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 追求与向往
记得当初我离开家乡，带着青春梦想我来到南方。时光那匆匆似流水，三年我已经没有把家归。想象和现实根本不一样，什么酸甜苦辣我都挨着尝。
忘不了第一次拿到工资的心情。
忘不了第一次被骗的狼狈。
忘不了第一次孤独的滋味。
忘不了第一次过年深夜独自一人想家时流眼泪。
吃多少苦啊，但我从不后悔……
——歌曲《刚强之心》
做了10多年建筑工人，吴锋钢的手和脚都凸显着青筋，干裂粗糙。“我们真跟老农民一样，啥也不会，就有一颗心放在这里。生活逼迫我们歌唱。”他坐在两个大鼓之间，手在大腿上来回搓动。
这是一间平房，空荡，破旧，闷热。窗户没有玻璃，用挂历纸糊着。一张小圆饭桌，剩馒头引来许多苍蝇。两个破沙发，坐上去硬梆梆的。
在吴锋钢面前，一群年轻人正神情专注地切磋排戏。这天是6月17日，早上9点多钟，“劳动号子”的成员就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北京北郊昌平区沙河镇的这间“活动室”，开始最后一次排练。
“大力，你还是把《刚强的心》再唱一遍吧，你的声音没有力量，对你我心里没谱儿。”雷震说。
“我怯场。从来没有上过台，一紧张就忘词。”
“你打工没受过苦吗？想着这些苦就唱出来了。”
“我不觉得苦呀。”
与唱歌时总是直勾勾看天花板的大力相比，小刘放得开得多，轮到她演唱《白发亲娘》了。这个河南洛阳的姑娘，排练时完全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人家唱歌，她就跳舞，准确地说，她的舞是人人都可以比划的肢体动作。她给自己起了艺名： little star(小明星)。她是所有队员中明星梦做得最强烈的一个。“我害怕歌声不被人承认，那我就一点路都没有了。”可她总是用假嗓子，唱着唱着就没声了。“劳动号子就是要喊出来！你就是唱给我们听的，为什么不用真嗓子？”好几个人给小刘提意见。“好，我要喊出来，我可喊出来啦。”
“下面请听诗歌朗诵《我们都是打工的人》。”两个人手持麦克风报幕后退到饭桌旁。四个人走到屋子中间，一字排开。“我搬砖，我搬瓦，我搬起放不下的日子……”。这组诗歌朗诵是整场节目亮点之一，很有士气。尽管每个人都已经练得相当熟练，这次还是一板一眼，声音铿锵有力。
“小郁，朗诵时手不要插兜；大力，不要看天花板。”志愿者于越说。她是发起人雷震的妻子，经常过来协助排练，她希望演出显得庄重些。雷震、吴锋钢坐在小板凳上异口同声地反对：“别。这样挺好，自然朴实有个性，这就是打工者的朗诵，要吼出声音来。”
作为一个演艺社，活动室里的设备乏善可陈。在他们身后，那个破旧的带麦克风的音箱是从旧货市场买来的。旁边两个崭新的大鼓则花费了600多元，雷震看了很多家才决定买下的。一次雷震和戏剧界合作者谈崩，一时气急，雷举起凳子想砸向大鼓，又硬生生在空中停住了，砸到了地上。
吴锋钢是号子里的艺术核心人物，作词作曲，自弹自唱，创作了很多打工者之歌。他总是沉默地坐在屋子角落，或者扭头拿起吉他到自己小屋里构思。冷不丁的发言，简单而直接，甚至让人下不来台。
“小于，没有必要再反复练习这个浪费时间了。搞得人那么紧张，保存体力吧。”
小于顿了一下，自顾自说下去，告诉四个人该如何按顺序上场，又如何退场，又演习一遍才作罢。“大家辛苦点，都是为了明天！”
“要不明天我们每个人戴顶草帽去吧，这才显示出劳动号子的特色，还能遮阳。”吴锋刚突发奇想，众人纷纷响应。“再租辆三轮车，上面放着两个大鼓，一路敲过去！”众人来了兴致，一时缓解了排练时紧张枯燥的气氛。
