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张艺谋62岁,耳顺之年带来了一部涉及文化大革命题材的电影《归来》。巩俐扮演的“冯婉瑜”,陈道明饰演的“陆焉识”,经过了二十年悲欢离合,最终得以相依。

  大片、高票房、天价别墅、豪车、嫩妻、超生、再婚,近年这些围绕在张艺谋身上的关键词都很刺激。大众可能早已忘记,张艺谋也有“陆焉识”一般深入骨髓的过去。

  张艺谋说,对“陆焉识”这个被时代碾压过的人物有一种认同感。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张艺谋15岁,正处于性格形成的青春期。从插队知青到咸阳市国棉八厂青年工人,为了能够摆脱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影响,也出于被打倒的恐惧,张艺谋迅速学习了写美术字、写大字报、刷毛主席像,处处保持好人缘。“为了显示自己的忠诚,我就要把主席像画得比别人更大,更鲜艳,红彤彤”张艺谋说,“一开始我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工具化就会对人有用,有用你就有空隙生存,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

  “时代如巨轮,对抗时代很难。”张艺谋在文革十年就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同时他心里也一直憋着一股劲。他攒着捐血得来的钱,买海鸥相机钻研摄影;他开夜班掏地道废料,出来透气的时候,就看星星背诗词;后来,张艺谋居然抓到了“像头发丝儿一样的机会”到北影摄影系学习,从咸阳到北京,宛如毛孩出山的张艺谋受到了巨大刺激,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老与土,“可能踩着风火轮也追不上人家”。结果,在学校,他还是逃不过被大字报“揭发”的命运,“我夹着尾巴做人,好在原来就夹着,也惯了,”张艺谋处处谨慎,“什么事都付出百分百努力,不能让人家抓住我一点把柄。”

  张艺谋说,“我是隐忍的典型,性格中有一种逆来顺受,或者说超强忍耐,我并不欣赏这种性格,但我自己就长成这样。”

  虽然过去收获了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的各大奖项,以《英雄》开启了中国大片时代,代表国人导演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但是张艺谋始终认为,“导演只是一个手艺人”,自己无意承担大众对文化精英的角色要求。自《十面埋伏》收获了来自文化界、传媒界以及某些高层领导的高频率高层次批评以后,张艺谋更加不愿意出来回应什么了。

  但与其说,自认“隐忍”和“逆来顺受”是张艺谋在认怂,还不如说这是他特有的一种中国式生存智慧。与张艺谋同年、曾经合作多次的音乐家陈其钢谈到,为什么张艺谋特别适合导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因为“他在中国经过了那么多挫折以后,知道怎样生存下去。”

第一段

  在那个时代,张艺谋父亲被定为反革命、失踪的二伯被定为潜伏特务、大伯在台湾是国民党军人,这样的家庭出身,被打倒是随时的事。那时候,张艺谋的梦想很实际——能不能有个好出身,能不能大吃一顿肉,北影能不能给他一张“大专”或者“肄业”的文凭,最后可以进陕西画报社拍照片……对《归来》中,这个被时代巨轮碾压过的“陆焉识”,张艺谋直言有一种认同感。

易东莹:作家方希曾经说,“看张艺谋的诸多经历,可以看出他的忍耐力和智力非同寻常,我假设当年他被关进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定是最后活出来的那批人。”您觉得,您对陆焉识这个人物有认同感吗?他身上是否有你的影子?

张艺谋:有,因为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说,我是隐忍的典型。因为当年遇到文化大革命,加上家庭背景不好,被人说是“狗崽子”等等,一直有一种被压在底下翻不了身的那种心态。一直过来,到上大学,到后来改革开放,遇到的机遇,都是非常偶然和意外的一份惊喜。所以,可能这种成长经历,让我有了一种……或者说逆来顺受,或者说忍耐、超强忍耐的这样一份性格。我自己并不是欣赏这种性格,但是我自己就长成这种性格。一个人要对抗时代很难,但我自己也会有一份坚守,遇到很多事情,都不一定能够让我变得脆弱,因为我自己心里边,有一种默默的坚守,谁都不知道,但是自己心里永远有一份期待在。

易东莹:那原著里,陆焉识最后重新回到了西北草原。您怎么看他要回到那个曾经被迫害的地方?

