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没见孟京辉，感觉他变了，在国家话剧院的排练大厅里再见到他时，发现他不但减肥成功(尽管他以前并不是特别胖)，而且举止言谈与以前的老孟不同了。最典型的就是态度和语言，以前的老孟自信自傲有些溢于言表，虽算不上话痨，也总是滔滔不绝，每每新词怪词迭出，让人爆笑不止。这一次，老孟明显地“规矩”了，说话也不多，本以为可以不用太多准备的记者，几经启发和现场采取“补救”措施才使孟京辉张口。他说人总要进步，他的进步是“虚心”了。当然，以前也不是不虚心，是自信在外，难免让人有此人有些狂妄之感 。他还说两年之后排这个自己写的新戏《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也是自己这一段成长的结果和思想的体现。趁吃饭的功夫，啃着老玉米、吃着肉丸子的新锐导演聊起了他两年来的进步和成长。

　　-关于新戏：难解而诡秘

　　记者采访时正赶上老孟新戏的一次连排。看到他与以往排戏也有了不同，连排前他给每个演员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只要不出这道边就得表演，别没自己的戏就没事了。”看到记者笑，老孟连忙“解释”，“我这是收关阶段必须严格要求，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可能你以前来看我排戏时都赶上是初始阶段。没要求哪行呀。”

　　关于他的变化，他说人都一样得进步，自己也不例外。“我的新戏也有变化，怎么说呢，是有力度了，我在视觉和声音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探索。比如，音乐以前在我的戏里是作为功能性的手段起辅助的作用，这一次它是较为独立的，从某种程度上讲，音乐的质感决定着我这部戏的质感。同时，你也看到了我对演员表演的要求，比以前内敛。另外，这个戏有些诡秘，有些难解，这可能和我近一段的心情有关。我觉得梦是唯一的现实，人们往往通过梦去理解现实，通过镜子理解形象，通过歌声理解理想。”

　　-关于风格：我不是在搞笑

　　被称为“孟式戏剧”的孟京辉的作品的最大特点就是能让人笑，老孟却正色道：“我那笑不是搞出来的，是自然产生的幽默，搞笑一说是评论家们给的，还有人说什么有些小品式的作品是跟我学的，我从来就没为让人笑而强加与人过。回想近10年的经历，从1993年的《思凡》开始，到《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再到《臭虫》，我没有一个戏是为笑而笑。这么多年我不是靠搞笑和迎合观众而成功的，而是因追求艺术而成功，是追求艺术的态度决定了成品的好坏。”

　　“我的风格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了——极端、狠，但又可以说没有，比如《我爱？——住泛汀兑桓鑫拚——饕逭叩乃劳觥贰?读蛋?南?！泛汀冻舫妗返染褪峭耆?煌?南贰H绻?滴矣蟹绺竦幕埃?强赡苁俏业南返那苛业闹矢腥萌思亲×宋摇！？

　　老孟的艺术风格用他的话叫“社会反讽与诗意浪漫”。看老孟的戏你没法儿不乐，可招乐的戏有的是，为什么偏偏老孟的戏成了气候？“别人不够极端。我不愿意把戏剧弄成大小品，我的戏在笑声中能给人启发，笑完之后还想笑谁呢，而且我对舞台的探索从未间断过。”

　　“人们总说我的戏极端，我想这与我的个性有关，我就对极端的东西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社会和青年文化的东西，我把他们集结到艺术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喜欢现代、叛逆、荒诞的，就像我就爱喝豆汁，你不能强迫我不喝吧。我搞戏也是这样，我不喜欢细节现实主义的东西，就没必要把我的诗意现实主义改成别的，重在坚持。”

　　老孟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据他自己说是与他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有关。他说自己从17岁上大学开始，在学校里呆了20年，用他的话就是“青春期长，到现在还没过呢。”

　　孟京辉的家人及亲属无一人是搞艺术的，他也是半路出家。年轻时的他本想考飞行员，可眼神儿不济，于是为了18块钱的补助，孟京辉进入了人民教师的摇篮——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被分在化工学校当语文老师。老孟用“难受死了”来形容这两年的教师生涯，不是思想上有什么症结，实在是“不是干这一行的”。于是，老孟在1988年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而录取他的条件却是毕业后留校任教。可三年后由于他的“任意胡为”(无非是排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戏)，他落了个由于审美与艺术不适合当教师的结论。

　　其实，孟京辉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不能排别人至少是中国人排过的戏，北京人艺是棒，可我想探索年轻人能接受的语言、表演和思想内涵。”他的中文底子对他的成功举足轻重，“在别的本科生玩儿命研究文本分析人物之时，我已迅速进入视觉状态，虽然师院的四年中文的底子并不太厚，但足够了。”也许正因此，后来被广为传扬的“孟氏戏剧”中极端顺畅又不乏时尚的语言是一大特色。

