入了“革命队伍”……

　　大家都喜欢冬临，因为有他在场就热闹。明星队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个刚进队的“新同志”都得“敢怒不敢言”地被“老同志”“调教”几天，尤其是在“试用期”时。冬临刚进队的时候，一到吃饭就猛表现，一会儿给场上队长陈岩夹一筷子菜，一会儿给队委张国立舀一勺汤。场下队长牛群拍着冬临的肩膀说：“小鬼呀，你转正的会马上就要开了。你光照顾他们俩，你知道场下队长是么概念吗？”冬临一愣，顺手就把春波嘴里的东西夺下来：“别吃了！队长，你一句话，我让他们上别的桌上吃去！”

　　国立“语重心长”地开导“新同志”：“你们要做到，一般的队员，让他们吃饭，礼节性的说一声就行了；对于‘老同志’，要把菜夹到人家碟子里；像我们这几个队委是要挨个儿喂的，你懂吗？”春波假装委屈：“那我们还吃不吃了？”冬临狠狠地“冽”了春波一眼，“哪有咱们吃饭的工夫？！赶快起来照顾‘老同志’！”

　　在飞机上，冬临把着厕所门，不让春波进，说让“老同志”先解决。春波憋急了，便操一嘴东北话跟冬临“讲理”：“冬临哪，盏(咱)俩四(是)一伙的吧？四(是)一块进队的吧？我比你晚来一赤(次)你就这样对我呀？”

　　“……那你可以上。你过来顶着门，让我歇会儿！”

　　冬临就坐下了，正好坐在那英旁边。那英靠他肩膀上就睡。冬临膀子累得够呛，也不敢走开。他说：“我不敢动啊，她是队长啊，我是‘新同志’啊，我就扛着吧！”后来有人告诉他：“那英是啦啦队队长，她管不着你。”冬临一听：“啊？！你怎么不早说啊！”当时就把肩膀一撤，把那英闪的！“干什么你，郭冬临！”

　　“你是啦啦队队长，我不归你管！”

　　冬临是队里的“功勋”板凳队员，教练轻易不派他上场，他就在场下不住嘴地说笑话，来鼓舞其他“板凳队员”的士气。“……有两个哈尔滨人吧，骑车拐弯时撞在一起，就对骂：‘你拐弯咋不给个手势呢？’‘首饰(手势)？我还给你个项链哪！’”正在那美呢，教练傅玉彬喊：“郭冬临，上场！”冬临激动得声儿都变了，“真的，这难道是真的？！”然后就像一只精力充沛的大蛤蟆，蹲在地上蹦啊蹦的，怎么都停不住。教练喊：“你还上不上了？！”“上上！”冬临站起来就跑，被小傅一把拉住：“跑反了，这边儿！”

　　……

　　中国明星足球队成立3周年晚会上，郭达和郭冬临引吭高歌。用的是五六十年代很流行的一首老歌的曲调，歌名叫：《真像一对亲兄弟》。郭达和郭冬临俩人自己填的词，来歌颂俩人辉煌的“板凳队员”生涯--

　　郭达：“我叫王小义--”

　　冬临：“我叫买卖提--”

　　合：“我俩都是40岁，个头儿差不离哎，个头儿差不离。”

　　郭达：“我在队里当替补--”

　　冬临：“我坐着板凳上不去--”

　　合：“两上苦瓜一根藤，我们踢球到一起--哎--哎--”

　　郭达：“蹬上新球鞋哎--”

　　冬临：“穿上新球衣哎--”

　　郭达：“蹬上新球鞋哎--”

　　冬临：“穿上新球衣哎--”

　　郭达：“你看我--(过门儿)”

　　冬临：“我看你--(过门儿)”

　　合：“我俩笑嘻嘻哎，我俩笑嘻嘻。同志们都说我俩真像一对亲兄弟，一对亲兄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对亲兄弟……”

　　他们俩的演唱赢得了大家经久不息的掌声！

　　想着冬临那可乐的样子，我把这个题目给了他--《快乐的板凳队员郭冬临》。“快乐的板凳队员郭冬临”如约来到了我家里。坐在我的对面，给我讲他“那过去的事情”。

　　不怕你笑话，那时候单位发一只鸭子我也要送出去，发一箱苹果也要送出去……

　　现在的年轻人都爱玩，我是个不爱玩的人。小时候，没有人跟我玩，我只有自己看书。我特别喜欢看人的成长过程，这人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死的，爱情是怎样的。我特别喜欢人物传记。前几天我看了一本书，是一个美国人写的，这个人才36岁。他的《序》写得特别有意思。他说：我本来不想写回忆录。但我们隔壁有一个人自杀了。这个人多大岁数呢？只有32岁。32岁就自杀？这个人太幼稚了。我得赶快把我的回忆录写出来，因为我要再晚一点，人家会说我幼稚……

