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宅门》凝结着郭导多年的心血。
不仅是接受采访或在别的场合，郭宝昌导演都向人强调“《大宅门》是我的生命”，由此可见他对该剧的用心程度，虽年事已高，但郭导仍然以一位优秀导演应有的态度兢兢业业地投入拍摄工作，在他的日程表里极少有“休息”的概念，哪怕是吃饭都限时，记者与他“相约已久”的采访，也是利用短暂的吃饭时间进行的。
记者：您能分析一下剧中几位男女主角的性格特征吗？
郭：我写的所有人物无法用好的坏的去分，过去的作品总是按这样去分，什么好的坏的这种分法本身就是错误，任何一个人物的性格必然是立体的多面的，三两句话能说清他的特点，那这个人物就失败了，我的人物一定是活灵活现的，是根据历史的发展、他性格的发展而产生这样那样多方面的思考，否则都成了概念性的人物。我的作品好就好在这，无法用三两句语言叙述他们的性格。
记者：有演员说您的这部作品与《家》、《春》、《秋》或《红楼梦》有类似，您认为有何不同之处呢？
郭：跟任何一部都不同。它是通过人物来表现一种宅门文化，通过化妆、道具、人物、语言及所有的环境氛围来体现一种特殊文化，我觉得在以前没有过，与别的也没有可比性。
记者：那您写的这种宅门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呢？
郭：它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外国没有，文革以后完全消失。(是指的高官显贵吗？)非也。它体现出来的东西独具特色，不雷同于过去任何豪门的、显贵的、官宦的或平民的，它吸收了很多皇家的东西，又具备了浓厚的民间色彩，是两者的结合，所以这些人物很特殊，你除了感到一种贵族气，也感到一种平民气，这两种文化的交合才形成了它独特的风格。所以我认为宅门文化很值得研究，但我的剧不提供这些渊源的东西，只提供人物和故事。
记者：您为何会想到拍这样一个题材呢？
郭：它引起我的创作冲动。我所经历的事、所认识的这些人，无时不刻不在激动着我，几十年如一日，所以我一直说我是在用生命来写这部作品。(你16岁就开始了创作？)是，但那时是写小说，可惜书稿几度被毁。素材不会忘，这些人物一直跟我活在一起，不论活的死的，跟了我生活40多年，刻骨铭心，(如书稿没毁就不用重写了？)一定得重写。素材虽然不变但观点已经变了，我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思维、所作所为都有一种很左的看法，从现在来看没什么意义，但从历史来说太有意义了，它可以看出一个作者是怎样从那样一种精神状态演变成现在的创作状态。
记者：您看待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创作中是否已变得中立？
郭：世界上没有中立态度，一定是很自我的，现在的创作是过去的历史、过去的人物在我心中产生的新的印象和感受。(新的感受是什么？)那就得看我的作品了。
记者：那在这种改变中有没哪一个人物的变化是最大的？ 郭：你现在看到的所有主角全都变了，包括小角色，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不可能是某一件事或某一个人物变。
记者：这是否是您期望值最高的一部作品？
郭：它是我的生命。
记者：您担心对该剧宣传过多后造成观众心理期待过高吗？
郭：不可能，不论观众的期望值有多高，我的剧都会超过！
记者：剧中有几位名导参与演出，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在拍摄中您与他们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郭：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都知道我这作品，听我无数次地讲过，所以大家特感兴趣，有种参与感，他们所演的角色都是一场戏或两三场戏就完了，有的几乎不成为一角色，他们就是来客串一下，表演上不要对他们有过高期望。
记者：该剧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郭：它是纯京味的作品，是老百姓的《大宅门》。所以我们在语言、道具的运用上都注意突出这种风格。
记者：有人说您是“一流演员、二流编剧、三流导演”，您怎么看？
郭(笑了)：那是张艺谋评的，我认为自己都优秀，各方面都是第一，没人能与我比。
记者：如果您的作品突出京味，有没考虑过南方观众的接受程度？
郭：我不考虑南方观众，因为它是世界性的。
记者：您的作品与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有何不同？
郭：这与代没关系，不管是第几代都应不同，有些导演虽年轻但思想守旧，我属于年纪大但思想很前卫的，我经常跟年轻人接触就是希望从他们身上吸取新鲜气息，另外知识的更新我是一生都没停止过。
记者：前不久《大明宫词》播放时引起争议，虽说很多人从艺术性上对它加以肯定，却发现老百姓有一大部分看不懂，如果是您拍剧，会更重艺术性还是商业性呢？
郭：别人怎么做都是合理的，但目前我不愿那样做。我希望观众能看懂，我以后的作品也会这样，只要是电视剧就得这样，这是不可动摇的。至于说商业性，对片商来说就是赚钱，对我来说就是观众爱看，观众爱看就能赚钱，所以这两者是统一的，我现在必须考虑商业性，从创作剧本开始就考虑到观众的接受能力，在达到艺术水准的前提下我一定会考虑这个。
记者：这部作品是否意味着是您的顶峰之作呢？
郭：我没说过它是我的顶峰之作，怎么可能呢？以后我就达不到更高了吗？40年还没完呢，《大宅门》之后还有系列呢。(南方都市报 记者谢晓 实习生李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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