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写书的人可能都有这么点心理活动。

　　专家评点，名人效应。卖书的人认为序言最好有这样的功能。

　　2002年2月吧，终于有一家出版社先于中国青年出版社答应为我这不知名的作者出书，我已是诚惶诚恐，所以，当出版社的好人问我能否找一些专家在书里书外做一些点评，我立

刻作出快速反应：我去问问三位我最敬重的人吧，他们就像是崔永元希望能为他的书作序的三个人：钱钟书、刘震云、阿城。崔永元一直为钱老的缺席而遗憾，而如果我找的三个人都能够答应，那我会觉得比他幸福一万倍，而且，借他们的东风或许可以使“人过留名”变得轻松。没办法，谁让咱那么不知名。

　　说对三位先生最为敬重，不夹带丝毫功利的内容。我把每一次和他们的共处都看得很重，德才兼备的他们身上有太多的东西学之不尽，悟之不穷。他们都是大家，有学者的独到、深厚与智者的平和、谦恭，虽刚算人到中年却都有长者的达观、热情。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这么宣称。

　　按姓氏笔画排列，我最敬重的三位是：我的同事，著名国嘴，话剧艺术的迷恋者崔先生；20世纪90年代极具反响的几出话剧的翻译、改编、编剧、导演，对我的戏剧创作影响最大的戏剧作者、社会学者黄先生；台湾著名编剧、导演，在台湾、大陆、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的华语话剧圈里都大名鼎鼎的赖先生。

　　当我列出他们的名单时，出版社的好人点头微笑，道：此法双赢、双赢。

　　当着孔子卖不了三字经，我这点心计三位先生也肯定一眼就看清，但好在他们对我还有一定了解，知道我这人肯定不近利，虽说急功；虽说浮躁，但还是在坚持做事情。所以，自以为借来“东风”还是大有可能。谁知剧本交与三位先生后，开始的却是序言没有诞生，但心境渐渐宽松的过程。

　　赖先生信佛，与人为善的典型。记得有一次去看他在大学做讲座，正巧他夫人从台湾打来电话给他的陪同，陪同说同学们很是热情，“那我们可得好好回报人家”是赖夫人的第一个回应，由此可见这对夫妇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看得很重、很重。赖先生说话慢，态度平和得要命。有再多的麻烦也总是笑盈盈，和他在一起，人能享受一种十分特殊的快乐，这种快乐叫安宁。虽然最终因为剧场问题没能实现赖先生所在的团体制作《天上人间》话剧的初衷，也因为赖先生永远太忙、两岸相隔太远致使总不见序言的踪影，但那份可贵的安宁已经潜移默化地存在了我的心中。

　　崔先生和我本也就是见面点头、球场传球的交情，但是一次和他的合作让我领略了“配合”的完美意境。一般来说，电视行业里两名或多名主持人共同主持节目时都有多说话、说多话的“竞争本能”，但那次我请他和一位女主持人共同主持时他表现得让我大吃一惊，他不是一味忍让，也不是一味张扬，绝对替自己着想也替别人着想，使合作出的东西最放光，如同他敬佩的人艺演员一样“高手是把自己表现出来，还不能耽误衬托别人，妙在不言中。”以至于我为此想了好多“大事情”：无论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懂得配合恐怕才是最高境界的文明。

　　崔先生曾经说过我说话太直，做事太拧，所以找到崔先生写序也最开诚布公：你要是认为值得写就写点什么，如果不值得也别难为情。他说咱别说写序——七十岁以上才给人写序呢，就算写一篇文章行不行？然后我们约好等他去韩国看完世界杯回来后我来取“东风”。但谁承想，他回来后也开诚布公：我不打算给你写了，我看不懂。以他的为人，我相信他不是在把我糊弄，就说：那好吧。然后就问他我是不是有什么没有表达清，他说：我喜欢的话剧是传统的《茶馆》、《小井胡同》，我不喜欢有的导演标榜的先锋。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不该去迎合，真正的创作不能是因为市场，只能是因为感动。我于是敏感了：我这个本子里有没有迎合的东西？他回答：也许是纸上的东西和台上的东西确实不同，譬如说当初我看电影《夕照街》的剧本，觉得没什么，但看电影十分感动。这样吧，等看完戏，我给你写篇文章吧——虽说是软刀子但拉得还是有点疼。(后来，话剧演出的时间推后，书稿交稿的日子延期，我有了时间再度思索。才意识：难怪他看不懂，是给人家的第六稿剧本里确实有好几处如摸着石头过河。而且，迎合的成分也不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随便聊了聊世界杯，他说：不到现场，你感觉不到比赛之外的事情。足球对于有的国家、有的人来说是足球，对于有的国家、有的人来说，就是输赢。认识不同，境界不同。

