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是出生在六十年代?

  有多少是七十年代的?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有2000年以后的吗?

  崔健站在工人体育场的台上问。台下的呼声随着他问题里递进的数字而愈发热烈。

  恐怕没有哪位导演可以将自己的新片首映礼办成一场演唱会。但崔健可以。在电影界,他是新人,但在音乐界,他却是教父级的人物。

第一段叙述

  实际上,十多年前,崔健就想拍电影。

  2001年崔健与香港现代舞之父曹诚渊策划两年之久的现代摇滚舞剧《给你一点颜色》在香港现代艺术节上首演。以这部舞剧为契机,一个故事开始在崔健的脑海中酝酿。

  到了2005年推出新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时,他几乎已经写好了同名的电影剧本。那时候,还没拍《疯狂的石头》的宁浩导演,曾为剧本出谋划策。而刚从美国回来,还没做主持人的査可欣,则帮崔健将剧本翻译成英文,为寻找国外投资而做案头工作。

  外界知道崔健要拍长片是2007年之后。那一年,崔健拍的7分钟短片《修复处女膜年代》在第12届香港独立短片电影节上展映。当时,崔健就对媒体表示7分钟的片长对他来说太短,想表达的都还没讲透,并透露自己的首部长片电影早在2004年就已经立项,剧本也通过了审查,只待投资到位就可以开机。他甚至表示香港之行,也有跟电影投资方商谈,找“钱途”之意。

  显然长片的“钱途”并不明朗。

  在找钱的同时,崔健2009年与韩国导演许秦豪、香港导演陈果合拍了以2008年四川地震为题材的电影《成都,我爱你》,并携电影亮相了那一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一年后,观众看到的是许秦豪将原来的三十分钟短片扩展为长片的《好雨时节》。崔健和陈果的“过去未来”部分据传因审查问题,未能面世。

  有坏消息,也有好消息。就在这一年,崔健终于为《给你点颜色》找到了投资,北京今日美术馆的东家今典集团为崔健的梦想买单。时隔多年,崔健已将剧本砍去了三分之二,原本包含红、黄、蓝三色的故事,在2010年秋天开拍前确定为《蓝色骨头》。

  一直称“来北京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就是崔健”的杜可风成为该片摄影师。开拍前总找这位老友喝酒聊创作的崔健直言,最对不起的是导演顾长卫,“因为那时他的《最爱》正在拍摄,杜可风担任摄影,结果我老把杜可风叫出来喝酒。”

第二段叙述

  《蓝色骨头》开篇是一个名叫“钟华”的男孩自述的一段童年往事,之后大银幕上出现红色的大字“迷失的季节”,直到片尾,这几个大字再度出现,被涂抹划掉,变换成了“蓝色骨头”。

  曾好多朋友劝崔健用“迷失的季节”当片名,但他觉得听起来太像校园爱情片,所以坚持用“蓝色骨头”。电影首映的演唱会上,观众或许能从崔健的一句话里体会到,片名用“迷失的季节”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风险。他说,“我们这代人出生在迷失的季节里,但我们拍了这个电影,所以现在的季节不再迷失了。”

  在片名之外,电影中的两个敏感情节曾让敏感的电影局审查者们感到棘手。

  2012年12月15日,老导演谢飞在自己开通不到两个月的微博上,连发了三条长微博,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

  在这份言辞恳切的公开信中,他透露由他担任艺术顾问的一部影片于2012年8月20日送电影局审查,4个月了还没有得到任何书面的、正式的审查意见。而根据《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自收到混录双片及相关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电影局需做出审查决定。

  显然电影局对这部电影难下决定,因为它出“问题”了。

  这部谢飞当时还不愿透露名字的影片就是崔健的《蓝色骨头》。谢飞之所以是这部电影的艺术顾问,也跟投资方有关,实际上谢飞是今典集团全额投资的影业集团的艺术顾问。公司老板王宝全曾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是谢飞的学生。据谢飞了解,所谓的“问题”,主要是影片内容涉及文革情节及同性恋。

  在公开信发表后,2013年崔健携《蓝色骨头》亮相罗马国际电影节,那时电影已经过审。究竟谢飞的公开信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局外人不得而知。

