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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演出团体劳动号子演艺社:“号子”喊起来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07月06日10:18 南方周末

  第一场 追求与向往

  记得当初我离开家乡,带着青春梦想我来到南方。时光那匆匆似流水,三年我已经没有把家归。想象和现实根本不一样,什么酸甜苦辣我都挨着尝。

  忘不了第一次拿到工资的心情。

  忘不了第一次被骗的狼狈。

  忘不了第一次孤独的滋味。

  忘不了第一次过年深夜独自一人想家时流眼泪。

  吃多少苦啊,但我从不后悔……

  ——歌曲《刚强之心》

  做了10多年建筑工人,吴锋钢的手和脚都凸显着青筋,干裂粗糙。“我们真跟老农民一样,啥也不会,就有一颗心放在这里。生活逼迫我们歌唱。”他坐在两个大鼓之间,手在大腿上来回搓动。

  这是一间平房,空荡,破旧,闷热。窗户没有玻璃,用挂历纸糊着。一张小圆饭桌,剩馒头引来许多苍蝇。两个破沙发,坐上去硬梆梆的。

  在吴锋钢面前,一群年轻人正神情专注地切磋排戏。这天是6月17日,早上9点多钟,“劳动号子”的成员就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北京北郊昌平区沙河镇的这间“活动室”,开始最后一次排练。

  “大力,你还是把《刚强的心》再唱一遍吧,你的声音没有力量,对你我心里没谱儿。”雷震说。

  “我怯场。从来没有上过台,一紧张就忘词。”

  “你打工没受过苦吗?想着这些苦就唱出来了。”

  “我不觉得苦呀。”

  与唱歌时总是直勾勾看天花板的大力相比,小刘放得开得多,轮到她演唱《白发亲娘》了。这个河南洛阳的姑娘,排练时完全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人家唱歌,她就跳舞,准确地说,她的舞是人人都可以比划的肢体动作。她给自己起了艺名: little star(小明星)。她是所有队员中明星梦做得最强烈的一个。“我害怕歌声不被人承认,那我就一点路都没有了。”可她总是用假嗓子,唱着唱着就没声了。“劳动号子就是要喊出来!你就是唱给我们听的,为什么不用真嗓子?”好几个人给小刘提意见。“好,我要喊出来,我可喊出来啦。”

  “下面请听诗歌朗诵《我们都是打工的人》。”两个人手持麦克风报幕后退到饭桌旁。四个人走到屋子中间,一字排开。“我搬砖,我搬瓦,我搬起放不下的日子……”。这组诗歌朗诵是整场节目亮点之一,很有士气。尽管每个人都已经练得相当熟练,这次还是一板一眼,声音铿锵有力。

  “小郁,朗诵时手不要插兜;大力,不要看天花板。”志愿者于越说。她是发起人雷震的妻子,经常过来协助排练,她希望演出显得庄重些。雷震、吴锋钢坐在小板凳上异口同声地反对:“别。这样挺好,自然朴实有个性,这就是打工者的朗诵,要吼出声音来。”

  作为一个演艺社,活动室里的设备乏善可陈。在他们身后,那个破旧的带麦克风的音箱是从旧货市场买来的。旁边两个崭新的大鼓则花费了600多元,雷震看了很多家才决定买下的。一次雷震和戏剧界合作者谈崩,一时气急,雷举起凳子想砸向大鼓,又硬生生在空中停住了,砸到了地上。

  吴锋钢是号子里的艺术核心人物,作词作曲,自弹自唱,创作了很多打工者之歌。他总是沉默地坐在屋子角落,或者扭头拿起吉他到自己小屋里构思。冷不丁的发言,简单而直接,甚至让人下不来台。

  “小于,没有必要再反复练习这个浪费时间了。搞得人那么紧张,保存体力吧。”

  小于顿了一下,自顾自说下去,告诉四个人该如何按顺序上场,又如何退场,又演习一遍才作罢。“大家辛苦点,都是为了明天!”

