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四年的《艺术人生》依然花开不败，在人物访谈节目群雄逐鹿的今天，《艺术人生》何以长盛不衰？
对公共记忆挖掘得好
朱军感言，走过了四年，《艺术人生》非但没有滑坡，反而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生命
力。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柔弱的地方，都需要温暖，尤其在竞争十分激烈的环境里，人们在为生活奔波的时候，其实特别需要心灵的抚慰，特别需要内心的、情感的宣泄。看《艺术人生》时，随着节目的进行，他们可能会想到自己的一些事情，想到自己的朋友、父母，我觉得这是最能吸引观众的一点。
顾名思义，访谈节目的主体是谈话，就两个人，一个是嘉宾，一个是我。我的话语集中了我身后这个制作团体的声音，但我的语风、语态、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对节目会有很大的影响。媒体曾经评论“《艺术人生》成也朱军，败也朱军”，现在觉得不无道理，因为主持人表现出来的首先是给嘉宾的一种信任度，而且是在那样一个公开场合的信任。你想谁愿意在大众广庭之下把自己心里的那点秘密说出来，这时候主持人一定要营造出一种信任度，让他放松下来。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认为，《艺术人生》在挖掘艺术家人生的同时，也在挖掘观众的人生，挖掘公共记忆，换句话说它的资源不仅是嘉宾，还有嘉宾的艺术人生带给一代人的共鸣，它抓住了这一点。不像过去，做艺术家、做明星就是挖轶闻趣事、个人经历。在所有成功的人物访谈类节目中，《艺术人生》对公共记忆挖掘得比较好。
从不刻意追求眼泪
对《艺术人生》过于追求赚嘉宾眼泪的指责由来已久，作为栏目主编兼主持人，朱军坚决表示否认。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我们从来没有刻意往煽情、往眼泪那方面靠。如果策划会上有人说，到这儿嘉宾可能会掉泪，我会说，请不要考虑掉泪的问题，掉不掉泪是嘉宾的事，真不真实是我们的事，我们只追求节目的真实。你说我非要让你哭，你还能哭出来吗？有的嘉宾来的时候说，你们这个节目就是让人哭的，我就是不哭，但最后他还是哭了。”
朱军说：“一个人走过了一段历程，多多少少都经历了一些生活的考验，有过一些挫折。你走过来了，当你发现有人把你的经历精心捡拾起来，并且珍藏着拿出来给你看的时候，你不感动？本来是自己的事，自己都遗忘了，别人帮你想起来了，这本身就很让人感动。然后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曾爱过别人，我们也都被别人爱着，这种东西也会让人感动。哭与不哭只是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个符号。人到动情之处，哭也罢，笑也罢，是真的就行，这是《艺术人生》追求的。”
突破资源瓶颈
就人物访谈节目而言，嘉宾资源是节目生存之本，四年过后《艺术人生》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在尹鸿看来，“资源枯竭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瓶颈，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采取了很多不同形式的组合，像什么大聚首，开掘这些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总是很丰富的，尽管特别具有代表性的重大记忆会慢慢枯竭，但从小处着手，重新组合和包装，也是《艺术人生》可走的路。”
对嘉宾资源，朱军并不过分担心。“把大家知道的大众明星做了一遍后，表面上觉得资源枯竭了，但实际上大家比较熟悉的明星，还有一大批没有做。另外，我越发觉得第二次来到《艺术人生》做客更有意义，自从第二次做了刘欢之后我就有了特别强烈的感受。第一次是做刘欢的‘艺术人生’，第二次是因为他的新专辑发行，我们策划了一期节目，就叫‘六十年代生人’。他希望谈谈六十年代的情怀，我也是六十年代生人，只比他小一岁，突然就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都到四十了，我们的一些感悟、看法可以谈了。前些天我们完成的‘漂亮妈妈’系列，其中蒋雯丽、韦唯都做过，回过来，当把镜头打到她们人生的一个断面的时候，会引发更多的感慨，这是做她的成长经历所做不到的。”
另外，《艺术人生》的一些尝试会继续下去。“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开始，到《红楼梦》再聚首、《西游记》再聚首，再到《东方红》，都有一定的轰动效应。这些有集体记忆的东西我们会尽量挖掘，尽管资源有限，可遇而不可求，但这种形式无疑是成功的。”(本报记者 许青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