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喻荣军
“我看了46场，
总觉得看不够”
上海话剧中心市场部经理、编剧
话剧简历：1995年至今一心话剧，上海话剧原创力量的代表者
作品：《天堂隔壁是疯人院》(1998年)、《WWW.COM》(普通话版)(2000年)
喻荣军是话剧界的异类，在话剧原创力量缺失的大背景下，他并非科班毕业，正经职业是市场，却把编剧折腾得有模有样。他似乎轻描淡写地就成了。
“十年前，我分配进话剧中心。当时对于话剧所有的记忆，只是大三那年骑着自行车从五角场到安福路小剧场看的《奥赛罗》而已。
“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去小剧场拆台，从拆灯具、解幕布、打绳结，到装车、服装、化装、道具，一下子就发现了舞台背后的秘密。
“每次演出开场前，我都站在观众席的后面，最担心的是会不会有观众。记得有一次下暴雨，整条安福路都被水淹了。那天晚上一共卖出去32张票。19：05分，还只有两个观众坐在第二排。我担心不会一个观众都不来吧，当我再次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发现整条安福路突然热闹了起来，人们三三两两地从水里走来，笑声不断。那晚，32个观众一个也不少。看什么戏，我倒是忘了，脑袋里都是安福路上那一幕。
“我刚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自己的戏会上演。十年了，我已经有十部作品在中心上演。第一部是《去年冬天》，第一场演出时，我一直不敢进去看；《WWW.COM》第一轮演出时，我看了46场，总觉得看不够；《女人四十》演出时，我看的时候比写的时候还感动。和导演一起改《非常责任》剧本时，第一次发现写剧本其实很辛苦。而我钟爱的《谎言背后》却让我发现自己和观众之间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去年冬天》里有一句台词就是我对戏剧真实的感受：‘演出结束后，所有人都走了，我拉开大幕，一个人站在空旷的舞台上，面对着的是空荡荡的观众席，我的生命在这一刻都凝聚了，就在这一瞬间，我皈依了艺术的宗教。’许承先老师在读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眼里的眼泪，其实，我想这也是我们许多话剧人的感受吧。”
演员·尹铸胜
“最后只有1万，9年啊”
国家一级演员
话剧简历：1990年——1995年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员 ，1995年至今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
作品：《商鞅》(1996年—2003年，饰商鞅)、《肮脏的手》(2004年，饰贺德雷)
尹铸胜是上话最年轻的国家一级演员，有人说，是《商鞅》成就了尹铸胜，反过来，也是尹铸胜成就了《商鞅》。
很少有人知道话剧演员的清苦，他们演一场话剧的报酬仅有100—150元。这和演电视剧相比，差距上百倍。艺术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人非草木，话剧人不得不正视，尹铸胜也是如此。
“我现在遇到的矛盾就是这样。有人说我敬业，其实我只是喜欢演戏而已。演员的职业和事业是并存的，但有了家庭和孩子后，必须得让他们过得快乐，而快乐是要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以当你面临剧团不能给予优厚待遇的情况下，只好往外走。
“我曾经是上话的常务副总经理，但就做了两年，2000年就辞职了。当时，新大楼刚盖好，下着雨，我在楼下站了四个小时。然后，决定要离开。为什么？面临生活压力。
“《商鞅》演出九年，复排了十几次。评选‘十佳’那年，我穷尽了，觉得自己对《商鞅》突破不了。我回了趟陕西老家，带母亲去看兵马俑。那一瞬，找到了感觉。有人说我演《商鞅》是十年磨一剑，其实演戏不是那样，可能就是一个瞬间抓住了。
