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识张爱玲创作的朋友，都知道《半生缘》和《十八春》是一个故事的两个变奏。《半生缘》产生在《十八春》的后面。《十八春》写于解放初期的上海，《半生缘》改写于十六年后的海外。

　　对我来说，这两部小说最重要的分别，在于一个是回顾，另一个是前瞻。我可以想像，在上海解放没多久，张爱玲当天每日伏案为奕报写连载小说《十八春》，那种顺应时势 ，回应世情的创作日子和场面，大概会是那种莫可奈何式的前瞻；然后隔了这么多年之后，寓公海外另一种政治环境下的创作，会不会是那带著不忿心情的回顾。我在想像，张爱玲在那异地写作的环境，摊开《十八春》旧稿，从新执笔，总结铺排，编辑整理成《半生缘》，必是接近平淡和自然。写作就能更接近是一次自我坦诚的评议。有人喜欢《半生缘》的结尾。那结局倒的确有《海上花》完结篇那种戛然为止的味道。套她自己说的话，这样才完结得够现代化。

　　在五零年那个时代，现代化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想吗？现代化是文艺潮流的口号吗？现代化是自我评议的开始吗？到了今天，我们可好像还纠缠在这些“现代化”标签讨论里；在这些标签讨论里钻研创作的印证。是张爱玲走在我们的前面，还是我们的时代几十年来根本没有移动。

　　我对《十八春》写作的客观条件和环境，颇感兴趣。如果我们能寻觅到登载《十八春》的奕报，一天跟著一天地摊开来读。混在连载小说上下左右那些时事新闻广告花边同步地读，或许我们能看到一个“热”感应的创作过程，那正好呼应张爱玲之后离乡别井后那“冷”距离的再创作经验。

　　或许，这就如我们常常会讨论舞台和电影的最大分别；电影往往是已通过过滤的一种“冷”的了结；而舞台，舞台表演是互动的，是现在持续的，是不断活生生“热”的发展。

　　我觉得阅读《半生缘》就如面对面，单独聆听著张爱玲理性地对时代的总结；阅读《十八春》感觉到的是张爱玲和那些喧哗画外音之间某些含蓄感性提问。但是如果没有《十八春》，就一定没有《半生缘》。作者提供了读者这么好的机会，通过一部小说两个版本，让我们有机会去揭开创作写作和改写编辑的面幕，深入了解创作和环境的关系；同时，因为有这两部对照的小说，丰富了我们阅读多面体的经历，启发我们阅读的辩证。

　　三周前我在上海，电视机里碰巧正在播送著《半生缘》电视长篇剧最后的一集。在萤幕里，曼桢和世钧在这边厢生离死别，那边厢翠芝和叔惠也在难分难解。画面里有板有眼地，彷佛像我们做小学生时日的背书，要无误地将这些文字咬牙切齿准确地交代。背书就是背书，背书不是创作，不是再造，我突然感到悲哀。《半生缘》无声无色地在被包装，包装就是包装，在电视框框里被消费，消费就是消费。我将电视机声音关掉，看著那些默默的形象。然后我见到曼桢、世钧满腔热泪，字幕上打出“我们回不去了。”我开始怀念默片，同时恨不得以后电视机都不准再有声音。

　　林奕华和我谈《半生缘》排练的过程，他的焦虑不是去破格，或回应时下风尚的张爱玲热，而是如何挑战回顾与前瞻的概念。如何去挑战他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林奕华在二十多年前已开始不断借舞台和张爱玲对话，由《心经》、《怨女》、《列女传》、《华丽缘》至《断章记》到近年《张爱玲.请留言》，一直到这次和胡恩威合作，那一步不是对过去那一步的评议和鞭策。每一步都是。

　　我们常常说艺术是一面镜子，镜子里见到的是自己，见到的是自己身后见不到的环境，见到的还有就是自己和那环境的关系。在创作过程中，和张爱玲的对话其实亦是如此，我们在试图了解我们的对象，了解和对象对话的过程中，最终发现的对话对象，原来还是我们自己。之后的一步，就要看我们肯不肯真正面对自己，肯不肯认真处理自己，用心评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