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声川，一个曾创造美国伯克莱大学最好成绩的戏剧研究博士，一个被誉为“台北剧场最闪亮的一颗星”的人。他开创的戏剧即兴创作方式被喜欢戏剧的人们广为传诵，他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使濒于灭绝的台湾相声起死回生，他的《暗恋桃花源》使无数青年男女为之痴迷。赖声川说，他的作品90%靠票房。而一位熟悉他作品的人则说，很多人看赖声川作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了“赖声川”3个字。赖声川原创的经典舞台剧《千禧夜，我们说相声》11月22日至25日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在演出之前，记者对赖声川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戏剧大师，您的戏剧观是什么？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戏剧？

　　赖声川(以下简称赖)：好！第一，大师绝对不敢当。

　　戏剧观嘛，我的观念是剧场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把剧场进行什么局限性的定义，不要去定义它什么主义或什么风格，什么都可能是戏。有这样一个开拓的想法之后，你再在里面找你的创意，这是我的一个比较大的框架。

　　我并不是说从小就决定要走这一行，甚至在台湾我们并没有很多的剧场活动，它对于年轻人并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是我喜欢很多其他的艺术，美术、音乐，我都很有兴趣，那时我决定综合我的所有兴趣去做戏剧。

　　记：您非常注重形式，您是如何看待舞台中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呢？

　　赖：有个著名的建筑师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这个设计在还没有做之前它已经存在，你要去发掘它。这句话认真地去体味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把形式内容分离开来是不对的，一个戏当你找到它的内容，也就应该找到它的形式。同样的道理，你找到它的形式也就找到它的内容。当你心中有了灵感，你要去发现，发现它是个什么形状，同时它还是个什么内容。其实这个发现是一体的，它不会是分开的。

　　记：如何看待高额制作费与戏剧的关系？

　　赖：我觉得钱绝对做不出好戏。钱能堆出一些更华丽的布景、更华丽的服装和一些著名的演员，但是钱买不到戏最核心的精神。所以我觉得你给我很大的制作费我也很高兴，因为我知道怎么用它，让这个戏更好，可是只有它是没有用的。反过来说，你没有钱也可以做出非常好的戏。

　　记：您认为舞台在社会中的作用应该是什么？

　　赖：舞台曾经在古代不同的文明中扮演的是一种共同记忆的维护，一种仪式，一种桥梁，一种通往过去的桥梁。在现代社会里它能够保有这个文明的精华。在舞台上不论这个精华是思想还是表演形式，甚至于它是一个论坛，它向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讨论议题的空间，不管这个议题是什么样的议题，可能是艺术的议题，可能是人生的议题，可能是社会的议题。

　　记：您认为舞台这种论坛的作用将持续多长时间？

　　赖：它不一定能成为论坛，很多时候它只是沦为一种娱乐而已。我觉得这是戏剧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说它要被人利用为单纯的娱乐，那我觉得就会很快地看到戏剧的通俗化。

　　记：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种危机？

　　赖：要有坚持自己岗位的人吧。因为纯娱乐化的戏剧在这么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面应该是被允许的，它会很自然地存在。我们也不用去批评它，最主要的是观众自己去分别。就像电影也有大众化的，也有很多具有艺术良心的人在拍电影，这些人坚守他的岗位是非常重要的。

　　记：您的作品中多有借助小人物反映大社会的情景，您是如何巧妙地利用这层关系的？

　　赖：一个作者只能写他所能看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小老百姓就是主角，所以我们自然就观察到生命中各种各样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我们再仔细观察他们的生活，会发现很多很动人的故事。不是我这么做，我们的时代就是这么一个时代。好比现在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里面有两个主角，他们是非常平凡的相声艺人。在两个相声艺人的身上就能看到很鲜明的个性，一个考虑的就是戏园子重新开张，大家可以混口饭吃了；另外一个就想到更大的问题，想到老百姓，想到革命，怎么样子推翻清朝。从这两个小人物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么不同的理念。

　　记：您认为以后戏剧的观众将是些什么人？发展出路是什么？

　　赖：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培养学生。戏剧最重要的是要有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个剧场才能够真的蓬勃下去。如果支持你的人都是教育程度比较差的，你就会很容易沦落为一个娱乐性的东西。

　　戏剧本身的发展出路还是在创作上，有更多在题材上和形式上的突破，可以让观众看到更多的新鲜东西，我觉得这很重要。

　　记：请解释一下即兴创作？

　　赖：这是我们小团体创作的一个模式。基本上它不表示剧本的内容，这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剧本的大纲和基本形式在我脑子里，但我刻意保留想法，见了演员后，让演员自己注进自己的角色。在那个角色中创造他所说的话，进而影响我原来的一些想法。我给演员发很详细的大纲。