  “要不明天我们每个人戴顶草帽去吧,这才显示出劳动号子的特色,还能遮阳。”吴锋刚突发奇想,众人纷纷响应。“再租辆三轮车,上面放着两个大鼓,一路敲过去!”众人来了兴致,一时缓解了排练时紧张枯燥的气氛。

  “明天”就是6月18日。他们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农民工为主题的“我们在一起2006年活动周”上亮相。

  劳动号子有三个发起人,雷震、金矢、吴锋钢。雷震是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博士生,金矢是中科院的学者,吴锋钢曾在另一家民工艺术团唱歌。“劳动号子”是金矢起的名字:“尽量真实地让这个群体发出声音。劳动是光荣的,号子又很朴素。”

  去年冬天直至今年开春,劳动号子已很少活动了,雷震有些着急团队该怎么往下走,这次演出是个机会。4月接到演出通知后,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附近的街心公园给队员们开了动员会。大家很兴奋。从5月1日起,12个队员里有一半人不再外出打工,住在沙河,集中精力冲刺排练。这种日子他们已经过了两个月了。

  很多队员有过做群众演员的“北漂”经历,他们从城乡接合部电线杆上贴的小广告找到劳动号子,又带来各自的朋友和同学。这样松散的组织,坚持下来实属不易。难免遇到有人回家收麦子,有人加班没有时间参加排练,所有的节目都安排了A、B角色,以防突发事件。

  “来,大家一起动手,做饭吧。”中午买菜回来的陈影,在帐本上记下:“圆白菜1.5元,西葫芦1.5元,姜0.6元,茄子2.4元,豆腐2.5元,馒头4元,土豆2元,油菜2元。”当天中午9个人吃饭,累计消费18.3元。

  二场 隔膜

  为什么我让座,这个城里人不坐呢?她是嫌我们脏吗?那些高楼大厦\那些宽广的马路不是我们建造的吗?为什么这些城里人不让座,还嘲笑我们让座呢?在我那宽广美丽的富有人情味的故乡,互相帮助不是天经地义吗?我们与城里人的心为什么隔得那么远呢?!

  ——小品《隔膜》

  6月18日,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入夏以来首个高温橙色预警,地面气温直逼40度。“我们在一起”活动的露天演出舞台就搭建在潘石屹新开盘的建外SOHO四期,一片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

  这个活动突出“在一起”,农民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市民、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一起。鼓励客观、有建设性的关于如何将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生活的对话;并提供一个可供农民工、城市居民、研究者、非政府组织和艺术家之间交流的平台。一系列活动包括专家讨论,沙龙辩论,当代艺术展等,还有食指、芒克、舒婷等诗人参加的诗歌朗诵会。

  劳动号子的演出预定安排在下午3点,队员们12点就从郊区赶到了。为了省钱,他们没有租着三轮车一路敲过来,而是坐公车倒地铁,花费了2个小时。随行的除了那两台大鼓,大力手里还捏着一个旧麻袋,里面塞着几个破纸盒,这是他出演小品《隔膜》的道具。正是最热的时候,雷震去旁边的建筑工地给每个人买了4元钱的盒饭。

  两天前,队员们已经事先来考察过场地。几个人回家后看上去有点蔫儿,“这样的舞台就像商场做促销活动,本身就是明星的人才能聚敛人气。”

  劳动号子是那么稚嫩、质朴。他们没有电吉他、架子鼓这些基本设备,完全是清唱,清演,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小陈和小刘,两个女孩子,自始至终都是那件短袖衫和牛仔裤。

  午饭之后,队员们想走走台找找感觉,却被告知:舞台不好随便动用。外面气温太高了,大家只好分散到房间内转转,活动现场不仅有打工者演出,还有艺术展和讲座。大力穿着特意换上的一身衣服——棕色的短衫长裤,逛到了一座雕塑前面。这些以农民工为主题的雕塑,表情强烈,或跪倒,或伏地,“这些雕塑弄得太吓人了,我认识捡破烂的人,也不这样呀。”大力忍不住议论。