　　看到世界杯结束，又见给提倡“快乐足球”、“态度决定一切”的米卢送行，再体会崔先生说的话，隐约感觉：足球说小也小，说大也大，“快乐”、“态度”绝不只关乎足球，也关乎人生。写书、演戏可能也异曲同工。

　　应该说，三十岁以后，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黄先生。无论知识、学问，还是人格、品行。

　　他编剧和参与导演的戏《切*格瓦拉》，我看了四遍，每一遍都热血沸腾。然后，又看了一些他的文章，感觉他笔下文字叙事的是呼之欲出、栩栩如生；点评的或如投枪匕首、刺刀见红。或如银针刺穴，钻心但说不出是痒是痛。于是，总想找个机会向黄先生致敬，在2001年年底，这个心愿终于得以达成。也是为了上面提到过的崔先生主持的那个节目，我请黄先生过来做撰稿，接下来的事情不免让我大吃一惊：在交流完该节目的意图之后不过30分钟，从未接触过电视制作的黄先生好像比我还清楚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他跟我说了他的思路，用词决不晦涩难懂，按他说的去执行，基本上我只要解决好技术方面的问题节目就可以大功告成。我很不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如此容易地就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又如何让自己的表达严肃，但一定生动；深奥，但决不难懂。后来才渐渐想通：是因为他的渊博——在自己专业的社会学领域融会贯通；对其他科学的研究触类旁通。也是因为他的境界——对世间万物的理解与尊重，对人生的参悟和返朴使其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能够深入浅出。

　　黄先生的血很热：他不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人，关注社会，倡导自由、平等；反对霸权、不公。因此他的文字激越、动情，能引起巨大的社会争鸣，也能吸引无数的听众、观众。但无论面对“黄老师，您再写个戏吧，只要是您写，多少钱我们都愿意掏”的物质诱惑，还是鲜花、讲座、闪光灯的精神满足，他的心又很静，永远处变不惊、远离功名。从我的个人经历来看，黄先生最怕的一个字是“总”。上面提过的那个节目，我无意中说起给他挂的是总撰稿的名，他几乎翻脸，说：你务必把我名字拿下来，这有悖于我做人的原则，一定，一定……最终，他勉强同意算作撰稿，而且署的是笔名。这次做《天上人间》话剧，想请他当艺术总监，我的话音未落，他的回绝已是掷地有声：帮忙怎么都行，就是千万别给我署什么名。

　　最早给黄先生的剧本是第四稿，看过后，他先给予了肯定。意思相当于大夫说你这人身体底子还行，但的确还是有点毛病。然后，他建议我去看两本古书，又像是导师把参考书布置给研究生。这之后的六稿、七稿，黄先生都不厌其烦、不遗余力地点评、点评、再点评。或间断性地见面直说或在互联网上画红线、加旁注地指点迷津。

　　剧场是黄先生帮助联系的，提意见的专家是黄先生给请的，修改方向是黄先生给定的，在我拍戏最困难、心情最暗淡的时候，是黄先生打来电话问候——不在那种状况当中，也许永远不能体会什么叫一股暖流……而黄先生做这一切，名利双不收。

　　几次问起帮忙写序的事，黄先生要么说：再看看吧，再想想。要么说：我可能不好写什么了，因为已经参与得太多，身在其中。终于在我的紧逼下，他才吐露实情：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愿意过比较淡的生活，不太愿意去干给人写序这样会被人认为是前辈、导师的事情。听他一言，失落虽说是第一个反应，但转瞬间觉得自己的品格因此获得了提升。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不知不觉之中，文字里迎合的成分已经肃清，也不再想什么人过留名，一炮打红，觉得那滋味有点像罪犯等着死刑。

　　也不再用类似“是金子总会发亮”之类的话鼓励自己，只管做想做的就行，金不金、亮不亮的是别人的事情。

　　有一个晚上，碰上一位演员朋友，他劝我不要因为想稳妥而放弃用戏曲演员演话剧的初衷，大略意思为：只有你走出这一步了，你自己或者别人才可能踩在你肩膀上走第二步。因此那一晚联想颇多：眼前与长远；自己与别人；输赢与快乐；足球与戏剧；结果与过程……之后决定自己给自己写序言。记录这序言没有诞生，但多亏它没有诞生的过程。

　　感谢过程。

　　木头

　　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