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您掏钱买票看电影时，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这钱会落到谁的口袋里。其实在电影行业，票房收入是由制片方和发行方按比例分成的，近年来，中国内地电影界制片单位埋怨发行单位瞒报票房的事时有所闻，而眼下一场因瞒报票房引发的官司，更将这个问题摆上了桌面。

　　这场被称为“中国首例电影瞒报票房案”的官司，起因于两年前。1998年5月，由广州国际华侨投资公司与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电影《下辈子还做母子》，在江苏省首映。广州国际华侨投资公司与该片在江苏省的代理发行单位江苏长江影业公司签下了这份票房分帐发行放映合同。合同规定，制片方向发行方提供20个电影《下辈子还做母子》拷贝，放映时间为5月30日至12月30日，票房收入按制片方32%发行方68%的比例分成。合同还规定，如经制片方查出长江影业发行放映《下辈子还做母子》的影院或公司有漏报瞒报票房收入，由发行方按漏报瞒报票款额的十倍对制片方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1999年1月，《下辈子还做母子》结束了在江苏全省的放映，制片方广州国际华侨投资公司在拿到江苏长江影业提交的票房统计表时，对132万3881元的票房提出了质疑，因为他们认为江苏应该有300万左右的票房。

　　广州国际华侨投资公司这300万票房的把握一方面来自这份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教委、省文化厅等七个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作好电影《下辈子还做母子》的宣传放映组织工作的通知文件。另一方面则来自于长江影业的口头承诺，至少有100万学生保底。而直接参与该片发行工作的江苏长江影业公司营销部经理陈江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像这样一部儿童片，并不是上面发个文，学生就全都来了，再说他们对这部影片已经很尽力了。

　　广州国际华侨投资公司将对票房的怀疑态度反馈给长江影业后，要求对方重新核实票房，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偷露瞒报。长江影业再次统计核对后，于1999年2月将最后统计的报表报给华侨投资公司，票房总收入为137万元。华侨投资公司对这个结果仍然不能接受，双方经过多次接触没有结果，于是1999年7月6日，华侨国际投资公司一纸诉状将长江影业告上法庭，中国内地电影票房瞒报第一案由此诞生。

　　“瞒报”两个字是本案的焦点，然而有意思的是本案的原被告对于这两个字却似乎不存在分歧，不同的是被告倒认为自己也是被瞒报的对象。陈江表示，不否认有些基层发行公司或者是影院有瞒报的可能，但他们没有必要纵容他们这么做，他们和华侨投资公司应该是同一阵线的，如果有瞒报的行为，那么长江影业也被瞒报了。对于瞒报的数额，则是双方争持的关键，广州国际华侨投资公司曾亲自进行了该影片在江苏省放映情况的调查，而长江影业也进行了同样的调查，但双方得出的结果却大不相同。以金湖县育才小学为例，国际华侨投资公司出示了由江苏省教委德育办公室转发的给金湖县育才小学填写的师生家长观看《下辈子还做母子》情况调查表，该表显示，98年11月24日至25日，育才小学组织了102名老师、2218名学生、2218名家长在金湖县工人电影院观看了此片，仅这家电影院的票房就高达1万6890元。由此国际华侨投资公司推算出，江苏地区共瞒报票房150万，按照双方事先约定的“瞒一罚十”，国际华侨投资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长江影业给付1500万的经济赔偿以及拖欠的23万9737元票房分成款。而同样是这所金湖县育才小学，在长江影业公司出示的调查结果上，该校师生11月下旬在同一所金湖县工人电影院观看《下辈子还做母子》的人次仅为1550人，票房也只有3100元。

　　长江影业负责人罗广生表示他们要是不打这个官司，那么别人在背后享受非法利益的同时还会骂他笨蛋、无能。而陈江则表示如果华侨投资公司告他们3、5万的瞒报，他可能会紧张，可能存在，但票房差100多万不可能。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双方也存在比较大的分歧，如国际华侨投资公司提出的在影片播映期间，按照行规，长江影业应该向华侨公司每天送交映出成绩日报表，但长江影业对此却不可理解，陈江说自建国以来，国内电影业就没有过这个表。

　　就连签定的合同，双方也有不同的说法，广州国际华侨投资公司向记者出示合同时讲明是在1998年5月，影片在江苏省播出之前签定的，可长江影业却讲出了截然相反的情况，陈江说在没签合同的情况下，他们先开展了这部影片的发行放映工作。合同是在结束了放映之后签的。

　　今年1月26日，江苏省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由于此案案情特殊，该案先后四次开庭，诉讼长达一年之久。虽说这宗案件至今仍悬而未决，但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极大关注。自1991年中国内地电影发行体制打破长期以来由中影公司对影片统购销的垄断，实行票房分帐发行新方式后，“瞒报票房”就成了一直以来困扰制片单位的噩梦。

　　陈江说全国都有瞒报的情况，电影局也知道。瞒报票房并不只是简单的偷露款项，而是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电影的前途。据了解，内地不少导演和制片方都尝过瞒报票房的苦头，一说起这个话题，不少人都苦不堪言。巨星影业的邓建国就曾说过，电影《红苹果》没采取什么预防瞒报的措施，因此除广州70万外，其他地方票房很少，连宣传费都不够。瞒报票房挫伤了制片人的积极性。

　　但由于怕牵扯精力、怕与发行方失和等原因，一直以来，没有一家制片方肯撕破脸皮与发行方较真儿，无形之中助长了瞒报这股歪风。电影《下辈子还做母子》这桩瞒报案终于引起了业内人士对瞒报现象的真正重视。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其实广州华侨和长江影业这件事的意义并不在于谁赔谁多少钱，而是在于由此制片方开始懂得要争取自己的利益了。其实，为了防止瞒报，一些大的发行公司一直在尝试各种行之有效的操作办法，如北京地区实行的抽查制、映出成绩日报表，以及全国范围内正在推行的电脑售票联网体系等。但不少业内人士还是坚持认为：要想彻底根除瞒报除了寄希望于行业自律外，还要制定明确的法律规定，以规范整个行业。

　　据了解，本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由于此案是第一起因瞒报票房而引发的诉讼，在法律上对瞒报票房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各方面对此案的最终结果都至为关注，原被告双方也都相信法律会有一个公道的说法。中国娱乐报道记者广州、南京、北京三地联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