  3点25分,他们进入后台,却和音响师因话筒问题引发争执。音响师担心他们把话筒给吼坏了,意思是:差不多就行了,何必那么认真。“他们不重视我们,感觉就像要饭的。”吴锋钢有些愤恨。

  这时,活动现场传来了广播的声音:有农民工提出对艺术雕塑形象的不满和抗议,欢迎大家集中到二楼去讨论。有小道消息说,这是另外的民工演出团体向主办方提出了抗议。

  “大家好,我们是劳动号子演艺社……”演出终于开始了。看台下并没有几个人。

  “你可知道 / 那一座座高楼 / 需要多少人来建造 / 它的背后是多少双手在付出辛劳 / 滚滚而来的民工潮里 / 背井离乡的人啊有多少 / 劳动创造了美好 / 你的生活却如此单调……”吴锋钢的歌声很有穿透力,一嗓子吼出来,吸引来不少附近的农民工,坐到了草坪上专注地听。

  小品《隔膜》由大力主演。24岁的大力正抗拒着家里逼婚的压力,他一再把现在的生活叫做 “理想化”生活,又一再表示:“过两年还是要回家的。外面人的心不如家里人。”

  三把椅子放在舞台中央,大力手提编织袋,里面塞着几个破纸盒,坐在最前面,后两个是群众演员。“公主坟车站到了,请刚上车的同志买票。哪位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后面两个城里人都把头偏过去,大力站起来让座,对方瞥了他一眼,把头扭过去。“乡巴佬到城里来学雷锋了。”两个群众演员嘟囔。

  舞台上只剩下大力。看台下人群汇集多起来,不少外国人拿着相机不停地拍摄。停顿几秒后是大力的独白:“为什么我让座,城里人不坐呢?是嫌我们脏吗?我们与城里人的心为什么隔得那么远呢?!”

  第三场 故乡与痛

  娘:活累不累,脏不?

  陈:不累,也不脏。

  娘:厂子大不?

  陈:大,是外国人和中国人一起办的。

  娘:我怎么听着你老咳嗽,是不是感冒了?

  陈:不是,刚才来的时候,喝水喝多了,呛的。

  娘:要注意身体,要是累了,就歇着,别干了。

  陈:我知道。

  娘:八月十五回家嘛?

  陈:可能回不去,那时候,特别忙,只能过年再回家。不打了,电话太贵了。

  娘挂上电话后,陈影说了句:娘,我好想你,好想回家……

  ——小品《给妈妈的电话》

  《给妈妈的电话》是一个神秘的小品。因为陈影一直拒绝排练,“一演我就会失控”。

  22岁的陈影,个头矮小,其貌不扬,面相硬朗,举止神态都显得沧桑。这份沧桑来自她坎坷的打工经历。17岁初中没毕业就独自出来打工了,她挨过骗,被拐卖过;上过当,卖过血,走南闯北。她创作的《给妈妈的电话》,讲述了她第一次去青岛打工的经历。

  当时她走出火车站,下雨了,浑身淋得透湿。走到下午才找到一份去冷冻厂割鱼的活儿。冰鱼让双手长满冻疮。带的钱买了工服就买不起被褥,只好睡板床。第一天上班就生病,一躺几天,无人理会。陈影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

  舞台上只有一个小板凳和一把椅子,坐在板凳上的陈影一手握话筒,一手支在椅子上做打电话状,她一直低着头,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带有浓重山东口音的独白,非常家常,却很真实。吴锋钢在一旁轻轻弹起吉他配乐。说到最后,陈影的肩膀抽动起来,声音已完全哽咽。

  刚到北京时她睡在北影厂后面的公园里,靠捡瓶子维持生活。每天花费3元钱吃水煎包,喝自来水。当一次群众演员,拍一通宵获得的报酬是20元。她参加过《京华烟云》的拍摄,扮演一个街头小乞丐,与赵薇擦肩而过。

  梦想照进现实,落差巨大。

  陈影的日记里写着:“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演员,让自己成为一个很优秀,很有名的演员。”

