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诗人，马雅可夫所基是我国读者非常熟悉的，然而作为一个杰出的讽刺喜剧作家，他在我国似乎还未引起广泛的注意。本文试图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喜剧作一些初步探索；以期引起专家和读者研究马雅可夫斯基戏剧的兴趣。

　　二十年代末期，为了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一系列讽刺作品，《臭虫》和《澡堂》就是这类作品在戏剧体裁方面的优秀之作，堪称"讽刺的骑兵"。

　　1928年动笔、1929年完成的《臭虫》，标志着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创作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它既克服了以前反映现实的抽象性和人物缺乏个性的毛病，又发展了以神话的幻想情节和漫画化的夸张描绘来加强讽刺力量的艺术手法，从而使剧本中反映的矛盾冲突显得更尖锐和更富于戏剧性。

　　《臭虫》的讽刺锋芒指向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市侩习气。

　　主人公是普利绥坡金。他由一个共产党员蜕化为资产阶级市侩，最后堕落为徒具人形的寄生虫的过程，决定了该剧的基本情节。普利绥坡金过去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他曾经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和保卫革命成果的斗争中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然而他的思想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改造因此在后来的和平环境中，在奥列格o巴扬这个"不学而有术的人"的影响下，他背叛了工人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堕落为典型的小市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市侩习气浸透了他的灵魂，支配着他的一切言行，使他整个人从里到外都发出了难闻的酸臭。他穿上了花花绿绿的新衣和时髦的皮鞋，带上了色采鲜艳的新领带，留起了显得"庄重高贵"的胡须。他"无耻地"追求"豪华的生活"和个人幸福，竞灭绝人性地迫使已有身孕的妻子左雅·别辽兹金娜自杀，而同一个有钱的理发师的女儿艾里节维拉.达维陀芙娜结婚。马雅可夫斯基在剧本的第一场以犀利的讽刺笔触，描绘了普利绥坡金的蜕化变质行为，紧接着就在第二场以庄严的情调，描述了"青年宿舍"里的工人对普利绥坡金蜕化变质行为的批判性的议论，以及他们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与学习态度，从而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普利绥坡金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无声子弹"打中的人，是被美人"秋波"俘虏的软骨头，是生活急流冲下来的一点泥沙。真正体现工人阶级本质和新的社会道德风尚的，乃是以钳工为代表的那伙青工。他们为人正派，具有伟大崇高的社会理想，能够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与生活作风的腐蚀，能够认识到这种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同资产阶级进行的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普利绥坡金与理发师的女儿达维陀芙娜的婚礼是按照资产阶级的传统习惯举行的。由于参加婚礼的入酗酒滋事，引起一场大火，除普利绥希坡金去向不明之外，其余的人都挠成了焦尸。五十年后，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时代，基建队的同志在一个冰冻的地容里挖出了一具冰冻的人体。经"复活人体研究所"多次实验证明，它就是当年的新郎普利绥坡金。可是将它"复活"之后，它又故态复萌，象"瘟疫"般地在周围散播资产阶级的有害影响，腐蚀青年，败坏社会风尚。因此，人们只好把它同那只与它一道复活的臭虫关在一只特制的笼子，陈列在动物园内，供游客观尝。马雅可夫斯基最后通过动物园主任之口，向人们指出了普利绥坡金的全部价值："一个是名扬四海的'普通臭虫'，另一个是……'庸俗的市侩'。这两种生物都生长在时代腐败的褥垫里。"

　　"'普通臭虫'，一口咬在人身上，吃肥了，便躺在床下。" '庸俗的市侩'，一日咬在全人类的身上，吃肥了，使躺在床上。"区别仅在于此!"

　　就其本质来说，普利绥坡金与光荣的共产党员和伟大的工人阶级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由于马雅可夫斯基在描写这一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他创作中惯用的漫画化的夸张手法，使这一形象发展到了怪涎的地步；加上幻想情节的安排，人物生活背景的变化，达样将普利绥坡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市侩习气同新社会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加强了剧本的揭露性和抨击力。