第三段叙述

  在《蓝色骨头》2010年首度对媒体开放探班时,杜可风曾被要求拿崔健跟自己合作过的大牌导演进行比较,当时杜可风笑言“他们全部比不上崔健,他们只会拍电影,谁懂摇滚乐?”崔健却不希望观众因他的“中国摇滚教父”身份,对他的电影先入为主,“最好就是把导演忘掉,抹掉崔健的标签。”

  不过或许崔健自己都没发现,不管是当年制作新专辑还是如今推出新电影,他所要表达的思想,至少在媒体对话的语境里,依旧带有明显的“崔健”标签。

  在与新浪娱乐对话时,崔健总会提到“三脚架”,他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三方面元素,就像三脚架。比如谈到电影里“钟华”父母相互憎恨的婚姻关系,他这样解释,爱情三元素是荷尔蒙、人格独立和价值观认同。“钟华父母的爱情有爱心、有能量,但是没有目标、没有价值观的体现,所以失败。”

  而谈到为人,他说,“一个倔的你,一个有智慧的你和一个愿意行动的你,这三个你都是你,你不要把他们敌对起来,敌对起来了实际上你自己会吃亏的。”谈到商业化,他说,“创作、制作和市场这三个东西,任何两个组合都有可能成功的,三个都有的话是肯定成功。”

  类似的话还可以在2005年某位媒体人采访崔健的文章中读到,那时他的第五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即将发行,谈到想要在专辑里表达什么?他说,“三角架有三条腿才会稳定,我觉得生活就需要‘三’,‘三’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无时不在。我的音乐里必须有力量、内容和音乐性,我的生活也是一样,事业、爱情和身体,少一个都不行。我这张专辑里给人是一种三三制。”

  三三制成为崔健的坐标系,一方面他坚持认为“艺术家是社会预警系统”,“关注生命,发现对生命的不公,就会下意识调整改变或是对抗,一个健康社会总是有人预警。”另一方面,他不介意这种预警的可商业化,“人的生命就是在自我调整中实现价值,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能调整自己的人,总是能够找到一个让大家接受的方式,按他们的话就是比较狡猾、圆滑。”

  或许就如这位媒体人所观察的,“多年来的特殊经历使崔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与人沟通的时候,他永远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也许是他坚持的理想。”

第一段对话

徐菲:为什么片名是《蓝色骨头》?

崔健:《蓝色骨头》这首歌是没有歌曲形式感的,是声音的一个聚合物,是一种创作自由。只有这首歌的精神才能够代表这个电影。最起码有十个以上的朋友建议我用《迷失的季节》这个片名,但我坚决不用,因为我觉得《迷失的季节》首先视觉是母亲。第二,它有点像校园题材的电影。都是因为朋友的反作用,我才想到了《蓝色骨头》最后替代《迷失的季节》,只有“蓝色的骨头”才能帮助我找到“迷失的季节”。

徐菲:为什么想做电影?您跟姜文、张元都合作过,会找他们商量吗?

崔健:我做电影就是因为有话要讲。我跟他们经常交流,但我为什么要做片子,就是因为我觉得少了一种可能性。那个可能性就在我脑子里边,我要不给大家做,就证明不了我的观点,所以我就做出来一个让大家看看。我喜欢看电影,喜欢音乐,这样形式的结合,估计别人也做不了。我也试图让别人做,了解摇滚,又了解电影,找了半天也没有人适合,就想自己试试。

徐菲:做导演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崔健:对。从开始写故事,到导演,逐渐增长起来野心,拍完自己还要剪辑,还要配乐,原来做导演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千万不要一个人成为英雄就刨根问底,问他有什么最早的设想,什么都没有。这个电影做到一半的时候它自己就告诉你缺什么,你只要有大量的耐心和时间去跟它互动就完了。你就会发现这块加一个旁白,这块改个剪辑的方式,这块加一段音乐,它自己逐渐就起来了。

徐菲:您也是这部电影的编剧,电影里哪些部分是来自您个人的经历?

崔健:没有我个人的经历,故事是我想出来的。我写的剧本大纲是诗歌体的,请朋友做成电影的格式。最后一稿是自己写的。拍的时候,现场推翻了一半。当然会有一些背景,比如说我自己是出生在部队文工团,所以我会熟悉这个气氛,其它故事都是编出来的。

徐菲:为电影找投资困难吗?

