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徐峥聊天,他总会提到三个概念:类型片、故事性、治愈系。

  不管是获得12亿票房的《泰囧》,还是即将公映的《催眠大师》,都有着这三个元素。只不过从公路喜剧变成了心理悬疑,好像从晚间八点档切换到了子时午夜场,呈现了两种极致。不变的是故事一如既往地精雕细刻,每一句台词都不放过。正如徐峥代言的汽车广告里的台词,“重视细节!”

  除此之外就是电影的调子,不管之前怎么样,一定要有“治愈性”结尾,观众从影院带走的是感动或者感慨,而不是糟心事。

  “要不然没必要去看电影,直接看《法制进行时》就可以了,这些素材太多了,任何一部拍出来都不得了。”

  现在的徐峥身份越来越难界定,制片人、导演、演员角色的转换,放在他身上毫无违和感。他以演员的身份加盟《催眠大师》,随后又当上了电影的监制,到了上映前又开始贡献营销创意,预告片灵感,万达院线在愚人节放映《催眠大师》片头整蛊观众,就是他的点子。

  做监制是为了更大权力吗,不,徐峥只是认为中国缺少好的制片人,他自己清楚导演和制片应该是独立的两个个体,但是在现场电影市场的乱象中,他不得不全力投入。

  反讽的是,拍《泰囧》前的徐峥只是个导演新手,大制片人完全看不上他。而《泰囧》之后,徐峥发现其实自己就是那个所谓的“大制片人”,水平一般的反而不入眼了。

  现在徐峥最想做的还是“偏重于轻松幽默,有人生味道,清新的小喜剧”,但是在《催眠大师》《港囧》之后,他有更大的野心,用电影的治愈功能,尝试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聊到了一部电影,乔治克鲁尼的《在云端》,经济危机时,这部电影的小小幽默,安抚了很多痛苦的心灵。

  徐峥说,“我就想做这样的电影。”

第一段

  徐峥喜欢制片人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泰囧》成功是因为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导演,更多的是把自己设定制片人。”

  他不大看得惯行业内对于权利的争论,任何争论和作品相比,都不足为道。

  徐峥太忙了,她的宣传不止一次感慨:“今天在这里做完访问,下午见人谈事儿,晚上坐飞机录《天天向上》,回来就是电影首映和北京电影节闭幕红毯……”接下来还有自己导演的《港囧》,《催眠大师》续集《记忆大师》也在筹备,10月份和黄渤主演的宁浩新片《心花路放》公映,还有其他计划暂时不能透露……

  是什么让他变得忙碌?12亿票房的成功带给他信心的同时,提高了行业对徐峥的信心,他的声音得到重视,这也逼他走上了快车道。

  如果这个行业能多几个徐峥,也许会再好一点,他也不会那么忙。

王玉年:你除了是《催眠大师》的主演之外还是监制,不但参与前期的拍摄,在后期的制作和营销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为什么对这个电影有这么大的兴趣呢?

徐峥:因为我本身也算是一个影迷,也很愿意看类型片,除了喜剧以外的其他的类型我也喜欢。像这个类型,就是心理、悬疑、推理,喜好这类电影更可以证明自己是资深影迷。像《盗梦空间》、《源代码》,好像带有烧脑的成份,你要在整个观影过程当中,不断去探寻这个故事结尾,给出一个意外的答案,这样一种观影体验,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的。如果没有拍喜剧,没有因为喜剧被大家认识的话,我会更喜欢这一类电影。

王玉年: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催眠大师》的监制呢?

徐峥:一开始就跟导演这样来商定的,因为看完剧本以后,我也挺喜欢,关于剧本也给出了很多建议和想法。大部分的工作,其实还是导演来做,特别是关于创作方面的,但是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我和导演,还有编剧在一起研究剧情,几乎每天白天像上班一样,因为这个戏都是夜戏,晚上就去拍了。

王玉年:最大的调整体现在哪里?

徐峥:台词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虽然在拍一个所谓的烧脑电影,但是其实我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智商。我觉得有非常高智商的观众,能把脉络梳理得特别清楚,我以前看到过影迷拆解《色戒》里面的麻将戏,这个人打的什么牌(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一定是一格一格地在分析。我觉得那样的影迷真的高智商,而我自己在这方便挺笨的。但是因为我这样,我就必须逼着导演跟我说,你把这个讲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把我当做很普通的观众,第一层故事、第二层、第三层……

  希望可以把所有观众拉到同样一个观影感受里面,为什么要这样讲这个故事,我们想表达什么。所以在这方面,就逼着导演帮助我搞清楚剧情,也是让他们自己面对更多问题。

王玉年:《泰囧》的12亿票房,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自信吗?