　　有人怀疑剧本《臭虫》总倾向的正确牲，认为揭露资产阶级思想对人民的腐蚀，虽有一定的教育作用，但作者干吗要写一个工人，而且还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呢!?会不会使人觉得，这是对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歪曲和中伤?我们认为，剧本物总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普利绥坡金这一形像有它的典型性和现实性。回忆一下作者关于《臭虫》题材说的话，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不无帮助。他说："我很难把自己一个人看成是这部喜剧的作者。经过加工并运用在这部喜剧里的材料--是我从事报纸和评论工作，特别是《共青真理报》工作时，从四面八方送到我手里头来的大批庸俗的事实"在当时的苏联，"象普利绥坡金这样的人自然是少数，但被作者"压缩和概括在喜剧"讽刺主角身上的"普利绥按金习气"，则是大量的和普遍存在的。此外，从《臭虫》给我们的总印象来看，它的总倾向时正确性也是不容置疑的。我们谈了剧本之后，就象去动物园参观普利绥坡金这个怪物的人们一样，觉得他跟当时生气勃勃、昂扬奋发的苏维埃生活毫无共同之点，他只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工人阶级的败类、共产党队伍里可耻的叛徒。住在青年宿舍里的那批工人对普利绥坡金的变节和堕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此可见，剧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光明与黑暗的比重、正面因素与反面因素的安排，都是完全符合生活的真实与社会主义艺术的要求的。

　　由于作家分清了生活的主流和支流，把握了事物的辩证法则，因此虽然问题提得尖锐，讽刺极其强烈，却并无消极的社会影响。相反，剧本正好从另一个例面肯定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新制度的优越性，给人们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鼓舞和美感享受。

　　1929年写成、1930年上海和发表的《澡堂》，是马雅可夫斯基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苏联讽刺喜剧史上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剧本的主题在马雅可夫斯基1922年所写的政治讽刺诗《开会迷》中就出现过，那就是向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危害最大的残余之一--官僚主义开炮。作者通过对波别陀诺西柯夫为首的官僚主义集团的描写，对官僚主义作了严厉的政治判决，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铁扫帚"的作用。

　　正如其他剧本一样，《澡堂》不仅否定了生活中的消极因素，'而且肯定了生活中的积极事物。所以作者说："《澡堂》维护前途、发明、热情劳动。"

　　讽刺喜剧《澡堂》冲突的基础是无产阶级的创造革新和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之间的斗争。剧中描写发明家秋达柯夫领导下的工人小组赶制""时间机车"，但他们的这一创举却遭到了官僚主义者波别陀诺西柯夫的百般阻难。波别陀诺西柯夫身为接洽管理局总长，不但不给他的部属以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支持，反而咒骂他们"异想天开"，搞"鬼名堂"。但工人们的创造热情是无法压制的，对制成"时间机车"的决心和信心是坚定不移的。'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冲破了官僚主义的重重障碍，进行了多次开车试验，终于试制成功。在最后一次开车试验的爆炸当中，未来的世界派来了一位磷光女人。她自称2030年的代表，说"共产主义诞生历史研究所"授权她选拨最优秀的人物乘"时间机车"到共产主义世界去。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波别陀诺西柯夫比谁都积极，好象他就是优秀人物的精华， "时间机车"就是在他的领导支持下制成的，因此他要求优先坐进去。磷光女人发出了开车口令，顿时出现了"五光十色的爆炸"，在"时间进行曲"的伴奏下， "时间机车"朝着未来世界驰去，它的巨轮把那些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人类渣滓抛了回来，--波别陀诺西柯夫、奥普季米斯千柯、别里威东斯基、美扎里扬索娃、朋特·基奇、伊凡·伊凡诺维奇等资产阶级残余在舞台上乱成一团。他们狠狈不堪，彼此埋怨。而波别陀诺西柯夫则众叛亲离，无可奈何地退出舞台。

　　列宁留经这样说过： "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官僚主义者波别形诺西柯夫及其同伙就是附在这个腐烂尸体上的细菌，它们不易为人们察觉，但却时刻腐蚀着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的创造精神。他们身居要职，甚至钻进了党的组织，非但不替国家办点有益的事情，反而百般阻挠人民在社会主义事发挥积极作用。他们千方百计维护自已的名誉地位和安逸生活，而对国家的命运、革命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却漠不关心。因此，撕破他们假革命的外衣，揭露他们危害革命的本质，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毫无疑问，在剧本《澡堂》中，马雅可夫斯基着重打击的对象是官僚主义的魁首波别陀诺西柯夫。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形象。他的可憎的面目和恶劣的品质在他登场的第二幕中就已得到显示。他登场伊始，就俨然是一个身负重任，工作繁忙的政府要人。他一边翻弄文件，一边拨动电话盘，同时还要向女打字员口述发言稿。他还一本正经地摆好姿式给专门拍马屁的肖像画家别里威东斯基做模特儿，并津津有味地与他商量购置路易式家具。与此同时，要求接见的人却在他的办公室外面排成了长蛇阵，这些人都被他的秘书奥普季米斯千柯以"国家大机关"不管"鸡毛蒜皮的事"为"理由"拒之于门外。这样，作者便把以国家要人自诩的被别陀诺西柯夫的丑恶本质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出来。

