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满63岁的陈凯歌当然老了。他额发稀疏,眼袋泛红,左眉上敷着粉底遮不住的一条膏药,那是前些日子他半夜摔下床、碰得满脸血的遗痕。因为二十多天来咳嗽不停,在不到40分钟的谈话中,他不时拿起随身携带的水壶喝茶。

  这位狮子座的老人早没了痛斥“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的锐气。他谨慎得近乎谦卑地声称:无论《道士下山》得到好评还是差评,自己都会平和接受。

  但陈凯歌又似乎并没老去。他的身形依然高大,脸和手上没有一块老人斑;他的寿眉绵长、耳坠厚重,说起话来似乎仍有庄重的隆隆回音。那些显得不合时宜的词汇——例如“俗手”、“理想”、“不足为外人道也”——能将活力注入他的双眼。而吐出“下贱”两字时,他牙缝间辗转的除了轻蔑,还有在这个时代罕见的强烈尊严。

  在电影市场狂飙猛进的背景之下,陈凯歌承认“个人拧不过社会”、电影不再是他个人意志的产物;却又坚称,自己永远不能“变贱”。

  这样的拧巴,反映在拍电影上,就成了“不凑合”。《道士下山》的编剧张挺说,在自己合作过的所有导演中,这位多年来备受争议和质疑的第五代前辈让他获益最多。张挺“出道”即获金鸡奖、飞天奖,少年成名一路顺遂,却于2013年在陈凯歌这里碰了大钉子。——当他交出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第一版电影剧本时,陈凯歌予以了全盘否定:“你这做个话剧剧本还差不多。电影剧本不是这么写的,要重来!”

  在长达一年多的创作期里,张挺不记得自己写过多少版剧本,跟陈凯歌开了多少次会,又收到过多少对方手写的思路沟通信件。每次否定上次修改结果的,正是为之付出最多的导演自己。“他觉得不够好。可能是语言不够透彻,也可能是结构太刻意了,反正都是还要改。他对自己要求是最高的,常常跟我说:张挺啊,我们这次写这个是要‘涨功’的——就是像道士修道一样,功力增长。”

  但这样精打细磨出来的故事和人物,在电影上映后依然收到了无情的否定,甚至嘲笑。“章回式”的叙事结构被认为是前后断裂、不知所云,主角王宝强的表演被指庸俗、陈旧;张震与郭富城的“基情”吸引了眼球和争议,结果电影主旨反而没人说得清。无论陈凯歌如何暗示“房祖名吸毒事件”、“严格的审查要求”是如何限制了他的电影表达,年轻观众们似乎并不买账。

  不过,再夸张的吐槽、再多的段子,都不能让陈凯歌像当年面对《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那样愤怒了。在拍摄自白《对你说》中,这位唯一获得金棕榈的中国导演不无悲哀地回忆道,自己为了宣传《道士下山》,不惜“在一个节目闷热的舞台上站了三个小时”。十几年来,他已习惯了否定、质疑,也学会了接近观众、迎合时代。但结果,似乎仍会继续出乎他意料之外。

  只有在偶尔放松的时刻,陈凯歌才会充满感情地讲起当年在陕北拍摄《黄土地》多么自由自在。他也疑惑,为什么社会“进步”了,依然努力的自己,却不能像在计划经济时代一样拍出经典了?

  在《道士下山》上映的前一天,陈凯歌终于召开了姗姗来迟的发布会。同一天,比他年长2岁的张艺谋也召开了中美合拍巨作《长城》的发布会;因为有鹿晗和王俊凯的参与,后一场发布会的入场券被炒到了3万一张。在台上,54岁的“天王”刘德华坐在角落,戏称自己被鹿晗的粉丝认成了替身。在场的记者们,无不唏嘘于娱乐圈新旧交替的无情。

  但对陈凯歌来说,这残酷的现实不能阻挡他奋力追赶的脚步——不管别人把他看成徒劳苦役的西绪福斯(神话人物,因犯罪而被罚推石头),还是被伟大使命压垮的赫拉克勒斯(神话人物,完成诸多不可能任务,被奸人迫害而死)。

第二段对话

鲁韵子:似乎您以前的作品比较注重权力关系,尤其是群体对个人的暴力引发的强烈的戏剧冲突。这次好像您的兴趣转向了?