徐峥:其实是别人对我的信心,他们考虑我意见的时候,会有一种信任感。当然这种信任感,在专业的团队来说,都不是盲目的,他们也会考量我的意见,有的时候甚至有人反对我的意见,但是对的地方,大家接受起来会更快一些。

  事实上在之前很多工作里面,我们都是以这种方式在工作的,尽量为剧本去出谋划策,去出点子。我觉得好的作品,本身应该具有某种水准,作为演员演得再好,逻辑或者剧情不对,不调整剧本是不行的。

  当我看到网络上编剧和演员在争执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有很多的不公正,那是源于体系的不完善。可能有很多创作者在之前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我觉得从创作这个角度来讲,还是应该把作品放在第一位。大家对这个作品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得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或者尊重的态度,在这个尊重的原则下面,其次才是你自己的权力。

王玉年:参与电影营销多了,有没有更多的心得?

徐峥:等到我自己拍电影以后,我才发现中国缺少好的制片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泰囧》成功是因为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导演,更多的是把自己设定制片人。项目最开始的时候,要拍什么类型、什么题材,其实我的制片人工作,已经开始展开了。在后面参与预告片的剪辑,确定定位,寻找卖点,进行推广,这都是制片人的工作。

  我不是通常意义上剧组里面的制片主任,而是创作型的制片人。我也懂导演,也懂戏剧,也懂表演,也懂应该跟什么样的演员合作。所以我一直说,从技术层面来讲,我完全是一个导演新手,但是从制片人角度来讲,我不认为自己刚刚做。之前很多片子我都有观察,我明明觉得,在现场拍得挺有意思,挺好呀,为什么最后宣传成这个样子呢?那个时候,我是有很多心得的。现在比如说做监制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是把我这方面的心得多贡献出来一些。

王玉年:其实按照道理来讲,在一个电影里,制片人和导演应该是独立的。

徐峥:对。

王玉年:是不是因为好的制片很少,才有你的困惑。

徐峥:我知道有很好的制片人,我那个时候刚拍的时候还找不到他们,或者说我没有资格找到他们,我只能承担。以后不排除请好的制片人来给我做,但是我也觉得自己是好的制片人,我也希望如果有一天我可以以纯粹一个制片人的身份,去寻找导演来合作,寻找很多年轻的更专业的,比我更专业的导演,但是我以制片人的身份跟他谈合作,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

第三段

  一部《泰囧》给徐峥带来了名利和权势,也为他带来了误解。人们见到他就说,“哎呀,大导演。”媒体也习惯于把他的作品归类成商业喜剧。

  徐峥觉得困惑,“我拍一部电影怎么就成大导演了?导演应该是作者,但我不是。”

  这似乎是一种保护,就好像姜文总说自己是“业余导演”一样,对于演员出身的导演来说,这样的压力要比“职业导演”小很多。

  而面对商业类型上的归类,徐峥显得更加抵触,“难道在电影节上得奖的电影就不是商业片吗?当它拿到电影院里面去放,它还要去宣传,它要通过媒体,告诉你们已经得过什么奖了,这也是一种商业片。”

  “在《泰囧》里,我们其实是想探讨,到底怎么样活着是更对的。这难道不是艺术片吗?”

王玉年:《催眠大师》的概念很好玩,观众进入到影院,所有的光都暗下来,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观众陷入到一个催眠的感觉中。这好像是心理学的范畴,听说你也对心理学有研究?

徐峥:谈不上,陈正道来找我演《催眠大师》的时候,我正好在筹划另外一部戏的剧本,在筹划的过程当中,就接触了一些心理医生。我们想努力了解,心理医生的治疗,大致是一个怎么样的原理,和怎么样算一个疗程。

  你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我是完全认同的。本身看电影的过程,有点儿像催眠,大家从四面八方,带着不同的情绪走到电影院里,跟着剧情就哭了,就笑了。如果单纯记录下来的话,你发现怎么会有这么大情绪的波动,这很像催眠。

  我觉得好电影,总是能够给人带来心里面的一种治愈。剧情设置,人物的命运,这些关联的东西,越是符合他的心理节奏,他对你的电影好感度就会提高。同样有一些艺术片很酷,它在你普通观影经验之外,但是它仍然带给你思索,或者带给你一种非常特别的观影体验,我觉得那个才是好的艺术片。而我认为真正好的艺术片,它带给你的观影感受,应该是更强烈,更准确的。

王玉年:听说你挺喜欢亚历山大-佩恩,那是你愿意去追求的一个方向?