“明天”就是6月18日。他们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农民工为主题的“我们在一起2006年活动周”上亮相。
劳动号子有三个发起人，雷震、金矢、吴锋钢。雷震是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博士生，金矢是中科院的学者，吴锋钢曾在另一家民工艺术团唱歌。“劳动号子”是金矢起的名字：“尽量真实地让这个群体发出声音。劳动是光荣的，号子又很朴素。”
去年冬天直至今年开春，劳动号子已很少活动了，雷震有些着急团队该怎么往下走，这次演出是个机会。4月接到演出通知后，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附近的街心公园给队员们开了动员会。大家很兴奋。从5月1日起，12个队员里有一半人不再外出打工，住在沙河，集中精力冲刺排练。这种日子他们已经过了两个月了。
很多队员有过做群众演员的“北漂”经历，他们从城乡接合部电线杆上贴的小广告找到劳动号子，又带来各自的朋友和同学。这样松散的组织，坚持下来实属不易。难免遇到有人回家收麦子，有人加班没有时间参加排练，所有的节目都安排了A、B角色，以防突发事件。
“来，大家一起动手，做饭吧。”中午买菜回来的陈影，在帐本上记下：“圆白菜1.5元，西葫芦1.5元，姜0.6元，茄子2.4元，豆腐2.5元，馒头4元，土豆2元，油菜2元。”当天中午9个人吃饭，累计消费18.3元。
二场 隔膜
为什么我让座，这个城里人不坐呢？她是嫌我们脏吗？那些高楼大厦＼那些宽广的马路不是我们建造的吗？为什么这些城里人不让座，还嘲笑我们让座呢？在我那宽广美丽的富有人情味的故乡，互相帮助不是天经地义吗？我们与城里人的心为什么隔得那么远呢？！
——小品《隔膜》
6月18日，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入夏以来首个高温橙色预警，地面气温直逼40度。“我们在一起”活动的露天演出舞台就搭建在潘石屹新开盘的建外SOHO四期，一片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
这个活动突出“在一起”，农民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市民、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一起。鼓励客观、有建设性的关于如何将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生活的对话；并提供一个可供农民工、城市居民、研究者、非政府组织和艺术家之间交流的平台。一系列活动包括专家讨论，沙龙辩论，当代艺术展等，还有食指、芒克、舒婷等诗人参加的诗歌朗诵会。
劳动号子的演出预定安排在下午3点，队员们12点就从郊区赶到了。为了省钱，他们没有租着三轮车一路敲过来，而是坐公车倒地铁，花费了2个小时。随行的除了那两台大鼓，大力手里还捏着一个旧麻袋，里面塞着几个破纸盒，这是他出演小品《隔膜》的道具。正是最热的时候，雷震去旁边的建筑工地给每个人买了4元钱的盒饭。
两天前，队员们已经事先来考察过场地。几个人回家后看上去有点蔫儿，“这样的舞台就像商场做促销活动，本身就是明星的人才能聚敛人气。”
劳动号子是那么稚嫩、质朴。他们没有电吉他、架子鼓这些基本设备，完全是清唱，清演，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小陈和小刘，两个女孩子，自始至终都是那件短袖衫和牛仔裤。