“有人跟我开玩笑，《商鞅》的奖金至少该拿50万、30万吧。最后只有1万，9年啊，让我大失所望。拍电视剧，我一天就能挣一万。我很简单，一年就做一部电视剧，可以保证一年混过去就行了。
“没有人想过得不好。我和爱人两家四位老人要照顾，他们都认为我很有钱。孩子在幼儿园里，人家也认为，你爸爸还能没钱？
“我很矛盾，想过走，但还是留下来，虽然会永远羡慕人家名利双收。你知道为什么能坚持吗？它快乐！我最喜欢排练厅，当所有观念碰撞的时候，当沉浸在角色的行为中，你就会发现人与人是那么亲切、干净。”
产业·张余
“话剧仍没有形成产业”
上海第一家民间话剧剧团，现代人剧社社长
话剧简历：1982年—1992年，上海艺术研究所话剧研究室，从事话剧评论和理论研究；1993年至今，成立上海现代人剧社，共推出35台话剧，演出1200余场
部分剧团作品：《支离破碎》(4月28日至5月20日上演)、《捕鼠器》(2004年)
现代人剧社是上海90年代文艺体制改革后，组建的第一家以制作人为中心的实验性民间剧团。它没有编制和拨款，却持续了12年。去年它总共推出7台作品，投入125万，赢利十几万。在话剧市场普遍不赚钱的环境下，现代人剧社的产业模式确也值得借鉴。
张余就是现代人剧社的当家人，他出身理论研究，但对商业操作另有见解：“当大家纷纷商业化的时候，我们反过来，让商业艺术化。
“我们有年度赞助商，和金丰易居上房销售签了5年合约，他们每年投入的45万，基本可以保证一半以上的戏的制作资金。”
外界把现代人剧社的成功归结于商业操作，对此，张余并不认同：“话剧至今没有形成产业，要社会化，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我们有固定的观众群体，我为他们设想，我不在乎这个戏是不是雅俗共赏。我也不追求大而全，目标就把小剧场做得更精致。”
张余以白领话剧的“始作俑者”《单身公寓》为例，介绍道：“《单身公寓》第一轮演出时，和金丰易居上房销售合作。‘单身公寓’的概念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文化策划。演出跟着金丰易居连续推了四、五个以单身公寓为卖点的楼盘。第一轮投入21万，票房22万，当年就收支平衡。
“我们从来不排观众看不懂的作品，最难懂的《等待戈多》我们排成女性版。演员都换成女性，烫了新潮的头发，穿着艳丽的衣服，增加了都市的流行台词。这样，仍然是原来的含义，但没有那么枯涩。”
张余并不认为如此会降低对艺术品质的追求，“做话剧不是公事公办，我们觉得有意思，才做。从整体的戏来看，1／3靠赞助，1／3靠票房，1／3由爱好者完成，并不是每部戏都有赞助。”
导演·陈薪伊
“所有获奖的戏都搁那了”国家一级导演
话剧简历：5次获得文化部文华大奖，中央戏剧学院首届学院奖导演奖，第一届中国话剧“金狮奖”
作品：明星版《雷雨》(2004年)、《商鞅》(1995年—2004年)
男人式的短发，见了面就要上来拥抱你，陈薪伊是个绝对的性情中人。从《夏王悲歌》、《张骞》到《徽州女人》、《贞观盛世》，她在舞台上所流露出来的磅礴大气，就连缠绵里也透着大气悲凉。
十年前，陈薪伊和上话合作了《商鞅》之后，就把事业重心从北京搬到了上海。
“《商鞅》是我和上海话剧中心的第一次合作，我一直在呼吁制作人的培养。我在第三届文华大奖上，做了不太受欢迎的发言。我说，我们作为制作戏剧的工程师，获了奖，扛回去，接着作品就打包，再也不演了。
我来到上海，和上话的制作人开始有了接触。那时排《商鞅》，道具做出来，发现兵马俑做得挺秀气的，而且马做得也不够剽悍，矮小瘦弱。我想说重做，但1万元1匹的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没想到话剧中心领导主动表态了，重做。我知道承包制的戏是由制作人自负盈亏的，我那时很感动。
如果没有宽松的创作环境和对艺术劳动的尊重，我这个外援也成不了新上海人，也不会有《商鞅》和《贞观盛事》的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这就是我愿意移居上海的主要原因，因为这里有这么一个话剧的团体，有海的容量和激情。”外滩记者 刘莉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