　　“社会的变动，朋友的变化，给了我不同的感受，我感受世界的方式可能与别人不太一样，有人根据经济规律来进行判断，有的人根据政治因素来判断等等，我是根据诗。”

　　-关于技术与人：人永远是决定性因素

　　老孟说自己走上戏剧之路是因为戏剧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干上这一行后，与人合作时变得积极了，态度比较明朗，以前是比较模糊的。而且通过排戏我认识到人永远是决定性的因素，技术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比如，我去年拍的电影《爱情像鸡毛一样飞舞》，好多东西我都不懂，像灯光，用几号灯，表演的不同，一天应该拍多少，我都不是很清楚，而且当时创作那部电影时我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后来，我明白了，技术不熟悉没关系也没必要，脑袋才是最重要的，心也同样重要，它代表着热情。我认识到技术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时，我马上轻松了许多。人才是决定性因素。”

　　-关于实验戏剧：我是一个特色分子

　　人们称呼孟京辉往往爱在前头加上实验二字，老孟对此十分认同。“实验，就实验。”老孟式的话出来了。“实验分几种，首先是创作意图，这是最重要的，要实验的东西太多了，这是对戏剧发展的尊重，对观众最后认知的尊重，也是对艺术家职业的尊重。还有舞台呈现和观众的认可。”

　　“我们的戏剧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比如，解放区戏剧、抗战戏剧、新时期戏剧、样板戏、恢复探索的戏剧、实验戏剧等。戏剧发展的规律是与美学的发展、教育背景、科技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验戏剧是必然的一步，往后还会接着发展。今后的戏剧发展史上实验戏剧肯定得占上一笔，因为它是与社会连着的，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特色分子，我的实验戏剧也是整个实验戏剧阵营的一小段。”

　　-关于戏剧美学：我要对戏剧负责

　　在与孟京辉的谈话中，他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就是戏剧美学，很少有戏剧界的人提这个词，问他这戏剧美学到底意味着什么，老孟说自己也是在探索，也还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我在中戏上研究生时学的就是欧美戏剧导表演专业，学的是欧美的东西，从古希腊的戏剧到最先锋的都接触了。这些年在国内外排戏的过程中我感受到戏剧其实是一个大的家庭环境。中国话剧是受外国影响而产生和发展的。可从20世纪90年代后凭什么就步步自封。我们应该把最新的东西学来，一刀切下，看看切下的横断面是不是与世界接轨。”

　　“10年前，我们的话剧停滞不前了，应该给它注入新的血液。这10年来，我拿出了自己最新鲜的东西给观众。我觉得每一次戏剧的发展都是与前一段的社会思想有关系，而每一次都是吸收西方的东西，比如，样板戏就与布莱希特有关。社会生活及其价值观的每一次变革都是西方思想与我们自身相联系的关系。自己周围的生活变了，这个时代要求这一代人做出一点展示时代的作品。商业的影响、理想的破灭等等，实验、前卫是以戏剧或戏剧革命的名义开始的。我不是我自己，孟京辉的偶然是这个社会的必然性的结果，是戏剧美学的必然结果。我的老师们不做了，不是他们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我现在有种责任感，我要向戏剧负责，所以我什么都不怕。”

　　-关于自己：要做“三高”导演

　　语出惊人是孟京辉的一大特点，这次也不例外，他提出了“三高”的概念。“做导演这么多年，就是凭着对艺术的追求和真诚走过来的。我认为当导演的要眼高、手高、心高。眼高是指事业要开阔，看得要多；手高是技法，能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心高是重要的，就是对戏剧的热爱，心里得时刻有它，在戏剧处于低谷的时候也把它装在心里才行。你注意没有我没说票房高，尽管我的戏取得了票房的成功。我对戏剧的追求是对美学的追求，不是对商业的追求，不追求商业却取得了商业的成功，这说明我的路子走对了，我明白了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我自豪的是孟京辉的戏没有因为媚俗赢得票房，而是因为艺术，是因为探索而有票房，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容易。”

　　老孟说他的新戏会有改变，希望观众能跟上他。他不在意有没有突破。“费里尼、伍迪艾伦等名家一辈子都没突破自己，没有改变过自己的风格。固定风格了不怕，我要求的突破是要在新戏里有美学的能量。”

　　老孟说进步退步并不重要，对自己是进步就行，而且也应该允许艺术家有退步的时候。今晚，老孟的新戏《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就要开演了。孟京辉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笑呢？我们拭目以待。

　　孟京辉：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读研究生。现为国家话剧院导演。主要作品《思凡》、《阳台》、《我爱×××》、《坏话一条街》、《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恋爱的犀牛》、《盗版浮士德》、《臭虫》。本报记者卢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