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留学生活》引起纠纷日前国内有数家媒体爆出惊人新闻：曾经红透大江南北的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有“作假内幕”。其核心问题有三：一是片中《角落里的人》那集的主人公之一史国强“揭发”编导张丽玲“作假”；二是该纪录片的总策划、导演兼制片人的张丽玲身份，也有“作假”之嫌；三是几乎所有的日本华文报刊对该纪录片“丑化”中国人的形象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声讨等等。消息一出，广大读者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记者为此通过长途电话采访了张丽玲。张丽玲就此事的来龙去脉一一作了详细的回答。

　　史国强拍“人渣”的前前后后记者：史国强在东京的“华文媒体记者说明会”上说：《角落里的人》这集纪录片“完全是张丽玲的编造”。他说：在真正的生活中我从来没有犯过如此罪行，从来没有干过这么卑鄙的事，也根本不认识“小李”这个人。我们当时之所以出镜，完全是因为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在张丽玲反复劝说并许诺我们脸部和真实姓名全部作技术处理后才同意的。没想到我们被彻底耍了。你同意他的说法吗？

　　张：对史国强，我不想让他受到伤害，当时他在拍《角落里的人》这集纪录片时十分配合，如今又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来“揭发”我，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令我惊讶，我对他的表现十分遗憾。

　　四年前，我筹备拍摄这部纪录片时，和我在日本语学校同学过的冯明来找我，他提出这部纪录片既然是反映留日学生生活，那么除了要拍摄那些成功者外，也应拍拍像我们这些因种种原因失去了签证，成为“黑户口”的“角落里的人”，因为这部分人在日本并不少，有一定的代表性。我采纳了冯明的意见，并借用他的话，把这集题目命名为《角落里的人》。史国强是通过冯明介绍给我的，当时他和冯明一样都是“黑户口”，他还说和我在日本语学校同学过，我表示记不清了。

　　史国强在片中的所有情节都是真实的，不存在造假一说。当时我拍这部片子是自己出资的，根本不可能给所拍的对象一份酬劳，也不可能作出任何承诺和保证，只要史国强当时有一点点不愿意，我就不会去拍的。当时，我们也根本不知道这部纪录片有没有机会播出，这一集的内容，是冯明给我们出点子，他和史国强到哪，我们跟到哪拍摄。当时史国强非常配合，我们的摄像机跟着他，到他家里，到他打工的店里，到他当时的日本女朋友现在的日本妻子那里，都作了镜头跟踪。我们当时的朴素想法是把他们的实际状态反映出来。

　　关于扒金库打假卡的情节，是冯明他们告诉我的。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能用假卡打金库的事情。当时拍摄这段情节时，我问冯明、史国强，要不要打马赛克，冯明说不要，理由是打了马赛克反而像坏人，不需要打马赛克，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在干坏事(当时打假卡的人非常多)只是出于生活无奈所迫。片中还有一个“黑户口”小李，他向我提出镜头要打马赛克，片中“小李”用的是化名，我尊重他的意见，即对他作了这样的技术处理。今年2月2日，已回国的冯明来东京，他来看我时把史国强一起带来，那天他俩在我公司看了《角落里的人》纪录片，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我们还一起上街吃饭、喝茶，玩到深夜才散。

　　现在史国强突然袭击，说我“作假”，要告我，我认为他是被别人利用。他之所以愿意充当炮手，他或许以为“搞臭”我，可以得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赔偿金，因为他与他妻子在日本目前双双没有工作，又带着两个孩子。

　　记者：据史国强说，片中旁白说对上述镜头跟踪拍摄了两年，事实上只拍摄了一天，这是怎么回事？史国强又说，电视片称编导在聚会上认识了冯明和史国强，事实上，史与张早在1989年相识，这又作何解释？

　　张：这部片子事实上是否跟踪拍摄两年，看了内容即可知道，用一天时间能拍得了那么多内容吗？！这部纪录片由我和张焕琦联合编导，他是在聚会上才认识冯、史的，而史国强在这里含糊其词，称“编导”在聚会上认识他们云云，故意不提是哪一位编导，然后再打一下我，这种手法太卑劣了！

　　记者：据史国强称，扒金库打假卡的情节，当时他被冯明约到现场时，还不知道要拍什么。当获知要拍打假卡时，史国强即想退出。在被张告知“事后会对面部进行技术处理”后才勉强同意，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扮演者。史国强还说，他是用钱买了真卡去打的并非剧中所说的假卡。史国强还透露，当天他们去换钱的“景品”都是编导事先准备好的，连台词也是编导编的。片中有一个史国强点钱的镜头，事实上他点的3万日元是剧组人员事先备好的。连“去别的店看看”等台词也是张焕琦所教。他的揭发符合事实吗？

　　张：我在上面已介绍了史国强到摄制组拍摄的前前后后，史国强现在是当众说谎。扒金库打假卡的情节和镜头，全部是在现场跟踪拍到的。绝对不存在在现场“演戏”的情况，不存在任何事先准备的金钱和台词等等。片中所有的情节都是真实的，摄制组所有的人可以为这集作证。

　　记者：据史国强说，他的日本妻子不是片中字幕显示的坂本幸子。片中那个儿子满月的聚会是在1997年10月10日举行，但电视片却显示摄于1997年5月。从忠实于原生态的拍摄原则看，这个差错如何解释？

