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8日,崔永元发布微博称,中国唱片总公司将珍贵文献母带交一家中日合资公司来完成数据化处理,明显涉密,认为该公司承担这项业务违规违法。随后中国唱片总公司官方微博做出声明,中唱胜利公司员工皆为中国公民,法定代表人为中唱公司副总经理。在数字化的4.7万音乐、歌曲、戏剧等母版磁带中,共有54条母带是文革期间公开出版发行的政治人物讲话的唱片母版,内容并不涉密。

这场舆论争执并无多少意义,严肃问题上,无论是崔永元、还是中国唱片总公司,亦或是围观的网友、媒体,都没有权利代替相关部门鉴定事实,进行舆论审判。但是,更多人关注到了老唱片数字化项目,关注到了我们正在着力推进珍贵老唱片的保护工作,这是好事,这些保护下来的音频,将突破时空限制,为这个时代的我们、未来的我们所拥有。新浪娱乐独家探访中华老唱片数字化工程,一起看看那些老唱片都去哪儿了?

热度高开低走

2011年,中国唱片总公司申报的“中华老唱片数字资料库”项目被列入《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项目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老唱片的物理性保护与数字化,以及相关应用技术开发;二是建立具有海量数据存储空间的中华老唱片数字资源数据库和媒资管理系统;三是老唱片数字资源库的产业化推广应用

中唱总公司的“中华老唱片保护工程”,有媒体曾经在报道详细描述过,是要把超过13万面唱片模版及纸质文件进行抢救性修复、数字化复制和整理分类。这些老唱片集中记录了从20世纪初开始的全国戏曲艺术、民间音乐,从北方的评戏、河南坠子、秦腔、山西梆子、平津杂曲等,到南方的滇戏、粤剧、潮汕戏剧、湘戏、汉调、楚剧等应有尽有。其中,各种戏曲又根据行当、名角、剧目等,细分出大量子项。如评戏就有10多个行当分类,潮汕戏曲和广东歌剧、粤曲,光戏目就一片琳琅满目。而有的地方戏曲的戏目已失传,但在中唱上海公司的版库内,还保存着记录当年演唱声腔的母版。这些资料对于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完善地方文化史、中国戏曲史,以及戏迷们的欣赏收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来自《新民晚报》)

可以说,老唱片的数字化工程,是对这些年代久远的珍贵老唱片保护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原因很简单:这些老唱片记录了中国珍贵的艺术文化历史,而唱片有其“寿命”,有的老唱片听一次就少一次;历经岁月沉浮,这些唱片已经存在不同程度磨损,如果不进行数字化,恐怕再难让人听到。而老唱片数字化工程进行到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目前已完成的数字化成品超过5万首

期间也不乏争议声。崔永元在6月8日的微博提出,中唱将包含政治人物讲话的母带交中日合资公司——中国胜利影音公司处理,称其“明显涉密”,并表示已报案。6月9日,中国唱片总公司就此事发表声明,称自己以51%股份绝对控股“中国胜利影音公司”,该公司建成4个母版磁带数字化工作室,分别对唱片模板和母版磁带进行数字化处理,旗下员工皆为中国公民,法定代表人为中唱副总经理。另外,中唱称在数字化的4.7万条音乐、歌曲、戏剧等母版磁带中,共计54条公开出版发行的政治人物唱片母版,内容并不涉密。

这场舆论争执并无多少意义,严肃问题上,无论是崔永元、还是中国唱片总公司,亦或是围观的网友、媒体,都没有权利代替相关部门鉴定事实,进行舆论审判。我们不说这些。这么大一个项目,合理质疑和意见监督是需要存在的。珍贵老唱片的数字化,并非简单有台采录设备就轻松完成的工作,除了机器与胶片的摩擦声,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声也并不小,有的可能是理性怀疑,有的可能是立场分明,有的甚至只是情绪化,摩擦在所难免。

但是,更多人关注到了老唱片数字化项目,关注到了我们正在着力推进珍贵老唱片的保护工作,这是好事,这些保护下来的音频,将突破时空限制,为这个时代的我们、未来的我们所拥有。我们需要向为此项目付出了艰辛劳动的工作者致敬,他们留住了中国珍贵的艺术之音,而这些如不及时“抢救”,终将会随时间消逝在历史长河的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宝贵财富。

民谣占上风

      并非单纯的数字化音频文件 需要让大家能听到成果

       新浪娱乐在中唱北京厂房的工作室采访了上述这位“中华老唱片数字化资料库”项目的直接参与者——梁源(@科学家包大师),他和他的团队作为数字化项目的最后一环,梁源的团队每天做的事情简单讲就是数字化文件的资料整理。

