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观众对不见长进的国产片的骂声中，导演多少有些无辜，刻板的审片制度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导演们的艺术发挥和创作空间。中国电影要不要分级，这个疑问已令中国电影人厌倦，他们关注的是：中国电影何时分级。在社会的各行各业的改革中，电影体制中的审片制成了保守的落后的一个堡垒中的堡垒。有个滑稽的现象，你与任何一位刚拍完片子的导演打招呼不要问“吃了吗”而问“过了吗”准没错，采访刚拍完《呼我》的第六代电影导演阿年时我的开场白便是如此。

　　记：过了吗？

　　阿：没呢，正在修改。

　　记：《呼我》是你解禁后的第一部片子吗？

　　阿：是的。

　　记：因为改动，故事会改变吗？

　　阿：故事不会变，味道会变。电影和炒菜一样，讲究的是味道，比如我放的是葱、姜什么的，现在要我加点盐、大料什么的。

　　记：片名为什么叫《呼我》？

　　阿：影片从一个呼台小姐的视角切入生活，描述好几组由电波信号联系在一起的人物，影片想表示出对当下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关怀。我个人认为，现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没有信任感，没有安全感，我的片子想消解这些，起码是一种消解的努力。片中的人物都处于“呼我”的状态，人物身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呼台小姐、民工、白领、衣冠楚楚的伪善者、靠卖血为生得了艾滋病的人……

　　记：关注都市的现实生活是你们这代导演的共同特点，但对现实触及的深刻程度或者真正一针见血的并不多见，顶不济的是一针见脓。

　　阿：这是表达的问题，如何让故事准确地表达并表达得有力度，这是我们面临的困境，而这种困境有来自自身的，比如叙事能力，人文功底，另外还有来自外部的，比如……

　　记：比如有很多题材还不能拍，表达方式不被人接受，看来想说真话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为何想用寻呼信号讲故事，和自己的经历有关吗？

　　阿：我毕业后分到浙江电影制片厂，但浙影没有拍片指标，我呆了6年后回到了北京，我拍电影还是得在北京。虽然在北京读了四年大学，但6年后回到这个城市感觉自己像个民工，当时我就是靠BP机联系，等待机会，BP机一响心里就充满一阵希望，所以拍这部《呼我》特别有感觉。

　　记：《呼我》这个题材是自己选的还是被命题的？

　　阿：自己选的，北影厂很尊重我们的创作。

　　记：这次“青年电影工程”，对你们这拨年青导演采取的是低成本战略，五六部中最少的只有100万元，最多的也不过200万元左右，戴锦华教授同情地说这是“剥削”，你怎么认为？

　　阿：在外界人客观看来可能觉得这是剥削，但就现在的市场环境而言，拿出这些钱来让我们拍片已相当不容易了，如果中国电影市场非常好了，再给我们这点钱却让我们赚更多的钱那才叫剥削，现在这种低成本策略虽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就我们的经济情况来讲，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啦。

　　记：一提到“青年电影工程”总让我联想到需要“希望工程”救助的失学儿童，你们第六代似乎也属于一个弱势群体。

　　阿：就创作环境生存环境来讲，我们确实有些生不逢时。

　　记：你和张元、王小帅、娄烨属于中国独立制片的代表人物，你喜欢自己的身分吗？

　　阿：喜欢，自在、自由，从作品上讲，独立制片能较大限度地保持住导演的创作追求和探索，因为独立制片首先是先锋的，艺术追求强烈，现在面对市场的压力，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把自己的片子推出去。

　　记：你们这代人的影像魅力远远大于你们的叙事能力。

　　阿：比较而言是这样，第四代们叙事强，但影像语言不够准确，第五代从国外电影吸取了很多有益的东西，而他们的人文功底深厚，所以他们对影像和叙事综合的比较好。而90年代新锐导演在影像上比第四代第五代都要强，但遗憾的是对生活领域的体验要窄，人文功底薄弱，影响了叙事的感染力，而不单纯是叙事技巧本身的问题，现在第六代的作品都努力在叙事和影像间寻找平衡，这是个过程，而事实表明，第六代已日趋成熟。(王珍)

　　--阿年筹备《重新做人》

　　1990-1995年间似乎都在拍探索电影的“新生代”导演今天已分流到了三类电影之中。阿年是一位矢志做艺术电影的导演，他认为艺术电影是一口井，挖得越深越好。票房本属商业电影那口井，但水流有时也会相通---艺术电影获得不菲的票房。

　　本报讯：(记者谢晓)由第六代导演阿年编剧的电影《重新做人》日前已进入影片筹备阶段。刚刚完成剧本的阿年告诉记者：“这将是一部极有视觉冲击力的影片。”

　　《重新做人》讲述的是一位大学教师因犯罪关了十年，刑满释放后重新做人的故事。故事充满了黑色幽默，编剧兼导演的阿年试图探讨一个重新做人或是想做一个好人可不可能的主题。在这部影片中，阿年会有什么突破以前的想法呢？“最大的不同在于我这次会非常重视影像，从观众的角度去捕捉画面镜头，展示人物命运。”外景地将选在一个有历史感的城市，通过现实与心理的反差让观众悟出导演的深意。目前阿年正在上海、西安、广州等地考察。片中男女主角暂未定，有人建议用王志文，阿年表示他在考虑之中。

　　--阿年的“寓言电影”--浅析《感光时代》

　　《感光时代》有两点难能可贵之处。

　　一是它讲述的是当代都市文化青年，(与年轻的导演同代亦同类)的生态与心态，与“第五代”有明显不同。影片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城市中的精神飘泊者，同时又是一位孤独的理想追寻者(先是怀旧，后是逃离)。这就既不同于“城市的主人公”，又不同于“城市痞子”。

　　二是熟练地运用了电影语言，表现“城市与人”的复杂的生活景观和人物的精神状态，既讲故事，又重表观。技术上挑不出大的问题，电影音响的运作堪称先进。镜头的剪接也很流畅，且有不少别出心裁之处。从而使《感光时代》不仅具有故事层面的意义，还具有一定的“形而上”的深度。虽然作者无意将它拍成一部“寓言电影”，但因顺利而准确地进入了生活与电影的“状态”叙述，很自然地就超越了一般的故事层面(它的故事本身也不错)。马一鸣为办个人摄影的功利追求及其(故事层面的)艰辛努力，与他精神漂泊与追寻的内心状态(故事层面的)同步得到了表现。一文

　　--阿年简历

　　1965年生于浙江。

　　1983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编导专业。

　　1987年分至浙江电影制片厂，6年未获拍片机会。

　　1992年回至北京，开始独立制片人生涯。

　　1994年拍出《感光时代》，参加日本的中国电影周，此片被誉为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作。

　　1996年《中国月亮》，获华表奖，“五个一”最佳影片提名。

　　1997年《冬日爱情》因不愿改动未获通过，本片参加过多国电影节，作者也因此片一度失去拍片资格。

　　1999年因“青年电影工程”恢复拍片资格，拍摄由北影厂投资的《呼我》，本片曾参加52届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现未与中国观众见面，影片正在修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