徐峥:我在这个行业里不得不承担很多误解,最开始我演猪八戒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喜剧演员。现在你拍了一个戏,结果又有很多人管你叫导演,这好像又是另外一种谬误。

  所以当大家觉得《泰囧》仅仅是一部很好笑的喜剧片时,我也没法说话。当《泰囧》票房很高,大家觉得这是一部商业作品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说话,我只能继续去拍我原来想拍的那些电影。

  像亚历山大-佩恩那一路电影是我很想拍的,你说它是喜剧吧,不完全,它不等同于很标准的商业电影;但是你说它正剧吧,它里头又有很多荒诞的元素,那个荒诞感会让你发笑,但也会给你带来一种莫名的感伤。

王玉年:称呼你导演为什么会造成困惑?

徐峥:不算困惑,导演也是一个角色。但是我知道,当别人叫你导演的时候,他想的和你要做的,可能也不是同样的人。我只是拍了一部戏而已,一个人真正被称为导演,事实上意味着是一个作者,起码要拍几部电影。有的人说,哎呦,大导演,他指得是你获得了某一种权势,可以对其他的人发号施令,好像给这种权力的崇敬。

王玉年:有权力难道不好吗?

徐峥:权力其实是为了方便工作和表达,因为我觉得电影是是各个部门配合的这工作,它这个工艺的性质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导演需要拥有一个权力,其实是便于他的工作,不是为了获得那个权力。

王玉年:在当下中国,导演除了可以在片场发号施令之外,可能还会意味着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这些东西不是你想要的吗?

徐峥:这个东西也是为了配合你其他的一些创作,要不然其他还能怎么样。我觉得导演跟官员、领导,还是有差别的。

王玉年:还有刚才你也提到《泰囧》,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商业片。其实我也有一点困惑,难道不是吗?

徐峥:《泰囧》当然是一部商业片,当它在市场上面形成了一种消费关系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商业片。难道在电影节上得奖的电影就不是商业片吗?当它拿到电影院里面去放,它还要去宣传,它要通过媒体,告诉你们已经得过什么奖了,这也是一种商业片。

王玉年:另外一个形式的商业。

徐峥:就是卖点不同,它的卖点是说,我是高艺术品质的产品,所以我觉得它当然是商业电影。大家说是《泰囧》商业电影,因为它拥有很高的票房,可是拥有很高票房这件事情,不完全是这部电影带来的,是由市场的需求、容量、银幕数、观众的消费心理……所有这些东西,一起共同完成的。

  我做所谓的“囧”系列电影,有一个共同点,所谓的成功人士和另外一个草根,他们两个人走一路……我们其实是想探讨,到底怎么样活着是更对的。走了一路,要去获得那个授权书,他发现必须放弃掉才能获得别的东西。这难道不是艺术片吗?这个初衷的表达,我不拿商业或者艺术来讨论,它是有主题的。

第四段

  《港囧》还在筹备中,面对近来愈演愈烈的香港和内地群众引发的矛盾,徐峥显得谨慎很多,“我们只能从大的方面去说能说的,说对大家都好的事情。”

王玉年:为什么你和宁浩、黄渤、王宝强凑在一起就很有火花?

徐峥:我觉得懂得幽默的人到最后会凑到一块。事实上你看到的这个现象,是因为正好我们这些人都挺认真的。大家总是误以为,我们看到了一个喜剧,这个人在生活当中也是很好玩儿的,可有的时候事实往往不是这个样子。是因为剧作这个东西,和你最后按照剧作来进行表演,其实它还是一个精心安排的事情。他没有那么多的随机性,它会有随机的空间,但是这也是在一定的格局之内的。

  我们想要搞笑之前,我们先得承担不搞笑,很多大量繁琐的工作,最后才是搞笑。

王玉年:《泰囧》算是喜剧还是闹剧?

