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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剧场，就在去剧场的路上
导演
提到中国的当代话剧，尤其是小剧场话剧，不能不提到林兆华和孟京辉，没有他们，中国的小剧场话剧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1982年，林兆华执导的、带有强烈实验色彩的话剧《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一个宴会厅演出，当时连布景都没有，追光是林兆华用一个五节电池的手电筒亲自打的。戏引起了全国轰动：“原来戏还可以这样演？！”这是中国当代的第一部小剧场话剧，由此拉开了一场戏剧革命的序幕。1995年，在林兆华的强烈建议和积极努力下，人艺小剧场建立，为无数戏剧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创作和演出空间。2003年，林兆华倡导和发起了“北京人艺青年处女作戏剧展”，为年轻一代的戏剧人开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已经六十六岁的林兆华至今还总是带着顶旧帽子，骑着辆自行车奔波于剧场之间。作为戏剧圈中威望最高的导演，圈内人都习惯称呼他为“大导”。
林兆华：我自己最喜欢的剧场是首都剧场，因为这里的风水好，而且我做起戏来也方便。我看过的小剧场话剧中，很喜欢孟京辉的《思凡》，比起后来在实验话剧院小剧场的演出，最初在学校里演的那版更可爱更纯真。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他，我的看法是“孟京辉太少了！”孟京辉很有勇气，就是要和旧戏剧决裂，而我还没这个胆量。
小剧场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它应该是给我们年轻的导演、演员提供条件的土壤，是戏剧新人的园地。在欧洲，只要几十平方米的地方就能成为一个小剧场，每天晚上都有上百场演出，很多戏剧大师都是从这里诞生的。我1990年去莫斯科的时候，正是俄罗斯最穷的时候，但每晚仍有八九十台演出上演，观众都会穿着正装去看戏。在剧院门口，一个穿着非常正式的人向我要烟抽，他们就是没有烟抽了，也要去看戏。而在我们国家，戏剧文化并不繁荣，原创剧目特别匮乏，所以小剧场应该成为发现人才、培养观众、促进评论队伍的一个阵地。而且小剧场投资小、探索性强，贴近观众，所以更能把戏剧的种子撒向民间。
真正把“小剧场话剧”和“先锋实验戏剧”的旗帜扎根在更为广阔的戏剧观众之中的，是孟京辉。《思凡》、《我爱×××》、《爱情蚂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恋爱的犀牛》、《盗版浮士德》……这些不可磨灭的经典之作，使无数的年轻人走进了剧场。“孟式戏剧”如今已经成了一块金字招牌，不信，去人艺小剧场看看每晚排队等着看《恋爱的犀牛》的观众有多少就知道了。
孟京辉：我的第一个戏是在中戏四楼礼堂演出的《等待戈多》，然后就是1993年在实验话剧院小剧场演的《思凡》。北京的剧场中，我觉得首都剧场最好，因为它有人气，凝聚了很多老艺术家的心血，是个圣地。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每个进剧场的人都要抖掉生活中的尘埃来欣赏艺术。剧场应该具有剧场文化，但现在并不理想。像原来的人艺小剧场是很温暖的，但现在的人艺小剧场就不如以前好，后台乱七八糟的，演员连个化妆间都没有，工作人员说笑、打牌，都影响了演出。而且像现在《恋爱的犀牛》有那么多观众想看，票一个月前就卖完了，我们希望能多加点椅子，让更多的观众能看到，也不行。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小剧场，都是在把防火、疏散工作做好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塞进更多的观众。戏剧文化在中国弱，剧场应该肩负起培养戏剧观众、普及戏剧美学教育的责任，我们其实也是在帮剧场培养观众。剧场不能只看近期利益，比如对“学生场”就应该减租、免租，不能都一刀切。
演员
1999年夏天，《恋爱的犀牛》在北兵马司剧场连演40余场，场场爆满，创造了小剧场话剧有史以来的票房奇迹。今年秋天，《恋爱的犀牛》复排后再次公演。消息传出，票提前一个月就已经告罄。在这一版的演出中，大部分演员都换了，只有当年最抢眼的两个配角—扮演牙刷的李乃文和扮演红红的杨婷，还“坚守阵地”。当年，他们俩是一炮打响的新秀，如今，他们已经是戏剧圈最有人气的明星。
李乃文：我第一个戏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演的《思凡》，之后就基本上一直在演话剧，剧场对我其实就意味着家。北京的大小剧场几乎都演出过了，当年曾经特别向往在首都剧场演出，到《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复排时终于实现了愿望。我觉得现在的剧场不能再用以前的标准要求了，要跟着时代的需求变化，无论是设备上还是管理上都应该满足更多观众的需求。不能因为剧场的条件不好，而拉了戏的后腿。