午饭之后，队员们想走走台找找感觉，却被告知：舞台不好随便动用。外面气温太高了，大家只好分散到房间内转转，活动现场不仅有打工者演出，还有艺术展和讲座。大力穿着特意换上的一身衣服——棕色的短衫长裤，逛到了一座雕塑前面。这些以农民工为主题的雕塑，表情强烈，或跪倒，或伏地，“这些雕塑弄得太吓人了，我认识捡破烂的人，也不这样呀。”大力忍不住议论。
3点25分，他们进入后台，却和音响师因话筒问题引发争执。音响师担心他们把话筒给吼坏了，意思是：差不多就行了，何必那么认真。“他们不重视我们，感觉就像要饭的。”吴锋钢有些愤恨。
这时，活动现场传来了广播的声音：有农民工提出对艺术雕塑形象的不满和抗议，欢迎大家集中到二楼去讨论。有小道消息说，这是另外的民工演出团体向主办方提出了抗议。
“大家好，我们是劳动号子演艺社……”演出终于开始了。看台下并没有几个人。
“你可知道 ／ 那一座座高楼 ／ 需要多少人来建造 ／ 它的背后是多少双手在付出辛劳 ／ 滚滚而来的民工潮里 ／ 背井离乡的人啊有多少 ／ 劳动创造了美好 ／ 你的生活却如此单调……”吴锋钢的歌声很有穿透力，一嗓子吼出来，吸引来不少附近的农民工，坐到了草坪上专注地听。
小品《隔膜》由大力主演。24岁的大力正抗拒着家里逼婚的压力，他一再把现在的生活叫做 “理想化”生活，又一再表示：“过两年还是要回家的。外面人的心不如家里人。”
三把椅子放在舞台中央，大力手提编织袋，里面塞着几个破纸盒，坐在最前面，后两个是群众演员。“公主坟车站到了，请刚上车的同志买票。哪位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后面两个城里人都把头偏过去，大力站起来让座，对方瞥了他一眼，把头扭过去。“乡巴佬到城里来学雷锋了。”两个群众演员嘟囔。
舞台上只剩下大力。看台下人群汇集多起来，不少外国人拿着相机不停地拍摄。停顿几秒后是大力的独白：“为什么我让座，城里人不坐呢？是嫌我们脏吗？我们与城里人的心为什么隔得那么远呢？！”
第三场 故乡与痛
娘：活累不累，脏不？
陈：不累，也不脏。
娘：厂子大不？
陈：大，是外国人和中国人一起办的。
娘：我怎么听着你老咳嗽，是不是感冒了？
陈：不是，刚才来的时候，喝水喝多了，呛的。
娘：要注意身体，要是累了，就歇着，别干了。
陈：我知道。
娘：八月十五回家嘛？
陈：可能回不去，那时候，特别忙，只能过年再回家。不打了，电话太贵了。
娘挂上电话后，陈影说了句：娘，我好想你，好想回家……
——小品《给妈妈的电话》
《给妈妈的电话》是一个神秘的小品。因为陈影一直拒绝排练，“一演我就会失控”。
22岁的陈影，个头矮小，其貌不扬，面相硬朗，举止神态都显得沧桑。这份沧桑来自她坎坷的打工经历。17岁初中没毕业就独自出来打工了，她挨过骗，被拐卖过；上过当，卖过血，走南闯北。她创作的《给妈妈的电话》，讲述了她第一次去青岛打工的经历。
当时她走出火车站，下雨了，浑身淋得透湿。走到下午才找到一份去冷冻厂割鱼的活儿。冰鱼让双手长满冻疮。带的钱买了工服就买不起被褥，只好睡板床。第一天上班就生病，一躺几天，无人理会。陈影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
舞台上只有一个小板凳和一把椅子，坐在板凳上的陈影一手握话筒，一手支在椅子上做打电话状，她一直低着头，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带有浓重山东口音的独白，非常家常，却很真实。吴锋钢在一旁轻轻弹起吉他配乐。说到最后，陈影的肩膀抽动起来，声音已完全哽咽。
刚到北京时她睡在北影厂后面的公园里，靠捡瓶子维持生活。每天花费3元钱吃水煎包，喝自来水。当一次群众演员，拍一通宵获得的报酬是20元。她参加过《京华烟云》的拍摄，扮演一个街头小乞丐，与赵薇擦肩而过。