崔健:以前的市场不像现在这样。现在是钱追人,以前是找不到钱。这个电影最早04年立项,但投资没到位,黄了。后来是到10年重新立的项。我很幸运,因为我在音乐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我可以利用我做音乐的资源,获取到别人来关注我想拍电影的愿望。我敢用两年时间去做剪辑,但大量的人想都不敢想有这样奢侈的机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他们的电影梦就这么死了,没有人支持他们。

徐菲:2010年秋天开机,为什么4年后才上映?在审查方面会有影响吗?

崔健:我们是10年就拍完了,剪辑剪了两年。审查的时候比正常的片子长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但是基本上还是比较顺利的。

徐菲:我记得老导演也是这个片子的艺术总监谢飞还因为审查迟迟不过写过公开信。那目前上映的版本跟最初送审的版本有多大的差别?

崔健:没有太大差别。有一些性感的镜头,有一些关键的人物词给它模糊化了。他们提的意见都挺专业的,他们也怕我的电影故事大梁被改造了,会造成别人看不懂。而且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已经自我审查了好几轮了,我们去探他们的心理,他们担心的是什么。某种程度上是把它作为一种平等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都是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找出一种共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大家都接受呢。

徐菲:自我审查的时做了哪些改动呢?

崔健:我发现有很多人在自我审核的过程当中,更多的融入了自我阉割。而我的方法认为自我审查并不是自我阉割,反而是自我鼓励的过程,你越是碰到困难的时候,那你把这事儿再想明白点再说清楚点,要更清楚的表达自己,看看是不是对方就接受了。就怕你说的当不当,中不中的,就变成了一个默默唧唧,含含糊糊的那种,别人最难受。你干脆说透整个故事的结构,你会发现这个电影就能够自圆其说。我认为电影是个生命,就像一个孩子一旦成熟了以后,自己就有调理能力,可能跟导演最初的想象都完全不一样。

徐菲:您虽然是第一次拍电影,但听起来好像跟审查部门还挺有打交道的经验的,是之前的音乐演出积累的经验吗?

崔健:没有,我的第二部片子曾经也被等于是封杀过,没演成。所以他们也知道我在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跟音乐有直接关系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你长期做一件事儿,你给别人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基本形象的过程。

徐菲:姜文导演是您特别好的朋友,他看了吗?

崔健:他早就看了,我剪辑最后终结版之前好几版他都看了。他就说,老崔,你应该多拍。我太喜欢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我认为他是中国电影的奇迹。但我没有能力做成那样。他从中学一毕业就开始上戏剧学院,从小接触的这一套艺术理论,我是做不了。我就必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

第二段对话

徐菲:作为导演,您对这部戏掌控了多少?

崔健:我认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写剧本,选演员和演员现场的表演。剩下的东西都是专业的,我就大胆撒手让其他人干就行了。摄影师杜可风是现场的真正的领导,所有人都被他的凝聚力所带动,而我只不过就是看监视器,完了以后说“好,过”,或者说“再来一遍”,我自己在某些特殊镜头的时候坚持一下。

徐菲:挑演员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会选择倪虹洁当女主角?

崔健:准确为主。大明星我们使不了,如果不准确,到最后还失控,听他摆布,这种演员绝对不能用,又花钱又找罪受。我没有看过倪虹洁其它的东西,对她没有一个潜在的印象。我只是通过看她的照片,通过副导演把她叫过来以后,跟她当面交流的时候,看她抽烟,看她听音乐的状态,觉得她合适。当然可能我们在票房上会丢一些分,因为她没有票房号召力。但是我觉得我们又省钱,又准确,何乐而不为,我们以这种原则去选演员。拍完这个戏以后,我觉得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她能胜任好这个角色。

徐菲:跟倪虹洁有对手戏的陶冶还有演倪虹洁儿子“钟华”的尹昉都是跳现代舞的舞蹈家,是怎么想到找他们来演电影?