徐峥:我觉得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我不是那么在意。有的时候说“动作喜剧”,还有“计谋喜剧”,“性需求不满足喜剧”……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分类。我觉得其实喜剧是一大类,重要的是,我们在拍的时候,表达了当中的游戏环节有没有达到那个效果,最后主题的表达有没有到位。一部电影拍完以后,总会有很多遗憾,也会有很多意外,这是一起来的,我觉得不是很重要,我们赶紧想后面做什么吧。

王玉年:很多人都在期待《港囧》,但是《泰囧》之后怎么才能做得更好,这个难度其实非常大。

徐峥: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你要相信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的思想准备,因为不管怎么样拍,都会有喜欢的声音,和有吐槽的声音,因为你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观众。那么再反过来讲,如果你拍了一个能满足所有观众的作品,这也未必见得是一个好作品。

王玉年:都满足所有人了还不好?

徐峥:因为我看到过那种试图满足所有观众的作品,就是某些晚会,所以我并不认为,最后呈现出来的是好作品,但是它的确是在做这种努力。

王玉年:为什么是《港囧》,不是《台囧》,或者是《美囧》呢?

徐峥:我总得选一个吧。我们当初选《泰囧》也有一些原因的,我们既想带给观众一些异国风情,又希望能够接到这个地气,因为就泰国来讲,大家还是熟悉的。

王玉年:最近有个新闻,内地小孩在香港街头小便被围攻。现在很多香港人和大陆人在情绪上有对立的地方,比如这样的东西会在《港囧》里体现吗?

徐峥:我觉得很难体现,这事儿没法说,我们只能从大的方面去说能说的,说对大家都好的事情。而且我也不想把这种主题,作为我电影的主题,我会找别的方向。

王玉年:你应该去了很多次香港,看景什么的。

徐峥:去了几次,没有很多,我后面还会去。长期的准备,着什么急啊。

王玉年:老板不着急?

徐峥:老板也不着急,着急也没用。

第五段

  陈正道说,“从来没有见过比我看片还多的演员,徐峥是第一个。”

  徐峥却觉得很正常:“不是影迷,怎么能够拍电影呢?你起码得是一个专家呀,导演更得是专家了,自己喜欢的得如数家珍吧。”

  我们这次聊了很多之前没聊过的话题,波兰斯基和戏剧性、科恩兄弟的《醉乡民谣》、乔治-克鲁尼主演的《在云端》……

  对于市场的思考,让徐峥将重心放在了治愈系电影上,他认为这是在中国电影的尺度之内可以值得推广的模式,“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回到自身身上,怎么解决我的问题。在负能量特别多的社会,观众还是需要看到好的东西。”

王玉年:在中国的电影市场里面,好故事是不特别少。

徐峥:其实好故事有很多,有一部分没法拍,有一部分没拍好,所以最后留下好的故事不算多。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题材可以挖掘,我觉得《致青春》、《中国合伙人》,都是非常好的故事,而且可以不受条条框框的干扰,这类故事应该挖掘更多。

王玉年:做电影的人都很焦虑,都说现在没有好剧本,出来一个大家就抢走了……

徐峥:我说这个有好故事,是指有好的题材,有好的素材,但是能不能把它变成好的剧本,的确很难。我们很多编剧,还处在一个维权的心态,有很多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像我也感觉不到他们完全安心在创作上面,本身应该很早就解决的问题,没有被解决好。

王玉年:刚才等你的时候,正好在网上看见一个波兰斯基拍的……

徐峥:《穿裘皮的维纳斯》吗,在一个剧场里面,从头到尾都是两个人。波兰斯基在以前就拍过一个这样的电影——《死亡与少女》,是演《异形》的那个女的(西戈尼-韦弗)和本-金斯利,另外还有一个演员(斯图尔特-威尔逊),三个人的戏,没有一个闪回镜头,就是从一个晚上讲……我觉得波兰斯基太厉害了,他是非常懂得戏剧的导演,懂得戏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些导演开始就学电影,学画面、学构成,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为戏剧服务。波兰斯基戏剧功底那么深,所以你看他拍的电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什么好看?就是有戏剧的功底。《影子写手》拍得多好。你看过吗?