　　今年我也32岁，但我的经历和思想最少有50岁。那一年，我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搞话剧。因为别人都认为，并且搞曲艺的人自己也认为，搞曲艺的比别的艺术行当低一等。那时候我就觉得演话剧的比搞曲艺的高一头。现在我才明白，在所有的艺术形式里，曲艺是最吃工夫的。这个行当是最锻炼演员的。我考试是我爸陪着我去的，我爸跟我说：“你算了，我不是瞧不起你，这个不是咱干的。你还是踏踏实实地跟我回曲艺团当个快书演员吧！”我说：“我绝对不干！”怎么那么巧，就考上了。

　　我是A型血，要干就是极端，会干得很好。要不就干得一塌糊涂。我觉得一个男人其实挺冤的，东挡西杀。看透了是这样，看不透还是这样。他们说郭冬临你胖乎乎的，有什么冤的？我跟你说一件事。

　　前两年，某电视台的一个剧务给我打电话：“郭冬临，明天下午两点来排练，有个小品。”我那时候还没有名，也没有车。我说，“X老师，家里有点事，我得晚一点去，能不能来个车接我一下？”

　　“……你丫还想不想上了？！”

　　两年以后，还是这个剧务给我打电话：“是郭冬临老师吗？”

　　“哎呀是X老师！”

　　“您可千万别叫我老师！是这样的，郭老师，有一个节目需要排练，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派个车去接您。两点到您家楼下，您看您什么时候下来？”

　　“不用接我，我自己去吧。”

　　“不行，导演说了，我们得跟着您，您到哪儿我们心里得有个数儿。这样好不好，我们的车在您车前头领着您……”

　　放下电话，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怪谁呀，谁也不怪，怪自己。谁让我两年前没火的？！你火了，别人就尊重你。

　　一个演员就得不停地上晚会，不停地演出，观众才能记得你。但除了艺术，也是拉关系。不怕你笑话，那时候单位发一只鸭子我也要送出去，发一箱苹果也要送出去……这种日子整个过得人抬不起头来！加上小时候对生活没有保障的惧怕心理，形成了我内向、喜欢独处的性格。大家在一起，男男女女，嘻嘻哈哈，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我突然就会沉默。我会默默地坐在后面看着他们。我经常感到悲从中来。我常常问自己：大家一块儿高高兴兴的，你为什么就不能跟大家一起玩呢？其实不是摆架子，就是不自信。听听音乐，听首歌，看个电影，我都会掉泪。有时候开着车，外边下雨了，我都能哭一场！一边开车一边哇哇地哭！到家把眼泪擦干，装得没事一样。

　　送葬那天，下着毛毛雨，刮着风。我从冰柜里把我爸拖出来

　　前几天有个栏目采访我，问我最崇拜的人是谁？我说，是我父母。他们认为我回答的太简单了。我说，我的父母跟普遍意义上的父母是不一样的。

　　我爸爸是个山东快书演员。那时候也不讲什么“腕儿”。演出时，我爸爸从台侧走到台口麦克风前，掌声就响起来了。我爸就是有人缘和台缘。男人女人都这样，不管你长得漂亮不漂亮，丑不丑，有没有台缘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干这个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教我说山东快书。我爸说，什么时候铜板把手磨出茧子来了，什么时候书就说好了。我就用铜板来回磨手。

　　“文化大革命”时，查出来我大爷解放那年跑台湾去了，这不我们家可倒霉了！就因为这层关系，中央广播说唱团就没敢要我爸。母亲也要受牵连，下放回烟台。我们家仨孩子，我还有两个哥哥。

　　我爸受冲击以后，不让上台演出了，工资也停了。妈妈又没工作。我爸就每天拉着大板车，到罐头厂取货送货，挣点钱。有一次我爸回来，带回来一套袖沙糖，把我们乐得呀！夹馒头吃。第二天，我爸说：“你们在家等着，我还去拿。”什么叫“拿”呀，其实就是偷。就是为了孩子呀！我爸从来不吃糖。那天下班时，我妈带我去接我爸。到了厂门口，就见两个人把我爸推推搡搡的，我爸给人家陪着笑。那两个人说：“他偷我们的糖，放在套袖里，让我们抓住了！”我爸爸说：“那我给你放下行了吧？给你放下行了吧……”