陈凯歌:我对你说的这个概念是有兴趣的。个体在群体面前永远是弱势的,不管这个个体是否掌握着真理,最后都会被群体灭掉,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里头。但其实我更感兴趣的话题是小孩跟成年人的冲突。

比如,王宝强演的何安下就是一个小孩,他不是成人。小孩比较单纯,而山下是一个成人的世界,所以他有种种不适应、种种忧愤、种种痛苦甚至是种种矛盾和冲突。其实这个主题就是个体跟社会之间的关系:你不可以作为你“自己”存在于社会之中;你必须改变成和其他人一样的人,你才能生存下去。这个其实是《道士下山》潜在的主题。

何安下看到了为情所困、为各种欲望所困的人;也看到还有查老板、周西宇这样坚决不跟着社会的大潮流走的人;到底哪个对,哪个错?我觉得这才是这个电影最核心的东西。

鲁韵子:台词也暗示了这两条线,所谓“不择手段是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

陈凯歌:对!反正我们也遇到一些困难,连“不择手段是豪杰”这个“是”字都不能用。他们说“不择手段”怎么能是“豪杰”?其实我们的意思是说,有些所谓枭雄就是不择手段成功的;但后来这个概念被否定掉了,就把这个“是”字改成“非”了。你听李雪健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不择手段非豪杰”。这是我们遇到的困难之一。

鲁韵子:感觉就像您说的“九九八十一难”一样,这次您是经过了很多坎坷,有审查等等各方面的。

陈凯歌:其实我自己感觉到,随着时代的改变,电影局的领导们越来越关心、关切我们的戏,他们没有为难我们——这是实话,咱们有一句说一句——但我们会遇到其他方面的一些阻力和问题。这也是一个不宜展开说的话题。

我想(困难)无非是客观的和主观的。我在客观上所受的挫折挺多的,很多事都已经做成了,又要去改掉它。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我内心是真挺痛苦的。我的电影并不是百分之百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呈现给观众的,但我也没什么办法。

从主观上来说,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到最好;这个念头其实是动力,每次拍戏的时候,我真的是殚精竭虑、一心一意想把它给做好。我为什么讲到过技术关?大家都很忽视这一点,忽视品质的重要性,都感觉到有好的创意已经足以吸引眼球了。电影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给电影塑一个像,它应该是一个奴隶的身形,是要手脚并用、用力向前拉的身形。

鲁韵子:像纤夫一样?

陈凯歌:你说的对,是纤夫,纤夫的形象可能更准确。

第三段对话

鲁韵子:像您刚才说的一样,个人拧不过社会,现在的电影环境相信您也非常清楚,您对在它其中存活有信心吗?

陈凯歌:首先我从不批评他人,我觉得与其去批评他人,不如按自己认为理想的方式去做一部电影。

另外,时代不可选择,永远不要说这个时代不好,没有哪一个时代优于另一个时代。这就是我们电影中说的,一门之隔两个世界。——三十年前,在你们还没出生的时候,那是另一个世界,是吧?但当门推开时,你就走进一个新的世界里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特别想说的就是:第一要顺从,第二要怀疑。

个体跟社会之间的矛盾是电影的永恒主题,个性永远会受到打压的,社会的力量永远是强过个人的。但是希望,永远是个人带来的,不是群体带来的。

鲁韵子:具体落实到《道士下山》上来说,如何验证刚才您的这种提法?

陈凯歌:其实我觉得我就是你说的“纤夫”,就是默不作声地去做,我们篮球场那场武戏拍了二十多天,而且每天晚上大雨瓢泼,夜戏一直拍到黎明的。我自己觉得这些事情不足于外人道也,别人也不感兴趣。如果这么做而且你没有怨言,你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鲁韵子:所以您现在依然是以以前那种打磨精品的方式去创作电影的,是这样吗?

陈凯歌:这才是陈凯歌存在的必要性,否则陈凯歌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要论快,要论产值,要论IP,我都不能跟别人比的,那为什么还应该有你?就是你能做一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鲁韵子:说到IP,那是现在最火的名词。但是感觉您还是比较规避这个东西?

陈凯歌:其实我也没有刻意规避。还是要看这IP里有没有一个真的特别喜欢的故事。要是它流行的不得了,大家特别喜欢,有这个也无妨。我自己觉得我对他人、对自己都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我对自己不是特别宽容,但我希望对别人能够多一点宽容。

鲁韵子:从《梅兰芳》开始,感觉您一直在进行不同的尝试,但可能在票房或者是口碑上面,这些尝试没达到您的期望。这一路走来,您的心理历程是怎样的?

陈凯歌:以《搜索》为例,它在宣传上有一点失误,本来是一个挺重大的社会问题戏,变成了一个爱情戏,“又圆恋”变成了主要的主题。这是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但是我觉得《搜索》这样的电影其实是血淋淋的,网络欺凌在中国的确是广泛存在的,但是大家没把这个电影当成是这回事。另外我觉得它口碑挺好的,就是没有得到那种爆炸性的结果,我本人并不惊讶;现代戏有1.8亿左右的票房,我觉得应该是合理的。

所以我觉得我无怨,对什么事情我都没有抱怨,因为一抱怨就等于自己给自己增加负担,有负担还怎么拍戏?