崔健:我跟他们非常熟悉。因为2002年的时候我搞过一个现代舞,就有大量的机会接触这些现代舞的演员。而且我至今仍然认为,现代舞是我最喜欢的一门艺术之一,已经变成我脑子里边的一个基本坐标,就是我要是做这件事儿我找谁。我当时有机会认识向京,她是中国的女雕塑家。我跟她接触的时候,她就强烈建议我跟陶冶接触,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一聊发现他挺合适。

徐菲:男主角尹昉是怎么定下的?

崔健:我们选了大量的男一号的演员,后来发现都不合适,总感觉他们有痕迹,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实际上尹昉最初是要演陶冶演的那个角色孙洪,后来觉得陶冶更合适之后,他就没事干了。然后我发现他很合适演“钟华”。当然他也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逐渐逐渐地开始进入这个角色,调整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了。

徐菲:这部电影达到你自己的预想了吗?

崔健:还有很大的预留空间。第一个作品,遗憾有。我知道所有电影都一样。这电影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一首歌三唱。父母的故事是黑白的,另外的是红、蓝、黄三色。现在这电影只剩下了蓝色,父亲的内容是后来加的,另外两种颜色被割掉了。那两个故事都在那儿,但我们还没拍。我们只拍了蓝色和黑白部分。

徐菲:对电影您有一些票房上的期许吗?

崔健:没有。很多人说我,说老崔,你是不是也赶时髦做一个票房电影。我说我十年前根本就没想到会有什么票房诱惑或者压力。我觉得电影本身的形式和商业是一种宽容的关系。我就想要票房,或就想要表达,把双方敌对起来,你会发现,你自己就很纠结,甚至会做很多自我阉割,这个东西别人一目了然。你要是自我阉割的话,实际上更大的失败是艺术上的失败,不光是票房的失败。完了到最后什么都不是。我看过大量的人那么死掉,大量艺术品就这么失败了。

徐菲:拍电影,除了想给大家讲故事以外,有没有希望观众看后有一些启发的野心?

崔健:我觉得我是有这样一种野心,要把我所认为的信息全都融进电影里。这个电影会不会给社会或者个人带来什么,这个野心是没有的。《蓝色骨头》这孩子我只是把他健健康康抚养成人,上学了,1/3的工作是我的创作,另外1/3的工作是我送他上学的过程,另外1/3的创作实际是观众们。当这个电影跟你发生互动,那真的是他和你有关系,不是我跟你有关系。最好的结果就是一定要把导演忘掉,抹掉崔健的标签。

徐菲:好多人都说电影是年轻人的东西,您对年轻人有多少了解?

崔健:对。他们是电影消费群体,一般人会把电影看成一种社交仪式,带着男朋友或女朋友去。如果一个人去可能会让人觉得他有毛病,所以宣传焦点都集中在年轻人身上。但这真的不对。电影是自由表达的工具,是人类艺术上非常重要的创举,它不应该是简单的消费。

我这个电影你要自己来我特别高兴,不用成群结伙来,你自己来就可以了,你能够更清楚看到我要表达的东西。而且我觉得电影应该是多次消费的,一张票有三个副券,你拿着身份证就可以看第二次第三次。只看一次的电影就造成了大家都去请明星,明星赚的钱是花不完的,为什么不去做更多有意思的电影,让电影多元化。

徐菲:您想表达的东西,会跟年轻观众有代沟吗?

崔健:我觉得没有代沟,我能跟你聊了这么半天是跟我这个岁数的人聊不起来的,我请他们看我的电影,看完快打架、吵起来了。他们不喜欢这片子,不喜欢这形式。说‘你两个小时怎么讲那么多故事,一个我都没看明白’。根本没法交流。所以喜不喜欢跟年龄没关系。有的人天生不喜欢听交响乐,就喜欢听流行歌;有的就受不了单线条的,就喜欢丰富的。这是个性问题,我敢说,很有可能越年轻的人越能够欣赏我的片子,因为他没有对电影的固定概念。所以抱着固定概念去看我这片子,最后还说出一套电影理论的话,我只能说对不起,我没有击溃你。千万不要把原因归为代沟,这样的话对你这代人和我那代人都不尊重。

第三段对话

徐菲:您怎么看现在的音乐,比如前两天刚结束的《中国好声音》,您看吗?我之前听说首映礼会请帕尔哈提来。

崔健:我不知道。我是完全控制创作,参与制作,然后任销售自由,他们安排我服从,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个团队,一个产品必须尊重市场。我们要完成电影这个形式必须得有一个销售团队。

徐菲:这种想法是您这些年才产生的还是从来就有?