　　“不行！明天你别在这里干活了！”怎么求都没用，我妈两行热泪就流下来了。跟我爸说：“咱回家吧……”回家的路上，我爸一句话没有。我妈不停地流泪。

　　没办法，我爸又另找了一个活，还是拉排子车送货。有一次，我跟我爸爸拉了一车的货，路过一个饭馆。里面卖馄饨、面知、包子、糖三角。走了半天，身上冻得够呛，也饿了。身上没钱，但带的有干粮。我爸跟我说：“三子你在这儿看着车，我进去要碗热汤。”一会儿我爸出来了，说：“人家不给。三子你进去吧，你是孩子，你要。”我进去了，一看好多人正吃饭。我走到一个桌子前说：“阿姨，给我一碗汤吧……”人家说：“去去去！这小孩哪来的？！”这时候我爸把车锁上也进来了。我们就等人家吃完了，看碗里剩点汤，我爸就把带的饼泡泡给我吃。拿第二碗的时候，有一个女人，40多岁，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形象！满脸横肉，胖得跟猪一样。她眼睛看着我们，往馄饨碗里吐了一口唾沫！我爸就这样看着她，把碗端过来。当时我塞了一嘴饼，看着我爸。我爸慢慢地把两个半碗倒在一起，泡上饼，就那么吃了。我爸是个搞文艺的人哪！是个从鲜花掌声当中生活过来的人哪！演出时我爸的节目排在倒二，侯宝林爷爷“攒底(压轴)”我爸爸是这种演员哪！一下子落到这种地步，他能够这样！我说，“爸，多脏啊！”我爸看看我，默默地吃，什么也不说。

　　当时我不理解，现在我长大了，我知道我爸当初是怎么忍下来的！当着自己儿子的面！我爸太难了！他是用行动告诉我：活着太不容易了。

　　一提这事，我就想哭。

　　他这辈子只打过我一次。是因为请马季老师吃饭。

　　马季老师跟我爸爸关系特别好。包括唐杰忠老师，赵连甲老师，侯宝林爷爷，我爸一人送他们一个罐头瓶。瓶子外面用玻璃丝编个网套，喝茶用。那时候特别兴这个。这都是我爸在罐头厂干活的时候得的。

　　我爸特别会做菜。那时候家里穷，没那么多钱买肉。我爸也有办法。先把肉炒出来，放在一个碗里。然后炒一个菜加一点肉，等端到桌上之前再加一点肉，盖在菜上面，显得菜里的肉很多。平常家里吃不着肉，菜端上来了，我光挑肉吃。我爸瞪我两眼，我没在意。因为我最小，我妈特惯我。我爸又瞪我一眼，我还没在意。我爸“啪”给我一巴掌，说，“三子，别吃了……”

　　我爸当时是笑着说的，怕让客人难堪。这一巴掌把我的牙都打掉了，满嘴流血。我妈把我抱到里屋。等马季他们走了，我妈跟我爸吵了一架。我妈说：“你凭什么打孩子？他不就是想吃两块肉吗？！”“这些人都是从天上来的！请都请不来呀！虽然咱们原来跟人家共过事，但是咱们现在不如人啊……上咱家是瞧得起咱们，孩子太不懂事了……”

　　“他才多大？！你就下这么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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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人7天没说话。

　　在我印象里，我爸从来没跟我玩过。惟一的一次就是带我去看电影《渡江侦察记》。回来的时候，我爸骑着自行车，我站在车后座上，搂着我爸脖子，很有点电影里在船上的那种感觉。我爸乐坏了。我爸很少乐。

　　我爸爸1987年去世，脑溢血。根儿还在我大爷身上。为了他我们家吃尽了苦。好，终于联系上了！因为我爸拍了个电视剧，在福建播出了。我大爷的一个同事看了电视剧，说这个演员长得怎么这么像郭长如？郭长如就是我大爷。这位同事就带了一盘录像带回到台湾。给我大爷一放录像，我大爷说：“没错儿，这就是我弟弟！”我大爷1988年退役，退役之前不能来大陆。说只能在香港见面。我爸去了香港，又跟着我大爷到了台湾。哥儿俩见了面儿，抱着哭啊，笑啊，在地毯上坐着，也不上床睡觉。聊啊聊啊，一聊好几宿。我爸回来时带来我大爷给我们买的盘子、冰箱、给我和我妈买的衣服。我爸坐飞机回来，到哈尔滨刚下飞机，就不行了，人还没到家，直接拉到医院。我妈赶过去，问我爸：“你怎么了？！”我爸说，“我……我……”一句话没说出来，3分钟就咽气了！