王玉年:我基本都看过。

徐峥:其实你要这么梳理的话,其实他的电影里面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在一个极致的戏剧环境里面长时间看人,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线索。你想那个《钢琴师》也是这样子的,你可以想象,如果环境不一样,把它做成一个舞台剧,完全有空间。

王玉年:其实我刚才想说的是他拍的一个广告,主题就是一个心理医生和病人,有点像《催眠大师》。

徐峥:那我没看。

王玉年:特别短,三分钟,也是本-金斯利和海伦娜-伯翰-卡特合作的。

徐峥:什么情节?

王玉年:本-金斯利演一个心理医生,然后海伦娜-伯翰-卡特是病人。海伦娜进屋,把外套脱下来挂在衣架上,然后她躺在那就开始自说自话。说着说着,本-金斯利,被那个衣服所吸引,然后走过去,把那个衣服穿上,做很妩媚女人的动作。

徐峥:很棒。一听就好玩儿。心理医生看到这个(衣服),自己都病态了。

王玉年:对,有那种感觉。而且我听陈正道导演说,你看片量比他还要高,他说他从来没见过一个演员,比他看过的电影还多。

徐峥:我这两年都不行了。以前看得比较多一些。其实这也是演员的功课,有很多演员,我发现他不是影迷……你不是影迷,怎么能够拍电影呢?你起码得是一个专家呀,导演更得是专家了,自己喜欢的得如数家珍吧。

  电影会给你很多养分,那个跑不掉的。原本有的素材、信息,有用的时候,就会从你脑子里冒出来。没有就是没有,如果看得多,这种素材信息就多一些。

王玉年:那你平时看电影的话,是把自己当成专业人士还是影迷呢?

徐峥:我觉得我这点特别好,看电影的时候,仍然把自己当做一个观众。能看到多少,就尽量看到多少,但是也别太去分析研究,那么学术化。不要去做过度的读解,我觉得做过度的读解,容易让人迷失掉,容易偏掉。我这次到香港去看《醉乡民谣》……

王玉年:你喜欢吗?

徐峥:喜欢死了,那个情怀,那个演员太好了。

王玉年: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他的《巴顿芬克》?

徐峥:《巴顿芬克》看过,我也很喜欢。但是《巴顿芬克》更多的,有点儿像《醉乡民谣》里面男主角出去奇幻漂流那一段。你一看《巴顿芬克》还是年轻,就是他会很强调奇幻的那一部分,到最后一直走到底了。可是《醉乡民谣》结尾还让他回来,而且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的层面,一层一层的,你看他几次唱歌,其实那个级别是不同的。他在那个酒吧里面,对那个制作人唱,那个其实是达到了艺术的一个最高境界,但是在这个后面还有一次唱,就是他去给他的爸爸唱,那个真的是用生命在唱歌,把他爸爸唱尿了。我觉得科恩兄弟把艺术家的各个层面梳理得很清楚。

  我后面看了科恩兄弟的解释,男主角只是那个时代当中的一分子,就是有很多那样的人,结尾鲍勃-迪伦还在那个酒吧唱。他抓到一个典型的人物,通过描述他个人几天之内的生活,展现了一个时代,我觉得很了不起。

王玉年:《在云端》你喜欢吗?

徐峥:非常喜欢。也是那种路子的。

王玉年:是不是这样风格的电影,才是你想在中国的市场里做出来的东西?

徐峥:是,我就想做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可能稍微再下一步才开始。

王玉年:现在时机还不到吗?

徐峥:不是说时机不到,是我的准备还不够,我还需要再准备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只有这个题材,是在我们的尺度之内可以值得推广的,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回到自身身上,我怎么解决我的问题。而且这个社会,整天负能量的东西特别多,到电影院里面去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东西,他需要看到好的东西。

王玉年:还是需要有治愈的东西在。

徐峥:要不然他没必要去看电影对吧?他直接看新闻,看《法制进行时》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些素材太多了,任何一部拍出来都不得了。

王玉年:是不是感觉现在中国人都不那么快乐?

徐峥:也很难做这样的结论,也可以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比其他国家人快乐,或者更加松散,或者更加自由,这个很难讲的。中国其实蛮害怕面对真实的东西,我们只能提供一个方式,让他自己去洞见,西方不一样,西方人就要最残酷的一面摆在我面前,你让我看到,我觉得这个是真的,NB。但是我觉得有好转,我觉得像《白日焰火》这种电影,票房能够过亿,我觉得很好,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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