而且我觉得,别人对你做的事没什么不公平的,要是所有的事你都能化解了,那你就学了好多东西了。

第四段对话

鲁韵子:这么多年来,您为什么还一直保持着这么旺盛的创作欲呢?

陈凯歌:其实是因为我这个人吧,有理想。这是真的。

“理想”,现在人听起来是特荒谬的一个词。我老是说曹操的诗:“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只要我做这部戏,就尽最大努力做好,我的动力是挺强大的。这也是多年来的习惯了。我如果不满意,我凑合不了。

这其实是挺好的事,但是也可能是特招人烦的事。人家会说,这个就差不多就行了;但我就是差不了那么“多”。

鲁韵子:就是吴天明导演说张艺谋导演那句话,“吃屎都要吃尖子上”?

陈凯歌:对。可能我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这样的。我也有感恩心:拍了这么多年,还能拍,而且大致上还能按自己的意思拍,就挺难得了。你还不知道那些年轻导演遭多大的罪,得看多少人家的脸色。其实我对他们挺同情的。

鲁韵子:现在一方面年轻导演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好像他们又藏身于热门的电影话题之后。当年像您、张艺谋导演、冯小刚导演。都是站在电影的前面的。

陈凯歌:这和社会有关。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上非常贫困的时代,但是事情总有补偿,精神上特别活跃,思想上也比较开放。物质上越丰足的时候,社会就越保守,人的闯劲就越小,混不吝的劲越来越少,所有的东西都要机关算尽的。

年轻导演首先被这个束缚,心态特别难于正常,人家说“这是一大IP,您可别给我弄砸了”,他一想:我要给人家弄砸了怎么办?他就全放不开了。

我们那时35万拍的《黄土地》,我想怎么拍怎么拍,根本不管别的。我们在陕北拍的时候,制片厂找都找不到我们;他们要想给我们传递什么信息说这儿要改,我就不听,“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这么一股子劲。这个时代不一样了。

鲁韵子:听起来,怎么好像在国营制片厂的时代,导演的个人空间反而更大一些?

陈凯歌:的确如此。我感觉这是应该研究的事。为什么所有可以被称为经典的作品,都产生于在计划经济时代?到了商品经济时代。市场广大了,反而这些东西全部销声匿迹。什么道理?你就可以看出,资本的力量有多大,比政治管束的力量还要大。

鲁韵子:感觉在《无极》之后的十几年里,您与之前拍《黄土地》《霸王别姬》时的陈凯歌导演不同了,不是一位陈凯歌导演了。是这样吗?

陈凯歌:又是,又不是,喜好佛教经典的人都知道,世上上和合之物皆无常,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永远的。

另外,我是很开放的,我对于时代的变化没有九斤老太太的心态,不会走陈年流水步子说“这好”、“那不好”。我觉得都应该去接近它。

为什么说我变了?肯定变了,因为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一切都变了。你不变那是怎么回事?你要干吗?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能变得下贱,唯一的区别在这儿。你要让我变成什么都成,变贱,这个我做不到。

鲁韵子:您觉得在这个时代,什么是“下贱”?

陈凯歌:只拿电影换钱,就是下贱。

第一段对话

鲁韵子:在《搜索》之后,听说您原本想拍《沙门空海》,为什么后来又选择了拍《道士下山》呢?

陈凯歌:《沙门空海》没准备好,在湖北襄阳光做景地就做了五年。所以就得找另外题材拍,注意到《道士下山》其实是因为徐皓峰,他是电影学院的。看了之后我就觉得“挺奇的”,把视线就转向这网上很有名的小说。

它不是一个所谓的那种“畅销小说”,是以个人情趣为先的。我觉得它的结构又类似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又不完全像,有点儿现代感。这对于拍摄一部电影来说是一个难点——怎么样把这个结构走好?主线就是王宝强,其他人都是阶段性的,阶段性的人物又怎么能够在一个场景下面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

鲁韵子:感觉好像是王宝强经历了一场《西游记》似的。

陈凯歌:对,《道士下山》其实就是九九八十一难,上了征程了,这个感觉。

鲁韵子:您一直挺看重剧本。这次在前期准备和打磨剧本的阶段,您觉得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陈凯歌:说到底还是小说和剧本之间的差异。比如说原来查老板是独立成章的人物,他因为妻子被人霸占,起了复仇的心。但是我觉得这样这个人物在剧本中间会显得比较孤立。所以我们发展的就是查老板和周西宇的关系。后者曾经在战场上救过他,帮他戒除了毒瘾,然后两个人下决心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叫“合并同类项”,最后张震扮演的查老板也有一次复仇,但这个复仇是为了郭富城扮演的周西宇,而不是为了原来小说里的妻子。

鲁韵子:我听张挺说,他到后来都不记得改了多少版,每一版出来您首先会否定将其否定掉,觉得还不够好。那么对您来说这次创作的难点和挑战是什么?

