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问题

　　　上海打着“中华牌”制作的大型舞剧《野斑马》，随着装有巨大舞台装置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令剧组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踌躇满志的5场演出下来统共只卖出了六成的票，差不多要3场演出的票房才抵得上在上海的一场演出。尽管如此，《野斑马》的翁团长认为这都可以从市场分析中找到原因，比如对北京文化消费能力的估计有误差，又赶上演出市场淡季等。但是，北京之行最让他始料不及和遭遇的最大尴尬竟是不知如何应对无数的索票电话。

　　　翁团长面对记者的头一句话就是：“没想到北京送票的风气这么厉害，而且还要等着你送上门去！”按照翁团长的理解，上海演出市场是一种纯市场化操作，与之相比，北京更是一个文化市场，其社会效益的意义远超经济效益，那么他“遭遇”尴尬也就并不意外了。只是北京有不小的一个群体“免费”消费文化演出的习惯由来已久，很多人早已麻木不觉，甚至视为理所当然——《野斑马》坚决执行不赠票的行为就让不少人感到了“不习惯”。

　　　-上海演出方发言

　　　翁增辉(上海东方青春舞蹈团副团长)：上海演出市场的赠票情况很少，主要是因为它市场化程度较高。送票以前也有过，但上海大剧院建成后就基本没有了。一是大剧院对演出团体要求严格，能进去演出的都有一定水准，演出质量成了保证票房的前提；另外，大剧院是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建筑，人们对它怀有好感甚至好奇心理，能亲身到大剧院看演出满足了人们这种心理，甚至有一种哪怕演出不好看，进去就成的想法，所以大家都愿意自己掏钱。再就是大剧院的经营要求也很严格，坚持不送票，从上到下都不送，剧院里设有首长席，为重要来宾准备，平时就空着——大家都是买票来的，这就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氛围。

　　　-北京演出方发言

　　　曹维(中演文化娱乐公司)：每逢好演出要票的就特多(不太好的项目票则送不出去)。据我所知，北京演出市场上赠票的份额约占10%至20%，而且凡是送出去的都是好票，所以演出商的票房损失就不止这个百分比。这种现象是对演出市场的巨大冲击。造成大家不花钱看演出这一习惯的原因是历史的。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根本没有商演的说法，送票之风从此而起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甚至直到现在能弄到票、好票就是身份、能力的象征；另一方面，北京有特殊的需求占去赠票的绝大部分，但这也不是演出商可以拒绝的。

　　　钱程(北京音乐厅、中山公园音乐堂总经理)：我的观点可能跟别人不同。第一，要是说演出市场化程度的话，我倒觉得北京比上海高，上海反而是不正常，它的行政命令特管用，票房看似卖得好实是行政部门指令各单位购买的，不是真的市场化；第二，赠票多是因为卖得不好，如果把票早早卖出，拿什么送？第三，北京目前的演出市场仍是市场和计划并行，而且计划行为披着商演的外衣常常扰乱市场行为。

　　　-旁观者说

　　　陈立(《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评论界如果老是不花钱看演出就没有正常的艺术评论了，吃人家的嘴软嘛(笑)。对于整个演出市场来说，赠票是个痼疾，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一直得不到解决的话会扼杀掉市场。但是单靠演出公司的话很难解决，因为他们难以单方做出决策——坚决不送的话会得罪很多人。

　　　金兆钧(乐评人)：海外演出只有向记者和评论界赠票的传统。在北京赠票愈演愈烈、占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也是无可奈何，这是向市场化转轨的必然。一时不好解决是因为市场上有盈利和非盈利两种演出模式存在。后者如向各地市的调演等，非盈利演出导致“要票群体”的长期存在。也有一些演出为追求片面上座率和社会轰动效应而大量赠票。一个好的作品大家买票来看才是正常的市场和票房，而不是仅为追求虚假的繁荣——票房不是衡量市场的惟一指标，但应成为重要指标，不然演出商的积极性会受打击，观众也难以正确看待演出产品的价值。

　　　5天演出下来，坚持不送票的翁团长做了妥协。但是他说：“很多领导、业内人士、普通观众看完《野斑马》都给了很高的评价，所以我觉得虽然市场回报不尽如人意，但社会效益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为我们再次进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不是钱能买来、堆出的。”采访最后，翁团长突然对记者说：“你来看今晚的演出吧，带上你的朋友，我送给你票——把票送给你多好。”听到他这么快就“入乡随俗”了，记者婉言谢绝之后又心情复杂。翁团长和他的《野斑马》或许可以满意而归了，他们收获了他们认为在北京演出所能收获的东西。留给北京的将是加快演出市场操作规范化、市场化进程的持久考验。实习记者杨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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