  “这一年,我几乎没有打工,总是在等,我不知道在等什么。我有过很多想法,我想什么时候奇迹能发生在我身上。”

  “面对自己一次次的失败,我却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心里特别乱,也很矛盾。梦想离自己太远了,既看不到也摸不着。”

  进入劳动号子,筹备6·18演出后,陈影只是偶尔打零工,生活节俭,每个月开销只有100元,她却花费70元买超级女声的VCD。买不起电视,她就到公车上看车载电视,常常坐车错过站。

  舞台上,陈影埋着头,任由泪水往下流。

  这时候,小刘上场了,演唱彭丽媛的《白发亲娘》。小刘让吴锋钢他们忧心的程度超过陈影。“我们给她分析得很多,不怕伤她的自尊心。你要钱没钱,要后台没后台,要长相没长相。但是任何上舞台的机会,她都抓得紧紧的。”

  嗓音平平,却是忘情。歌唱到尾声,意外发生了:小刘突然夸张地跪下了,说道:“希望远方母亲能听到我的歌声,献给天下所有伟大的母亲。”刚抬头准备退场的陈影最初还以为小刘被绊倒了。看台下有几个女大学生模样的人看到此情景,转身就离开了。

  小刘的伤疤在背上,她一心要到北京当演员,“我把艺术当生命”,母亲把她锁在家中,争执中伤了她的后背。在沙河镇出租屋里,小刘的床上凌乱不堪,“工作笔记”却是整齐干净,从她在北影厂接拍第一部戏起,时间,地点,扮演角色。今年24岁的小刘开始有些烦心了,“年龄有点儿大了,走艺术之路开始不利啦。”

  演出后,队员们分散去看其他团队的节目。小吴和陈影坐在台阶上休息。身旁一位行为艺术家找来一群建筑工人,人手拿一块砖头,惹来不少镜头。“看他们一人坐在一块砖头上,就像要饭一样。”耿直的小吴脸涨得黑红,他对演出不是很满意,情绪有些激动:“在这里唱歌有谁会听?”

  傍晚6点,劳动号子离开了现场,他们没有看晚上诗人们的朗诵会。

  四场 胜利聚会

  你是个上班族

  他是个单干户

  你是个小人物呀

  他是个大多数

  谁都忙碌谁都辛苦

  大家一起在竞争中找寻活路

  ……

  “劳动号子”文艺社欢迎喜欢音乐,喜欢文学的打工朋友加入,更欢迎社会各界朋友参与,共同提高,共同创作,共同走向理想的文艺舞台。

  ——劳动号子演出结束语

  6月22日,演出结束后第四天,雷震召集大家在沙河开会,让每个人谈谈演出后的感受以及下一步计划。

  曲终人散几天,队伍人心浮动。小刘又去北影厂等活儿。陈影每天泡在隔壁饼店看韩国电视剧《人鱼小姐》,晚上1点多才回来。

  吴锋钢一上来就直耿耿地说道:“希望大家心里清楚自己几斤几两重,找对适合我们的观众。那天台下大部分都是NGO机构,你的经历跟他们没有联系。我们还是要创作自己的新作品,把心思放在这上面,不要杂念太多。”

  “小吴,别这样说,那天演出效果还是很好,很成功的。”雷震立即制止,让每个人轮流发言。队员们互相表扬了一番。

  “《兄弟姐妹》临时换下小高,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雷震问。

  “我觉得小高主持很不错。”小刘说。

  “还夸小高主持好呢?报幕时都把‘隔膜’说成‘摩擦’了。”吴锋钢直截了当。

  小刘在唱《白发亲娘》时突然下跪成了讨论的话题,尽管劳动号子对小刘这种“即兴发挥”并不奇怪,一次,劳动号子去参加一个NGO的联欢活动,有人演唱《大长今》主题曲,小刘也是突然跑到舞台上去伴舞。

  “即兴发挥,要看对象,人家不能理解你,完全不照顾气氛。你这是惯病,把艺术等同自我情绪!”