梦想照进现实，落差巨大。
陈影的日记里写着：“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演员，让自己成为一个很优秀，很有名的演员。”
“这一年，我几乎没有打工，总是在等，我不知道在等什么。我有过很多想法，我想什么时候奇迹能发生在我身上。”
“面对自己一次次的失败，我却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心里特别乱，也很矛盾。梦想离自己太远了，既看不到也摸不着。”
进入劳动号子，筹备6·18演出后，陈影只是偶尔打零工，生活节俭，每个月开销只有100元，她却花费70元买超级女声的VCD。买不起电视，她就到公车上看车载电视，常常坐车错过站。
舞台上，陈影埋着头，任由泪水往下流。
这时候，小刘上场了，演唱彭丽媛的《白发亲娘》。小刘让吴锋钢他们忧心的程度超过陈影。“我们给她分析得很多，不怕伤她的自尊心。你要钱没钱，要后台没后台，要长相没长相。但是任何上舞台的机会，她都抓得紧紧的。”
嗓音平平，却是忘情。歌唱到尾声，意外发生了：小刘突然夸张地跪下了，说道：“希望远方母亲能听到我的歌声，献给天下所有伟大的母亲。”刚抬头准备退场的陈影最初还以为小刘被绊倒了。看台下有几个女大学生模样的人看到此情景，转身就离开了。
小刘的伤疤在背上，她一心要到北京当演员，“我把艺术当生命”，母亲把她锁在家中，争执中伤了她的后背。在沙河镇出租屋里，小刘的床上凌乱不堪，“工作笔记”却是整齐干净，从她在北影厂接拍第一部戏起，时间，地点，扮演角色。今年24岁的小刘开始有些烦心了，“年龄有点儿大了，走艺术之路开始不利啦。”
演出后，队员们分散去看其他团队的节目。小吴和陈影坐在台阶上休息。身旁一位行为艺术家找来一群建筑工人，人手拿一块砖头，惹来不少镜头。“看他们一人坐在一块砖头上，就像要饭一样。”耿直的小吴脸涨得黑红，他对演出不是很满意，情绪有些激动：“在这里唱歌有谁会听？”
傍晚6点，劳动号子离开了现场，他们没有看晚上诗人们的朗诵会。
四场 胜利聚会
你是个上班族
他是个单干户
你是个小人物呀
他是个大多数
谁都忙碌谁都辛苦
大家一起在竞争中找寻活路
……
“劳动号子”文艺社欢迎喜欢音乐，喜欢文学的打工朋友加入，更欢迎社会各界朋友参与，共同提高，共同创作，共同走向理想的文艺舞台。
——劳动号子演出结束语
6月22日，演出结束后第四天，雷震召集大家在沙河开会，让每个人谈谈演出后的感受以及下一步计划。
曲终人散几天，队伍人心浮动。小刘又去北影厂等活儿。陈影每天泡在隔壁饼店看韩国电视剧《人鱼小姐》，晚上1点多才回来。
吴锋钢一上来就直耿耿地说道：“希望大家心里清楚自己几斤几两重，找对适合我们的观众。那天台下大部分都是NGO机构，你的经历跟他们没有联系。我们还是要创作自己的新作品，把心思放在这上面，不要杂念太多。”
“小吴，别这样说，那天演出效果还是很好，很成功的。”雷震立即制止，让每个人轮流发言。队员们互相表扬了一番。
“《兄弟姐妹》临时换下小高，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雷震问。
“我觉得小高主持很不错。”小刘说。
“还夸小高主持好呢？报幕时都把‘隔膜’说成‘摩擦’了。”吴锋钢直截了当。
小刘在唱《白发亲娘》时突然下跪成了讨论的话题，尽管劳动号子对小刘这种“即兴发挥”并不奇怪，一次，劳动号子去参加一个NGO的联欢活动，有人演唱《大长今》主题曲，小刘也是突然跑到舞台上去伴舞。
“即兴发挥，要看对象，人家不能理解你，完全不照顾气氛。你这是惯病，把艺术等同自我情绪！”