　　我爸这一生啊！

　　当时我在普陀山拍戏。普陀山是个有灵气的地方。那天拍完戏往回走，特别寸，一条小黑蛇唰唰就从我旁边过去了。我当时喊了一句：“哎呀，蛇！”虽然我五大三粗的，可特别怕蛇。刚回到剧组，就收到电报：“你父病故。”那一年，我爸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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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我爸上火葬场那天，下着毛毛雨，刮着风。我从冰柜里把我爸拖出来。我爸穿了一身“小地主”的衣服，长袍子，头上戴着一个瓜皮帽。剃个秃子，眼睛是后来给合上的。推的时候瓜皮帽掉下来了，扣在爸爸脸上。我把帽子拿起来，鼻梁上压了一个坑。我含着眼泪，给我爸捏鼻子，想把鼻梁捏起来。捏完了我手上一层白霜……没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就觉着天都要塌下来了……

　　后来我回去给爸上坟，问我哥：“把咱爸埋哪儿了？我去烧烧纸。”我哥带着我走，走啊走啊，走也走不到。我问：“到底在哪儿啊？”我哥说，“就快到了……”最后把我领到一个海沟跟前，全是水，旁边是礁石，说：“咱爸就在这里……骨灰已经洒了……”我当时就急了，我说：“咱爸又不是养鱼的，怎么把骨灰给扬了……我在哪烧纸啊？！”

　　“……”

　　我眼泪就下来了，我爸找不着了，谁知道流到哪儿去了……

　　我妈妈弹着弦子给我唱。唱三句我就听不下去了，跟我妈妈抱头痛哭!

　　看上去我什么都像我爸，长相啊，上台的做派呀。其实我的性格更像我妈。我妈最疼我。在她眼里，她儿子哪儿都比别人好。19岁之前我没有离开妈妈一步。女孩给我写条我都给我妈看。而且我的性格弱点就是那时候形成的--自卑。那时候我们家就是穷啊，就是穷造成了这一切。现在我觉得挣一块钱都是钱。小时候我从来没有穿过一身新衣服，没有穿过一双新凉鞋。最多的时候我的凉鞋粘过28处。从别的破凉鞋上剪一块下来，把火筷子烧红了一烫，就粘上了。我脚上永远是泡。

　　那年我爸爸干活砸断了腿，在家一呆就是18个月。我妈妈带着3个孩子，怎么办？总得活啊！我妈就带着我去卖艺挣钱。跟着我妈一个村一个村地跑，唱大书。我第一次上台是5岁。

　　一次到济南去演出，想搭个货车。一听说那趟火车是去济南的，就去找人家说。想坐守车。坐守车不是舒服点儿吗。(注：守车是一列货车的最后一节车厢，压运员可以在里面休息，冬天还可以烤火。)我妈求人家：“大哥，帮帮忙，我带着我儿子去济南，搭个车。”

　　“你上来可以，你儿子得上前头去！”

　　那家伙不怀好意！我妈就站在那骂：“XXXX！”两边骂起来了。火车“咣咣咣”往前走了。那时候我的个子很矮，也就到我妈腰那儿。手里拿个弦子，鼻涕拖老长，也不会说普通话，一嘴山东话，学着我妈骂：“XXXX呀，XXXX呀……。”

　　天下着大雪！没办法，就扒火车。那次扒的是煤车。煤车的车厢上边没有顶，车一开起来，寒风刺骨，一会儿就能把人冻僵！为了让我暖和点儿，妈妈手脚并用地在煤堆上刨了个坑，把我放在里面，再用整个身子覆盖在外边……等到了地方把我抱出来，已经分不清哪是煤哪是我了！真像山东快书小段里说的那样，说了个姑娘特别黑，黑到什么程度？有一次掉在煤堆里，找不到了。只好拿棍去捅。硬的是煤，软的就是姑娘……跟着妈妈唱书，一个村一个村地跑，经常吃不上饭。有一次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我妈妈说：“三子，你等着，我去挖点地瓜。”我妈饿得发晕，低着头只顾挖。挖着挖着，就见面前两只脚，顺着脚往上看，人家主人站在那里！已经看了我妈半天了。那人说：“你干什么？！”我妈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尝尝……”