　　记：是什么原因导致您产生这个概念的呢？

　　赖：这个概念是想到台湾本身没有专业的编剧。在20世纪80年代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没有专业的演员。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演员也训练出来了，剧本也有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做法。

　　记：您又如何使自己和演员达到一种很好的互动？

　　赖：经验。聆听演员，或者说是聆听状况，融入当时的排练状况。如果你能明白就会知道如何。说得比较悬，但大体的样子就是这样。

　　记：演员最重要的是与观众沟通，如何沟通的？

　　赖：演员与观众的沟通从大的方面说是戏与观众的沟通，我一直认为舞台是包容观众的，不是排斥观众的。现在剧场有的演出基本上是隔离观众的。

　　记：怎么包容呢？

　　赖：它不是在排斥，不是在疏离，不是在教育，不是在教训，它是跟着观众一起在发掘。

　　记：这次为什么选择《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在北京上演？

　　赖：一方面我们在台湾刚演这部戏，一方面还能赶上千禧夜、千禧年的感觉。在往后的话这个戏的时效性就差一些了。主要是因为在台湾才演，我们的原班人马可以来，是天时地利人和。金士杰、赵志强等在台湾很重要的演员这回都可以在北京亮相。

　　记：16年来，您推出了相声系列剧，为什么选择了这种形式？

　　赖：因为当时相声在台湾绝种了，我就想写一个戏评论它的绝种，想不到16年前《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的成功，竟使相声在台湾活过来了。

　　记：您跟北京相声界的老前辈接触过吗？

　　赖：还没有。正在安排。像姜昆我们都通过信，他给我他的东西，我给过他我的东西。还有马季，稍微年轻一点的冯巩，我都希望能够见到。

　　记：您在学校学戏剧时曾受到非常严酷的训练，每10个星期就要出一部戏，在众多同学中您是怎么坚持到最后的？

　　赖：学戏跟学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太现实了，到时一部戏的演出就活生生摆在面前，没有任何遮掩。所有的缺点都暴露出来，反过来说所有的优点也都看得到。那时候我认为是一种坚持，一方面自己是留学生，要挣个面子，要把它拼下去吧；另一方面我自己喜欢，这样也好，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个很辛苦的行业，无论是从体力上还是脑力上。

　　记：您曾在餐馆打过工，谈谈打工与艺术实践的关系？

　　赖：我是在一个高级的餐馆打工，这里比较有机会观察人性，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可能都很局限，可是在餐馆可以看到人生的百态。往上尽是些高级名流，往下是与自己一起奋斗打工的，各地来的华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它可以培养一个宽广的视野。剧场就是一个关于人的艺术。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记：您打工的初衷是什么？

　　赖：赚钱。因为我留学全部存在台湾的钱被朋友骗了。我那个学校不允许你在外面打工，它的功课也不允许你有时间在外面打工。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更困难。我们的打工很激烈，从傍晚5点半，你可以想象一直走路到夜里11点。你没有一秒钟是闲的，因为是高级餐馆，你不能因为心情不好就简单地端盘子收盘子，你还要与顾客沟通，帮他点菜。这个时候是24岁到29岁。

　　记：有人说您是台湾的新好男人？

　　赖(笑)：谁说的？不知道这个定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流行词语吧。

　　记：您的家庭如何？

　　赖：我是一个很重家庭的人。恰巧我们艺术界、文化界、影视界并没有很多的朋友结婚有家，或者是成家可以维持很久的，我们算是比较例外的。结婚23年，两个孩子，我的太太是我的制作人。我1954年出生，47岁了。

　　记：您成为台湾票房金字招牌的原因？

　　赖：不敢说。

　　记：您的戏90%以上靠票房。

　　赖：那是一种理念，我从不预测观众看什么，那是一种自杀行为。我们坚持做好自己想做的，有一种运气在里面。

　　记：您的孩子喜欢戏剧吗？

　　赖：喜欢。

　　记：有您的影响吗？

　　赖(笑)：可能吧。

　　采访手记

　　赖声川给人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位温和的智者，因为你很难从他脸上看到为难的面色。他很爱笑，难题往往就在他的笑声中轻描淡写得以解决。赖声川很善于思考，他的思考经常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也许在和你交流这个话题的时刻，那个话题就突如其来地从他嘴中蹦了出来。赖声川待人给人以“诚”的感觉，无论是跟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交流，他都会对人投以善意的目光，而交流者则会从他的目光中得到鼓励，从而愈发愿与他交流。本报记者　郭云

   手机铃声下载 快乐多多 快来搜索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