张艺谋:我没跟严歌苓讨论过原作陆焉识回去的事情,其实让我拍电影的话,我不一定愿意拍他回到西北。我觉着要想回到西北,是很复杂的一个心路历程,我们有讨论过,要很慎重,要想好,要好好地想……

易东莹:那你觉得陆焉识,最后是被那个时代“整”服了吗?

张艺谋:不是的,我觉得不是的。如果我们说那个时代,55万右派,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不能掌控自己命运,当然文革还有更多的人。每个人都是故事,那是我们父辈的故事,我觉得每个人他们都有自己心里面的价值观,关于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是一代人的问题。

易东莹:《归来》到最后,俩人在车站始终等不到那个“陆焉识”,不过,过去意气风发的“陆焉识”确实也是回不来了。你觉得这是一个悲剧的收尾吗?

张艺谋:不能说是一个悲剧的结尾。我觉得,这首先是重建,其次是陪伴。一个历史时期过去之后,满目沧桑、满身伤痕的人,回家来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重建,因为生活还要继续,可能中国人的韧性就在于此,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它跟《活着》是一脉相承的,跟《活着》这个故事,完全是一样的主题,就是要升华,要继续。陆焉识回家来以后,所有过去的事情过去了,到今天,他就是希望陪伴在自己所爱的女人身边,这是他人生最主要的目的。所以他要完成这个陪伴。但因为冯婉瑜的失忆症,导致这种陪伴错位了,不是那么容易完成。所以我其实看电影到这的时候,我常常是很感动的。就像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就让这种陪伴以生动的方式、不一样的方式直到永远。

第二段

  与最后一把火烧了祠堂、要挣脱旧秩序牢笼的“菊豆”不同,与怀有身孕却执拗地四处奔波、为丈夫讨个说法的农妇“秋菊”也不同,《归来》中,同样是巩俐饰演的女主角“冯婉瑜”,少有表现抗争,“冯婉瑜”是集合中国传统女性美德“望夫石”的化身。张艺谋说,全片他最喜欢陆焉识回来以后,给冯婉瑜念老信的那一段,特别喜欢这几句——“当我看到小马驹挣扎着站在草地上,我们觉着春天真的来了。”陆焉识和冯婉瑜这对夫妻,苦到最后,似乎被嚼出了甜。难道不觉得冯婉瑜不幸吗?没有美化这种等待吗?张艺谋说,“过去那个时代中,所有人都是不幸的,冯婉瑜只是大海中的小草,随风浪起伏,这是她的命运。而坚守和陪伴,只是个人的。”

易东莹:对于冯婉瑜长达二十年的坚守,您会向往吗?

张艺谋:我欣赏,因为这种坚守有无望、有荒诞,所以才焕发了异彩。我小时候就听奶奶讲过这样的故事,就讲海边有个石头,这个女人老等她的丈夫归来,结果就变成了那块石头,叫望夫石。中国传统的故事,今天你闭上眼睛都能想到,那个女人站在海边,看着大海,那个等待的背影,很生动,很感人,这种期盼和坚守,是中国女性特别传统的美德。所以把它放在残酷的历史条件下,她这种坚守有特别的意义,她不能改变时代,她不能对抗时代,她是一棵小草,但是她的坚守异常的强大,她就很可贵。

易东莹: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女性有点不幸吗?有美化这种等待吗?

张艺谋:在过去的那个时代中,所有人都是不幸的,这就是《活着》的主题,因为时代是巨轮,你无法抗拒,它把所有人碾碎、抛开,你像大海中的一棵草一样,随风浪起伏,你完全不能掌控自己,被它抛来抛去,这就是个人,个人非常渺小,在时代面前,在大时代的变化面前,个人根本抵挡不住,这是她的命运。所以个人心里面那份坚守,只是个人的。陆焉识回来以后,那种陪伴只是个人的,在别人看来有没有意义不重要,所以就把这样子变成一个反差,我很喜欢这种反差。这种反差就构成了很大的空间。

易东莹:《活着》讲了中国人的生存精神,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当中人物有坚韧,也有麻木可悲的一面。这一次《归来》人物和故事感觉特别简洁、平缓?