　　张：他当时告诉我们，他的日本妻子叫坂本幸子，我们据此打了字幕。如不是这个名，那要问他本人，我们可造不出他妻子名字。至于拍摄时间上的显示，我们拍了一千多盘带子，每盘带子封面上都记载着当时拍摄的日期，如果日期记载有错，那也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并不是故意的。出差错和故意造假，有本质的区别。对史国强当时的身份，我是听冯明介绍确属于“黑户口”那类的，他和那日本姑娘来往，后有了孩子以后才结的婚，现在他的身份在日本叫“家族滞留”

　　，属于合法的。

　　我们在东京已正式起诉蒋丰记者：有文章称《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披露了你“身份作假问题”。

　　说你自称毕业于“日本国立学艺大学”、硕士生头衔，但问题是日本根本没有这所大学！据蒋说，你对日本人说“本科毕业于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其实你只“参加过三个月的短训班”，连记名弟子也挨不上。真实状况怎么样？

　　张：其实，采访者不必到东京，只要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查一下，就可知道日本是否有学艺大学？学艺大学毕业生里是否有我的名字，到东京一查即清楚。

　　至于国立的说法，以区别于私立的大学，因为日本这两类大学是并存的。

　　对我“毕业于中戏”一说，我从未对蒋丰等人说过，也没接受过这类采访，这很无聊。

　　记者：据蒋丰揭露，《在追梦的女人---张丽玲与“我们的留学生活”》一书中，1989年到1995年就蹊跷地成为她个人历史的空白点，因为美丽而做陪酒小姐的历史，因为美丽而在粗俗的日本体育小报上“拍写真”的历史被“真实地掩盖掉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蒋丰作为一个男人，他说这话，是对一个女人最大的人身攻击，显示了他的无知和无耻。我要以法律的手段和他在法庭上见，讨回公道。

　　记者：据蒋丰说，《留》片共10集，事实上，除了北京、上海没有“10集照播”外，各地都播了10集，而被有关部门“封杀”的一集恰恰是最为人诟病的《角落里的人》。蒋又说张丽玲为了商业利益，仍然向全国电视台售片。蒋的说法符合实情吗？

　　张：从一开始，国内一家公司授权销售的即是《留》片完整的10集，没有听到有关部门审片时的有关说法。北京电视台对外部的有关人士向我解释说，北京台播了9集，《角落里的人》未播出，是因为这部片子的教育意义不大，故决定不播了。上海电视台听说也播了9集，这集未播，但我没去了解他们不播的原因。

　　记者：对蒋丰和《日本新华侨报》的这种做法，你持什么态度？

　　张：蒋丰和《日本新华侨报》这样的做法，我认为是别有用心的，是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更可恶的是，他在攻击我的同时，又把我们在中国内地发行的《留》片VCD版子带到日本，翻录成浓缩的上下两盘录像带，标价一千日元一套出售。他在《日本新华侨报》还刊登了这样的广告，谁订这份报纸一年，即免费赠送《留》片录像带一套。侵犯我们的知识产权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毫无法律观念，居然公开用我们的片子来作推销他办的报纸的敲门砖！我已正式聘请富士电视台顾问律师松尾律师事务所当我的辩护律师，5月12日我们以版权违法罪正式起诉蒋丰，东京地方裁判所已正式受理这起诉讼案。同时，我们还要继续以名誉损害罪起诉蒋丰，亦准备起诉《中文导报》。对史国强，我们采取了另一种稍轻一些的法律手段，我的律师6月2日已在日本东京，向史国强发出具有法律效果的警告信。与此同时，我们还准备在北京，以名誉损害罪起诉蒋丰。

　　《小留学生》集已在日本播映反映空前热烈记者：《留》纪录片是你们和富士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的，在日本播映了没有？播出的效果如何？

　　张：富士电视台是日本最大的民营电视台，特别看重收视率，以往从来不在黄金时段播放纪录片。这回他们破了格，在5月5日黄金时段晚上9点档先播放了这部纪录片《小留学生》这一集。播映这集之前，片头先播放了长达23分钟的记录张丽玲等人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艰辛过程以及该纪录片在中国播映的强烈反响的纪录片。这天是星期五周末，播放前，日方和我们预其收视率到10%即是令人满意的结果，始料未及的是这一集播出的收视率高达20.6%，这在富士电视台历史上是空前的，以往这个黄金时段只播映电影、电视剧之类的。日本《读卖新闻》5月13日再次刊登文章，称一部纪录片能获得观众如此强烈的反响，是少有的，并介绍了部分读者的来信。据富士电视台介绍，这部纪录片的其它9集，将有选择地陆续在该台播映。

　　记者：据蒋丰称，敏感的日本新闻媒体已就整个事情展开了规模调查，“拍假纪录片”在日本新闻界是一件难以容忍的大事，一旦查实，涉嫌的电视台就有被日本邮政省吊销营业许可证的可能。确有此事吗？

　　张：在国内炒作此事前，在日本以《中文导报》为主的华人报刊早已炒作此事。我曾打电话告诉富士电视台的纪录片制片人横山隆晴，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个“国际玩笑”，开得太大了，但又太可笑了。确实，当时我和横山隆晴对东京的某些华人报刊的恶性炒作没当作一回事，我们认为不值得一驳，这种做法是非常可笑、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