  “现场有人就不能接受,很吃惊,好像我们为了赢得别人的掌声和同情。”

  同情是这个队伍坚决抵制的。“我们只是在城乡裂变的撕扯中进行表达,这个群体不需要怜悯。”雷震反复强调这个理念。

  随后老话题又提了出来:要不要向专业戏剧人士学习?

  和专业戏剧人士沟通是让劳动号子困惑的事。尽管可以学到点东西,沟通却并不容易。

  劳动号子一度和专业人士合作。一位从事戏剧工作的人士想推广民众戏剧,偶然从金矢那里得知了劳动号子,从今年5月1日起,又介绍两位有戏剧经验的专业人士每周末都来到沙河,和大家一起活动,给一些指点,其中一位还有过支边经验。

  “既然大家说到和专业人士的合作,我们就讨论一下。合作后期,我发现都是他们在说,我一直鼓励你们多说,但奇怪你们有想法为什么当时都不反映呢?”雷震问。

  “还是城里人,不能理解我们的生活。”大家纷纷说。

  “我们就是没想法,也表达不出来。有专业和没专业的人就是不同,他们有话语权。” 大力说。

  “他们思想和做戏风格与我们完全不同。”陈影说。“碰到专业的人,说不出来什么,但是演出来就不是味儿。”

  和专业人士的合作不到1个月,从雷震举起凳子,想砸向大鼓,犹豫一下又砸向地面的那一刻起就结束了。

  “即使有善意的人走在一起,都不是很容易的。” 雷震给大家交底,“离开专业帮助的人,我们很难走;但是这样一起走,也很难。下一步应该尝试新办法,不过至今我也没想通。”

  劳动号子实在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团队,缺少资金支持,也缺少核心“带头羊”,全靠几个人火热的心。去年大学生戏剧节刺激了发展,今年6·18演出又是一个机会,但是之后,路又在何方呢?

  讨论一直进行到中午1点,吃过千篇一律的午饭,继续商讨这次联合国给的5000元报酬怎么分摊,初步意见是:2000元支付前一阵房租水电煤气开销以及添置新设备,剩下3000元,根据每个人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分配,所有活动都参加的人最多能拿到300元。

  “那下面大家是一起挣钱,还是自己管自己?以后我们做些什么事情,做室内戏剧、街头演出,还是做文学、农民工

维权呢?”雷震把问题全部抛给大家。

  “我们就这么几个东西,除了小吴的歌,最有特色的就是诗歌朗诵。以后还是应该多搞街头演出。”大力说。

  “街头演出可养不活这么多人。”吴锋钢随即表示。

  “做街头演出,我们还要买电视、三轮车。”陈影翻着账本,“现在到了夏天,马甸公园每天晚上都有卡拉OK,唱一支歌2元钱。我们也可以买个卡拉OK机,大家集体赚钱。”

  “好,没问题,你们继续做市场调查,看看是否有的赚。那么大家还要不要住在一起?”雷震问。

  “如果还想搞下去,住一块比较好。”

  “这就像家一样,我们尽量还是要有固定的地方。”

  “弄个卡拉OK机,是集体挣钱还是个人挣?” 雷震又问。

  “看谁有时间和精力,慢慢再商量吧。”吴锋钢回答。“大家可以自由地跟其他团体接触,什么时间来劳动号子自由,什么时间走也自由。”吴锋钢再次跟大家强调,“主流媒体告诉你通过个人奋斗可以达到你的目标——有车有房,但这不适合我们打工的人。学会接受命运,挤不上去,我们就踏实扎在地上。”

  33岁的吴锋钢在队伍里年龄最大。他对个人艺术之路挺乐观,但对于劳动号子,“我不乐观,也不悲观,做劳动号子我是跟着,边做边看吧。”

  烈日炎炎,平房里异常闷热。这是一场没有结论的总结会,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随时会充满着变数。

  “目前只希望这种生活能再长久点。”大力说。师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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