张艺谋:导演总希望找到跌宕起伏的故事,但是表现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没有用《活着》那种直面的、跌宕起伏的、大起大落的方式。我们选择了洗尽铅华的方式,所以让那个时代,浓缩在今天的很多娓娓道来的细节中。其实选择这样一种留白和洗尽铅华的方式,是很有难度的,比直接拍要有难度。(张艺谋后来表示,“曾设想,女儿发现方师傅曾经欺凌过她妈妈冯婉瑜以后,就找到方师傅他们家,一把火烧了。火起,丹丹跑回来,警察当着陆焉识的面,把她押走,但陆焉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设想过丹丹找了个男同学,下雨天摸砖拍方师傅。这些是不是特别商业?但最后也没拍,还是觉得这不太符合我想要的感觉:娓娓道来,不惊不乍。”)

易东莹:在您的心里面,婚姻和家庭代表着什么呢?

张艺谋:中国文化是以家庭为核心的,所以这是中国文化,这是东方文化的传统。其实你看李安导演常常也是这样子,李安导演成功的地方,就是他把好莱坞的故事,放在中国的家庭观念上来讲述,美国人还觉得挺新鲜。其实这是中国的传统。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故事,一个大时代底下,我们把它缩到三口之家上,说到家庭每一天的流程上。我倒觉得,这个从美学的角度来说,是最契合东方传统的。

第三段

  在《归来》里,陆焉识的女儿“背叛”了他,为了可以跳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女儿把父母将会见面的信息透露给了军警,最后导致陆焉识在火车站被抓捕。张艺谋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也会选择原谅孩子,“可怜天下父母心”。虽然《归来》讲的是父辈们的故事,但是张艺谋一直说,电影是拍给年轻人看的。大女儿张末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从《三枪拍案惊奇》就开始辅助他,张艺谋言谈之中透着高兴。他还提到,因为乐视影业的张昭跟女儿是校友,是个知识分子,所以女儿对张昭印象很好。

易东莹:您会跟女儿聊到您对家庭和生活的看法吗?

张艺谋:那当然,我女儿跟我像朋友一样,所以我们经常会谈这些问题。我自己其实并不主张她做一个职业导演,我说,女孩吧,做一个职业导演,就像我一样,天天工作……但是看她自己的发展吧。

易东莹:这次她在《归来》中担任了什么工作?

张艺谋:她是剪辑之一,她完成了在现场的粗剪,后面也是层层去收拾的。同时,她也担当英文字幕初步的翻译校对。我女儿大概前几年回国以后,从《三枪拍案惊奇》开始,一直给我很多帮助,她都在现场,尤其是《金陵十三钗》,她是我和贝尔沟通的主要渠道,贝尔就指定她,跟我说,你干脆让她当翻译算了,所以基本上就指定她。

易东莹:那她作为年轻一代,对于《归来》这段历史,包括上一辈人的情感,她有什么看法?给您带来什么帮助?

张艺谋:会有,当然,这不是她的经历了,是父辈的经历,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是从历史上考虑,这段历史是否这样讲述或者怎样,她反倒是要考虑,这一段故事,所谓人之常情是什么,其实导演,都是抓的人之常情。所谓合乎礼,发乎情。历史永远只是个背景,只是讲故事的一个托儿,只是你一个依据的点,这不是科教片,所以它更重要的还是在人情世故、悲欢离合、冷暖人生,都是在这些方面的考量,这些方面的考量,很多东西都是共通的。今天哪怕是一个未来的科幻大片,还是要在感情上与人们找到共鸣。她基本上是一个桥梁,既代表了年青一代,也代表了海外一些人的观点,那这样的话,她让我在电影叙述角度上,尽量去增加兼容性。

易东莹:有担心90后对这个题材不感冒吗?对票房有压力吗?

张艺谋:打动人心的感情没有年纪之分,就像我刚说的,导演都是抓人之常情。好的电影就是好的,它可以打动每一个人。当然,它不会是一个大卖的类型,但我不担心票房,我觉得人的情感故事是永恒的。这次拍《归来》,我希望是很纯粹的,没有任何利益诉求的去拍。至少对这样一个故事,应该这样子。如果我下一个电影,我去拍一个商业电影,那另当别论,那可能一开始就跟制片方讨论商业取向,但是我觉得像这样一个故事,应该是没有任何利益诉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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