“现场有人就不能接受，很吃惊，好像我们为了赢得别人的掌声和同情。”
同情是这个队伍坚决抵制的。“我们只是在城乡裂变的撕扯中进行表达，这个群体不需要怜悯。”雷震反复强调这个理念。
随后老话题又提了出来：要不要向专业戏剧人士学习？
和专业戏剧人士沟通是让劳动号子困惑的事。尽管可以学到点东西，沟通却并不容易。
劳动号子一度和专业人士合作。一位从事戏剧工作的人士想推广民众戏剧，偶然从金矢那里得知了劳动号子，从今年5月1日起，又介绍两位有戏剧经验的专业人士每周末都来到沙河，和大家一起活动，给一些指点，其中一位还有过支边经验。
“既然大家说到和专业人士的合作，我们就讨论一下。合作后期，我发现都是他们在说，我一直鼓励你们多说，但奇怪你们有想法为什么当时都不反映呢？”雷震问。
“还是城里人，不能理解我们的生活。”大家纷纷说。
“我们就是没想法，也表达不出来。有专业和没专业的人就是不同，他们有话语权。” 大力说。
“他们思想和做戏风格与我们完全不同。”陈影说。“碰到专业的人，说不出来什么，但是演出来就不是味儿。”
和专业人士的合作不到1个月，从雷震举起凳子，想砸向大鼓，犹豫一下又砸向地面的那一刻起就结束了。
“即使有善意的人走在一起，都不是很容易的。” 雷震给大家交底，“离开专业帮助的人，我们很难走；但是这样一起走，也很难。下一步应该尝试新办法，不过至今我也没想通。”
劳动号子实在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团队，缺少资金支持，也缺少核心“带头羊”，全靠几个人火热的心。去年大学生戏剧节刺激了发展，今年6·１8演出又是一个机会，但是之后，路又在何方呢？
讨论一直进行到中午1点，吃过千篇一律的午饭，继续商讨这次联合国给的5000元报酬怎么分摊，初步意见是：2000元支付前一阵房租水电煤气开销以及添置新设备，剩下3000元，根据每个人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分配，所有活动都参加的人最多能拿到300元。
“那下面大家是一起挣钱，还是自己管自己？以后我们做些什么事情，做室内戏剧、街头演出，还是做文学、农民工维权呢？”雷震把问题全部抛给大家。
“我们就这么几个东西，除了小吴的歌，最有特色的就是诗歌朗诵。以后还是应该多搞街头演出。”大力说。
“街头演出可养不活这么多人。”吴锋钢随即表示。
“做街头演出，我们还要买电视、三轮车。”陈影翻着账本，“现在到了夏天，马甸公园每天晚上都有卡拉OK，唱一支歌2元钱。我们也可以买个卡拉OK机，大家集体赚钱。”
“好，没问题，你们继续做市场调查，看看是否有的赚。那么大家还要不要住在一起？”雷震问。
“如果还想搞下去，住一块比较好。”
“这就像家一样，我们尽量还是要有固定的地方。”
“弄个卡拉OK机，是集体挣钱还是个人挣？” 雷震又问。
“看谁有时间和精力，慢慢再商量吧。”吴锋钢回答。“大家可以自由地跟其他团体接触，什么时间来劳动号子自由，什么时间走也自由。”吴锋钢再次跟大家强调，“主流媒体告诉你通过个人奋斗可以达到你的目标——有车有房，但这不适合我们打工的人。学会接受命运，挤不上去，我们就踏实扎在地上。”
33岁的吴锋钢在队伍里年龄最大。他对个人艺术之路挺乐观，但对于劳动号子，“我不乐观，也不悲观，做劳动号子我是跟着，边做边看吧。”
烈日炎炎，平房里异常闷热。这是一场没有结论的总结会，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随时会充满着变数。
“目前只希望这种生活能再长久点。”大力说。师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