陈凯歌:难点就是我这人特怕“俗手”,我怕俗。这个“俗”的意思是套路,就是人家用了你也这么用,我最烦这个。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我认为更为合适的一个关系,才能行。

比如说这个“为妻报仇”,这不是林冲嘛,这就是从《水浒》一直套下来的现成套路,我觉得特别没意思。难在哪里?就是要克服俗手。就跟下棋似的,大家说这一个子下去决定了满盘皆赢或者满盘皆输,很可惜他下的是个俗手。一个情节是不是俗,会影响全篇全局。

又比如说,后来在小说中,林志玲所扮演的玉珍真的就嫁给吴建豪演的崔道融了。我自己觉得这个关系有点儿疏离,小说中也暗示是崔道融害死了玉珍的丈夫崔道宁。那么我们就把崔道融变成了崔道宁的弟弟。所以玉珍是和崔道融有了奸情,她喜欢上她的小叔子,是这么一个关系。我们要让他们的关系要拉近一点,观众才能更有体会,否则的话他就是一个不沾边的大夫来偷情,你觉得搔不到痒处。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所谓“法无定法”,所有的事情恐怕都得随机而动,才能避免俗手。

鲁韵子:这次《道士下山》您选择了吴建豪、林志玲等演员,感觉挺令人意外的,跟上次您选用高圆圆和赵又廷时有点像。

陈凯歌:你看赵又廷和高圆圆在《搜索》里也是成功的,尤其是高圆圆。从那之后大家觉得她挺会演戏的。

其实我的想法也是从佛教经典来的,佛教讲人人皆有佛性,我最初听到这个说法时很惊讶——人人都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我可以不可以引申为人人都可以是好的演员?这全看你怎么去调理调教,怎么去和演员合作。

我认为你看了电影之后会觉得建豪和志玲都演的很好,所以我觉得没有不可造之材,只有腐朽之斧;斧子是朽的,你就没办法了。

鲁韵子:其实《道士下山》的原著并不是喜剧性的,但电影的宣传方向比较向喜剧上靠,为什么选择这样自拍?

陈凯歌:我是拍的时候越拍越喜。人生、电影、戏剧都是喜剧,你看咱俩坐这儿说话一本正经的,可能从旁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喜剧,全看你从什么角度观察。

另外我希望这个片子有一定的轻松度,它是似乎什么事也没说,但是它有一种吸引力,让人着魔。其实演员也是上映前两天晚上才看的。他们都特着迷,我看到郭富城老师看完是恨不能吹着口哨出来的,我觉得他就是喜欢他这个角色。

鲁韵子:现在这个市场是90后、95后观众主导的,您觉得《道士下山》跟他们的连接点在哪里?

陈凯歌:我觉得王宝强就是他们。因为我的儿子有00后,有95后的,他们是我的第一观众,他们就觉得喜欢,因为那是他们自己。另外,我觉得这个电影是有商业元素的,观众是会得到感官上的愉悦的。

说“道士下山”,其实就是小孩下山,他什么也不懂。今天的学生们毕业时有很多幻想,结果发现社会很坚硬很冰冷,不是想像的那样,他们怎么自处?他们还要不要找出路?所以说最后何安下明白了:光有一口饱饭吃不够。

鲁韵子:说到看片,这次基本上是媒体都先访问您,然后再看片,而且是在首映的前一天,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陈凯歌: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这个环境当中,有些时候我们也要非常谨慎才好。说老实话,这个影片成型之后有很多次的改变,好多好多次的改变,我们不知道给媒体朋友们看哪个合适。

鲁韵子:听说是有种种的原因。

陈凯歌:种种的,各种。

鲁韵子:可能这个最终的形态,跟您一开始设想的会有很大出入?

陈凯歌: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们谁投资规模比较大、有意吸引大众观看的影片,所以个人是否百分之百满意,不是唯一的考量。

我举一个例子,我个人特别喜欢何安下和王香凝之间的这段情,但这段情从伦理的角度来讲,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我认为不合理,因为那女的是结了婚的,她来求子、向别人借种,这都是小说当中写的。但是这个事情会不会触犯到就是社会规范?现在这个版本是模糊掉的。王学圻老师问的,你是淫邪还是慈悲?同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判断和解读。这是我们很难完全按自己的意思来的。

我认为王宝强就是慈悲,可不一定所有人都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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