       拿民国唱片的资料整理举例,民国年间唱片发行时,唱片上印制的歌曲作者的姓名很有可能是笔名,而且一个艺术家可能有多个笔名,比如《夜来香》的作者黎锦光,在署名时就用了金玉谷这个名字,但他同时还有比如李七牛,金钢,志美,银珠子等多个笔名。要记住这些笔名并准确反应出这位老艺术家是谁,就不是单靠百度百科能轻松完成的,还有碰上同一首歌不同曲名,校对需翻阅资料。

       关于中日合资公司“中国胜利影音公司”,据了解,与中唱合作的日方是日本专业多媒体、音箱电子设备产品公司,对方能提供专门技术,从母带上采录高分辨率音源。从老唱片数字化的成品来看,每首歌都有2G左右大小,相当于一个较长时长的高清视频文件,互联网用户根本无法收听,也无法进入互联网公司的曲库,而梁源的团队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歌曲按照互联网传播标准进行整理归纳,搭配上当初发行时的磁带或者唱片封面,让这些歌曲在让大众听到同时,看到的信息还要和当初唱片发行时一样,也就是说:音频数字化和当年出版物的资料吻合,才是数字化的最重结果。

      音频的数字化专业技术难点多 项目工程师都年逾古稀

       而除了历史的问题,技术上也的确存在复杂情况与挑战。梁源受访时谈到了老唱片相关的专业知识:“中唱数字化的唱片分成母带数字化和唱片模板数字化两部分,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完成,北京完成母带部分,上海完成模板部分。同时,上海还要完成对民国唱片资料的翻译整理,比如翻译当时的每一份百代唱片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会议记录等等,这都是这个项目的一部分。这一切都完成后,最后才轮到我们的团队开始工作。”

       可以看出,老唱片数字化是一个很大的队伍。拿民国模板采录来说,参与这个项目的人都是中唱当年的老工程师,很多已经年逾古稀,但没办法,这些活儿只能他们挑大梁。梁源坦言,就是这样一群令人尊敬的老人,上班时办公桌上摆着降压药,还要带领当年的老工人对模板进行修复,清洗,非常辛苦。而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从这一辈之后,国内相关专业出现了明显的断代,一是唱片载体被磁带和CD取代,从而导致年轻的第一没有操作能力,第二是即使从事音乐行业的人,也几乎缺乏专业知识,根本无法胜任这项工作。

       关于母带采录,也有着同样的复杂问题。首先,需要专门的开盘机进行采录,而现在没有这种设备,于是中唱将旧零件旧设备全部集中起来,甚至是几台设备把能用的零件拆下来安装成一台,最后拼凑出了几台来,才开始了这项工作。除了没有成熟的设备,也没有成熟的采录人员,数字音乐时代的录音师很多并没有接触过模拟时代的录音设备,而崔永元微博中提到的阎华,正是当时模拟时代的优秀录音师,他重新培养了一些专门的技术人员,摸索着进行老唱片数字化采录;期间碰到不少难题,而中唱亦多次开专家会议研讨采录方案。

      多方面衡量数字化完成度 成品要满足全部指标要求

       此外,崔永元曾在采访中所提到的,“5%的样本抽样后检测发现,75%的样本是不合格”。在这件事上,梁源认为自己很有发言权,因为他正是处理老唱片最后一环的工作人员,实际成品合格率是多少,他最为清楚。他在工作室向小浪展示了完成后的数字化文件,“每个数字化的唱片,最后给到我这里,都包括了DFF,音频文件,和原始照片,以及数字化QC跟踪表,跟踪表上有多项指标用于该文件是否合格,最后还有采录者和检验员的名字。没有这里面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不合格的。”而单说母带数字化一项(不包括模板以及其他途径的数字化音乐),目前为止他的团队已经出了的成品就大约有2万首以上。小浪前线现场随机播放了多个这些数字化后的成品,单听音频,倒是没听到“问题成品”。

       梁源提到,“75%不合格”曾经有,而且甚至更高,但实际上是半成品,并非成品。在数字化过程中,采录人员起初把上海公司和广州公司的唱片直接拿来数字化,没有考虑到上海和广州天气潮湿的因素,就直接对仓库里的老母带进行采录,因此效果完全不理想,不合格率甚至超过75%,但这并非最终成品,只是发生在数字化过程中。关于这个问题,中唱领导在内部群内发表讲话时亦如是说。该领导还在讲话中提出“不点名批评”,称将这个“非成品”采样结果轻易透露出去的中唱员工,本身“缺乏职业道德”。之后,有了这样的失败经验,公司将母带箱放在北京仓库里晾了一个冬天,次年春天再次采录,效果就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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