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城记》：为四川默哀(2)

《二十四城记》剧照

　　记者宁愿把这部影片看成一部不厌其烦的对话录，道出一个时代的变迁，记载下每个人在时代变迁中的个人感受。除了三段女性主角的回忆，另外几位不同年龄的男性访谈者，则从侧面提供了另一种价值追求。重复性劳动带来的是人的机械化和个体塑造性的丧失，这是作为主持人的赵刚所无法认同的。而作为父辈和祖父辈的老工人，他们早已习惯于这种人格“标准件”的打造过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连“迟到”这种“毛刺”都无处可寻。影片在音乐中传递着熟悉的时代感，更能引发观众的共鸣，有时直接用符号性词汇来恢复时代声效，更能带来一份沉噎的伤感。兵工厂、支边、大院、劳模、拆迁、新楼……每一个词语都是一代人的标签，合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国家的断代史。《二十四城记》里诗句的选取，也使得这些特定群体的变化，被浓缩为一句句格言。我们都在总结属于自己的格言，有人成了六十年代的“三八红旗手”，有人成了八十年代的支边女工，再有人成了倒卖名牌的“自由职业者”，这一切累积起来，弥漫出一种社会与时代投影到个人内心的气息。

　　异域与故乡

　　此时此刻观看《二十四城记》，脑海里却无时无刻不联系到真实的四川。在影片中有一组镜头——420厂的老厂房已经报废，顷刻之间倒塌。虽然记者知道这一片瓦砾之上，将要生长起另一座“24城”楼盘，可这种轰然瓦解带来的悲伤，实在是与可怕的地震无法区分。

　　在戛纳电影节的新闻发布会上，贾樟柯沉重地讲述起自己与四川的渊源和对成都的情怀：我虽然没有去过汶川，但曾经为《二十四城记》的拍摄到过都江堰的学校里选景。当地人民的生活都很安逸，地震这个概念对他们相对遥远，但没想到意外来袭。我这两年一直在西南拍戏，开始在重庆，后来又来到成都。地震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很震惊也很担心，因为我们剧组一半的工作人员都是成都人，我们的投资方，我们拍摄和采访过的420厂都在成都。后来我们得知所有人平安的消息后，才得以放心。因为《二十四城记》的拍摄，我们在成都采访一百多个工人，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总体拍摄，总计七十天的实拍。因为拍摄，我对成都怀有深切的感情。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但我希望在场的所有人能用一分钟的时间来默哀。

　　首映当晚的媒体活动上，贾樟柯携《二十四城记》的幕后成员及两位主演陈冲和赵涛，一同呼吁为四川地震灾民募捐。许多到场的媒体记者、剧组和演员，都专程赶来响应募捐的倡议。几乎所有的华语媒体记者都一一上台发表感言。记者们言辞恳切，感人肺腑，尤其是来自地震灾区的媒体，道出了全球华人的心声。成都女记者潘媛当即决定结束戛纳报道，于第二天飞返故乡，她说：“我应该和我的家人、同事以及我的城市在一起。电影会结束，电影节也会结束，但是生活会继续。”来自重庆的聂晶，虽然也担心老家的亲人、丈夫和年幼的孩子，却决定继续战斗在戛纳的报道岗位上，但她所说的其实与潘媛殊途同归：“因为戛纳有中国电影，有中国人和中国友人。我还是要坚持在这里工作，对家乡灾区的父老乡亲说一句——‘生死不离，我们永远在一起！’”当晚活动共募捐到255万元人民币的救灾资金和物资捐赠，将转往灾区支援同胞的抗震救灾。

　　特约撰稿 LUC(发自戛纳)本报记者 许涯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