杨婷：我中戏毕业时的演出《这里曾经有座小庙》是在中央戏剧学院的逸夫剧场演的，毕业后我就去做电视了。三年之后，我又回到这个剧场演了毕业后的第一个戏《面对面，门对门》，当时我哭了，因为剧场给我的东西太多了。我最有感觉的剧场是人艺小剧场，我在这儿演的《盗版浮士德》，一个人演七八个角色，和观众特别亲，能感觉自己的呼吸和观众的呼吸特别近。我每年基本上都会有一两个月在这里演出，连门口的保安、管理停车的、票贩子都认得我了。让我内心获得特大满足的是首都剧场，因为这里是我特别崇拜的很多老艺术家演出的地方，我也希望能将自己的足迹留在这个剧场，所以当时在这里演《寻找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我特满足特过瘾，剧场给我的气息也特浓厚。我成名的地方是在青艺剧场，也就是现在的北剧场，《恋爱的犀牛》的成功使我向话剧界迈出了一步。在这个剧场呆久了，会觉得有种魔力，我曾经在这里看见一只蝎子，蝎子是能给人超意识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剧场。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剧场不太好停车。保利剧院很华丽，能够满足演员对剧场很多的要求，在这里演出，还会得到一种虚荣心的满足。
我觉得，人的一生必须有个载体，对有的人来说是家庭，有的人是事业，有的人是爱情，而我的载体就是戏剧。我只有到了剧场，才能找到我生存、我活着的价值和意义。
记录者
戏剧需要观众。而有些人不仅是观众，也是见证人和记录者。
李晏，当之无愧的中国当代20年话剧的见证人，他用照相机记录了北京20年来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几百场话剧，并收集了几百张戏剧节目单。他的部分作品和藏品正在北剧场展出。李晏还曾经开过一家名为“普雷（play）”的戏剧酒吧，酒吧的墙上有个巨大的老式挂钟，时间永远指在七点一刻——演出开始的时间。
李晏：我对首都剧场感情最深，从初中开始就在这儿看话剧，看的第一个戏是《王昭君》。但影响我一生的话剧是1983年4月在中戏实验剧场看的《培尔·金特》，它让我疯狂地爱上了戏剧，我那时考了两年中戏没有考上，本来都想算了，结果因为看了这个戏一气儿又考了四年中戏，把中戏所有的系都快考遍了，但最终还是没有考上。1990年的时候，我遇到了孟京辉、牟森，一下子就找到自己的位置了。从此，戏剧就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除非强制性的原因，比如被关进监狱，我是不会离开戏剧的。
王润：1994年，我还在上高中，在中戏的黑匣子小剧场看到了表演系90班的毕业演出《第十二夜》，那是我看的第一部小剧场话剧。我至今仍记得这场学生演出带给我的惊喜和震撼：剧场里挤满了观众，我坐在临时加的条凳上，不像是进了剧场，倒像是马上要加入一场游戏。当演员从剧场的各个角落里像蘑菇一样冒出来，当莎士比亚的戏中出现了流行歌曲，当角色在拥挤的观众席中间追逐，我和他们是如此接近，他们的衣襟甚至要擦到我的脸庞，真想站起来和他们一起奔跑，一起大声唱歌、欢笑。不久，我看了第二个戏，是林兆华的《浮士德》，这个永远年轻、充满想像力和创造力的“老头儿”，让我着着实实见识了一把什么叫做舞台的魅力。很快，我又看到了孟京辉的《思凡》，到今天这仍是我最喜欢的小剧场话剧。戏结束时，我被演员扔向台下的没有散开的纸团砸中了头，从此，也算是被戏剧彻底砸中了。上了大学，我就参加了学校的戏剧社，并且成为了剧社的负责人，四年的大学生活，戏剧几乎成了我的主修课。因为热爱戏剧，我又成为了报社一名负责报导戏剧的记者。那时，我几乎天天看戏，戏剧不仅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工作，我的朋友几乎都和戏剧有关，我还参与了首届大学生戏剧展演的创建工作……戏剧几乎成为我生活的意义。现在，我已经不再是文化记者，对生活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戏剧和戏剧圈的朋友仍然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始终关注着他们。
我最爱的剧场是北剧场，这个藏在胡同里、不大不小的剧场，是我精神的休憩所。除了看戏，我平时也喜欢经常到这里坐坐。剧场的办公室是个三层小楼，我叫它“胡同里的别墅”。二楼是桃花源书房，里面有老旧的家具和新鲜的植物，从宽大的玻璃窗往外望去，是一片片四合院的灰色屋顶，这些都让人觉得心里宁静安详。有时我在这儿晒晒太阳，看看对面屋顶上的猫；有时翻翻杂志，在沙发上睡一会儿觉；或者喝上一杯香茶，和朋友聊聊天，然后就觉得能有更好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北大往事》一书里有我当年写我们戏剧社的一篇文章，其中的一句话我依然想送给所有爱剧场的人：可否，永不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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