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1931 -- 1989)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和观众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然而在欧洲,特别是德语国家,作为奥地利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伯恩哈德在小说、戏剧和诗歌创作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瞩目,在当代德语文坛上占据了无可争辩的地位。1963年他的长篇代表作《寒冻》(又译《严寒》)一经发表,即引起轰动,褒扬与贬抑就始终伴随着他的创作。
为了纪念这位独特的文学大师,在他70周年诞辰之际,北京戏剧家协会和奥地利驻中国大使馆共同主办了其代表作品《习惯势利》的演出活动,该剧的在京首演也是纪念中奥建交30周年的文化活动之一。
要想在舞台上展现伯恩哈德的艺术世界,首先必须走近这位特立独行的大师,了解他对人生的认识和看法。伯恩哈德的作品,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其核心主题可以说贯穿始终,他一生致力于以极端的艺术形象揭示极端的病态现实,在他的笔下,人类生存在荒诞扭曲的变异了的现实社会中,无不为这样的生存环境所困惑,所压迫,他们的行为失去了实际意义,任何追求和努力都归于荒谬和毁灭。《习惯势利》剧中马戏团团长的一句话正是对此的最好概括:“全部的事实就是,彻底的失败!”现实社会在他的作品中被浓缩为封闭隔绝的“疯人院“,从《寒冻》中的荒凉寒冷的温格山庄,到《习惯势利》中满是灰尘的马戏团,生活在其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种种关系都被扭曲了,人们被行动的渴望和无法行动的无奈所缠绕,这种矛盾驱使着他们的精神和行为走向极端,并在极端中承受失败的厄运。
自1970年伯恩哈德创作第一出剧本《鲍里斯的生日》以来,他创作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剧本,其核心的主题被继续深化着,生存就意味着痛苦,意味着挣扎和失败。观众通过荒诞的舞台画面,深切地体会到生存的困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危机和心理变态。
《习惯势利》是伯恩哈德1974创作的,也是他的代表性剧作。剧本表现的是马戏团团长卡里巴尔蒂为了对抗生活的庸俗无聊和自身的衰老病痛,二十二年来驱使着他的演员们坚持排练被他称之为高雅艺术的五重奏。这曲五重奏寄托着他的人生理想,要用音乐改造马戏艺人,把他们训练成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艺术家。但是艺人们不能接受他的理想,人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和他作对。为了实现自己的追求,团长不得不以极端强制的手段,大施淫威,迫使艺人们服从他的要求,每天进行没有希望和意义的排练。在这里,原本合理的追求,变成了实施专制的理由,为了维护一个理想,不惜扼杀人性和人情。所有的努力和坚持,都成为毁灭和失败的原因。
伯恩哈德在他的戏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的艺术家形象,如同《习惯势利》中的马戏团团长卡里巴尔蒂、《无知的人与疯狂的人》中的女歌唱家和《米奈蒂》中的戏剧演员米奈蒂等等,他们像作家本人对待写作一样对待他们的艺术追求:“死心踏地地把头往一块丑陋不堪的石头上撞,而且始终在同一个地方。“而他们的执着追求又往往是不切实际,毫无希望的。这种主观上过分要求自我实现,而客观上失去行动意义和能力的矛盾,使他的戏剧在开始时是”百分之百地演出一出悲剧,然后成了喜剧,接着又成了悲剧,最后交融为一体,再也无法辩得出是喜剧还是悲剧“(伯恩哈德语)
伯恩哈德自称是“典型的故事破坏者”,他着力捕捉和描绘的是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瞬间的意识流动,因此剧中的情节都隐身于幕后,呈现在舞台上的都是生活的琐碎细节,强烈的意志冲突也是通过具体而无聊并不断重复的小事来表现。舞台上甚至很少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面对这样的戏剧样式,如何在大师和观众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就成为《习惯势利》演出要实现的首要任务。而动作,成为构架这座桥梁的砖石。
马戏团在剧中既是人物生活的现实空间,也是人类生存的抽象空间,团长和团员之间的意志冲突集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驯服与反驯服,强制与反强制的关系。杂技演员作为一种特殊的语汇,加入到舞台的整体构思之中,他们的身体和动作成为最直观的艺术手段。当团长把失去母亲的外孙女当作木偶一样机械训练的时候,女孩无数次重复的僵硬动作,会引起观众最直接的身体感受和联想,外孙女这一形象,就成为了现实中每个身不由己的人代表;在团长强迫其他人排练的过程中,周围练功演员的挣扎,坚持,他们在训练中被无情牵拉的肢体,最直接地作用于观众的感官,由此触动观众的心灵,引起他们对自身的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感受和思考。这种贯穿全剧的训练,以直观的形体语汇,在语言的层面之外,形成了一种表现性形式,将人与人之间驯服的残酷性和生存的无奈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里,伯恩哈德的思想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可感可知的视觉形象。舞台呈现的不仅是琐碎无聊的生活细节,也直观地揭示了人性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人类整体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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