崔健:我一直就有,我就是参加全国的头几届的选秀才被评委发现了《一无所有》,当时百名歌星是一个选秀活动,东方歌舞团搞的。我和王迪、刘元、黄小茂几个人拿着箱子,跑到东方歌舞团的排练厅去参赛,唱了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但是我们有这个机会,评委对我们有印象。当时还没写《一无所有》,当时写的是《最后的抱怨》和《不是我不明白》两首歌。这些都是销售的机会,这些机会都帮助了我,所以我没有把市场敌对起来。

徐菲:不反对市场,不反对商业?

崔健:我觉得无商不活,如果你自己因为商业改变自己,那是你的问题。本身市场的概念是你扩大观众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怎么来把握它?然后想一想自己,妥协了没有?拍完电影我发现我没有妥协。现在的选秀也是,这帮小孩有没有才华,我仔细听,仔细看他们的材料,有才华,不能扼杀这孩子的才华。

徐菲:摇滚人里面最商业化的汪峰已经开了无数场演唱会,您怎么看待他?

崔健:我觉得这有点八卦吧,咱们现在说电影。谈这个很容易被人利用。我觉得创作、制作和市场这三个东西,如果你只剩两个,还是你能把握住的。任何两个组合都有可能成功的,三个都有的话是肯定成功。如果你只有一个,你肯定出问题。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运动都是这样。如果政治家放弃了经济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这个政治运动肯定有问题。

徐菲:那就音乐层面来说,我感觉您这三点都具备。

崔健:对,所以说有人讨厌我,就是因为我已经不像一个艺术家一样,不撞南墙不回头那种精神。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能调整自己,总是能够找到一个让大家接受的方式,按他们讲话就是比较狡猾、圆滑。有人批评我跟社会妥协,四处演出。但这就是人,人的生命就是在自我调整中实现价值。而不是一根筋去追求一个东西。你的理想再伟大,也不能去轻视你的媚俗和情感。但当你媚俗到没有理想,就会像现在很多人,变成行尸走肉。一个伟大的生命就是伟大的平衡者。

徐菲:我没想到您会这么开诚布公的讲别人对您的批评。

崔健:我的《给你点颜色》那张专辑受到了很多乐评人的批评,因为他们说我太理性了。可是就是因为这种理性才造成了我拍完这部片子,我才有足够的一个思想结构、行为结构、销售结构。我也不懂商务,我的商业团队要不是很能干,我有很多的创作电影的机会就没了。我们在拍摄之前就已经写得很清楚,如果老崔没有终剪权,老崔不会干这件事儿。很多人尝试自己拍片,如果没有终剪权,可能最后变成垃圾或者炮灰一样就消失了。

徐菲:去年冯小刚导春晚时,也传邀请了您,但您后来表态不会去。

崔健:我现在对那件事儿已经处理完了。我觉得跟冯小刚没有关系,换李小刚、张小刚、崔小刚都一样,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他非常勇敢的去选我。但是最后中央电视台不是他说了算。我曾经在导演协会说,我说冯小刚下次再导春晚的时候,你先搞定中央电视台再搞定我。

  后记:采访崔健远没有看他的电影过瘾

  《蓝色骨头》在北京点映时,有一段情节反复被媒体提及,那就是男主角“钟华”在新歌发布会上批评媒体收红包。而早在2005年崔健就曾公开表示,红包制度是鼓励共性反对个性的,必须批判。而如今,问起电影里这段情节的设置,崔健会轻描淡写的解释为一种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段,不愿再多讲可能延伸出的含义。

  采访过4次崔健的某位媒体人曾写道,“采访崔健远没有听他的摇滚过瘾”,如今为了电影而再度采访崔健的媒体,或许可以在这位媒体人的话后面再加上一句,“采访崔健也没有看他的电影带劲”,他的语言相比于他的电影,显得有些苍白。他不愿明说或不善表达的东西其实都已经藏在电影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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