　　“尝尝？你尝尝都挖一筐了？！这是尝啊？！”也就是搞文艺的能说出这种话，“我尝尝”。

　　我妈是唱徐州琴书的。一场唱两个半小时，收两块五毛钱。那次唱《王天宝下苏州》中的一折，叫《马前泼水》。唱到半截儿，我妈小声叫我：“三子，妈累了，你给妈垫个场。”垫场就是我唱一段，让我妈休息会儿，我妈再接着唱。当时垫场说山东快书小段，就是那段：“说了个小孩叫小华，他妈让他学文化，第一天老师教了三个字，你，我，他……”我说，“妈，那么多人，我不唱……”

　　“三子，妈求你了，唱吧，妈累了……”我妈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说，“妈，我不唱，我困！”我妈“咔嚓”就把弦子撅了，跟大家说：“对不起列位，今天这两块五我不要了！我要教训教训这孩子！”我妈把我拉到麦场上，用竹坯子打了我一个多小时，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我妈一边打一边哭：“……三子我打你为什么，你不懂事啊！将来你干不干这个我不管，你应该知道疼人在，你应该救你妈，我要中间下来喝口水，场子就凉了。人就会走光的！就没人给钱了你知道不知道……”打完了我妈又抱着我哭！

　　跟我妈去唱书，赶上哪家就在哪家吃饭。一次人家端上来地瓜小米稀饭。地瓜这东西偶尔吃一顿可以，老吃就不行了，吐酸水。那时候我妈教了我很多曲艺行当里的行话。我就用行话跟我说：“妈呀，捻嘬啃头(“捻嘬”就是不好，“啃头”就是吃饭。“捻嘬啃头”就是饭不好吃的意思。)妈哄着我：“三子，啃吧。”(“吃吧”)我还念叨：“捻啃！捻啃！……”(“不好吃，不好吃”)我妈“啪”给我一巴掌：“捻啃！捻啃！什么都捻啃！好好啃！”(“不好吃！不好吃！什么都不好吃！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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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了，我一回家，我妈想起这段日子就抱着我哭。一边哭一边念叨：“……我孩子受苦了，你小时候我对你不好，老打你呀……”我说，“妈呀，你要不打我，我到不了今天这步啊！妈你把琴拿出来，再给我唱一段吧！”我妈妈就弹着弦子给我唱。唱三句我就听不下去了，跟我妈妈抱头痛哭！我妈妈每次都拍着我说：“我儿子没忘本呀，我儿子没忘本呀……”我买车的第一天，在三环路上开着，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说，“妈，你儿子现在也有自己的车了！”我妈一听就哭了，一边哭一边骂：“XXXX的！我儿子也有今天哪！……”

　　我妈妈现在住在大庆，一套四居室。我每个月给我妈妈寄钱，找了两个小阿姨照顾她。一个给她洗衣服收拾屋子，一个给她做饭。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感情上精神上没办法。我在北京也过的是动荡的生活，东跑西颠的，也没法把妈妈接过来。而且我妈有糖尿病，心脏病。那边同学啊，医院啊，大夫啊，都比较现成。我经常劝我妈：“妈呀，爸也死了，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找个老伴儿吧。”我妈说，“三子……我没稀罕够你爸……”

　　人家都说我是孝子，我说我不是。我要是孝子就应该给我妈买个房子，再开个菜园子，跟我妈一块儿住。把我妈伺候到死，我再出来干事业……虽然我现在也算有点儿知名度了，但是自卑的心理并没有完全消除。如果现在人家跟我说，郭冬临，从明天起永远没人用你了！我会感到很茫然，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原来想到去擦车，但是冬天怎么办？在国外，我看见一个卖胶水的。他弄了两块砖头，中间连了一块布条。用胶水把布条和砖头粘在一起，在地上拖着走。那意思：就说我这胶水好不好吧！还有什么可说的，砖头不好粘吧？布不好粘吧？人家拖着在街上溜达！将来我要演一个卖胶水的人就能用上……以后我没饭吃了，我也可以去卖胶水……九五年春节晚会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的小品《有事您说话》给人一种悠悠的感觉。给观众留的印象比较深。我特别感激那年春节晚会导演，给了我那么一个机会。从那儿以后，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坐出租车也不要钱了--当然咱们不能不给人钱。人家从我身边走过，喊一声：“郭冬临！”这一声比给我3万块钱都高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拼命奋斗想得到的东西，有一天突然得到了！这一切，你自己都承受不了。好在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是谁。

　　听着冬临浸透泪水的心声，我想，“快乐的板凳队员郭冬临”这个题目是不是该改了……

　　注：《中国明星足球队内部档案》一书由“刘肃儿著-现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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