　　然而，波别陀诺西柯夫这一形象的消极性远不只此。他象老鼠害怕阳光一样害怕群众的批评，并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压制批评；他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高涨的劳动热情，压制革命首创精神。当女打字员文德尔顿要他在一篇关于电车轨道通车典礼的祝贺词中，不要漫无边际地瞎扯时，他便怀恨在心，以文德尔顿涂口红和抹烟脂为借口，把她从自己的机关中-脚蹬了出去；秋达柯夫小组的工人，为了制造一架"时间机车"，加快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步伐，日以继夜、全力以赴地工作着。作为本机关最高领导者的波别陀诺西柯夫，本应热情支持和大力协助，可是他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故意刁难，不给经费和材料。甚至当"时间机车"制造成功之后，他还要诽谤和中伤"时间机车"的发明人秋达柯夫以及秋达柯夫的热烈支持者韦洛西别德金，他对磷光女人说： "现在包围着您的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人。韦洛西别德金吸烟，秋达柯夫喝酒，…我也应当提出我的妻子来……她是个小市民，并且专门喜欢和新人物和新裙子打交道，总之所谓一套旧习气"。

　　波别陀诺西柯夫的党龄、工龄和优越的社会地位掩盖了他的真实面貌。他把这些东西当作迷惑人们、保护自己的最可靠的"法宝"，因此他逢人便吹，"我是一位有可观党龄的党员"，是"本行最了不起的一位干部"，"是一个中央级的干部"。可是，他用来自我炫耀的这几块金字招牌，这几根掩饰自己的不光采的羽毛，、被作者一把讽刺的烈火烧得千干净净。马雅可夫斯基通过韦洛西别德金的口指出："这个该死的波别陀诺西柯夫…他只会用自己的功劳和工龄欺负别人。你知道他的历史吗?他填表时，在'1917年以前做过什么事?'这一栏里写道：'是党员。'是什么党的党员--不晓得，实在是不晓得。也不知道在党员后边的括弧里写的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也许就是一个'什维克'。……他的两只眼睛，只知道在得意中流泪。用这种眼睛还能看见什么呢？能看见社会主义吗?看不到。只能看到墨水瓶和吸墨器。"

　　波别陀诺西柯夫的自我吹嘘作风，还表现为故作高深渊博。他在一篇祝贺电车轨道通车的发言稿中，竟然扯到列夫托尔斯泰身上来了。如果不是文德尔顿又一次打断他的胡诌，天晓得他要扯到什么时候。那么，他是不是真的具有广博丰富的知识呢?回答是否定的。只要我们听一听他与诺奇金关于马克思是否赌博的争论,就十分清楚了。他不但荒谬地承认马克思私用公款进行过赌博，默认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是同班学生，而且可笑地把费尔巴哈说成"费尔巴候夫"。这一切说朋，他只不过是一个知识浅薄、不学无术而又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骗子。

　　官僚主义者波别陀诺西柯夫的丑恶嘴脸不仅表现在他对待社会主义事业的冷漠态度上，而且还表现在私生活方面。他厌弃妻子，另觅新欢，却倒打一耙，无耻地中伤自己的妻子波丽娅。这个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波别陀诺西柯夫对待波丽娅卑鄙残酷的态度，与《臭虫》中的普利绥被金逼迫左雅自杀一事，又有什么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波别陀诺西柯夫与普利绥坡金正是一丘之貉，而前者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较之后者则又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官僚主义者的波别陀诺西柯夫，对文件是看得高于一切的。在他领导的那个机关里，也普遍地形成了一种文牍主义的作风。他检查工作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在各种手稿、抄本等文件之间有无漏洞，文件收管得是否整齐，而他自己更是公文皮包不离手，仿佛公文皮包成了他身上的一个器官。当他乘上"时间机车"去未来世界时，他也坚决要求把他心爱的"通知书、免费乘车证、各种副本、提纲、抄件、修改稿、摘录、参考资料、卡片、决议、总结、记录以及其他证明文件"统统带去。也正由于他只是文件的蛀虫，社会主义的绊脚石，从本质上与共产主义毫无联系；所以当"时间机车"开动之后，又把他抛回到地球上来了。在他的权力丧失之后，从前那伙溜须拍马之徒都对他群起而攻之，这位以前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官僚主义者，不得不在自我解嘲中与观众告别。

　　《澡堂》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把它的全部意义都归结为这一点，那就不对了。马雅可夫所基自己说过："《澡堂》向官僚主义开火。《澡堂》提倡远大的目光，提倡发明性的倡议。"剧本的这一主题思想，是通过发明家秋达柯夫和机车制造小组的工人--福斯金、德沃依、特罗依金等人的辛勤劳动，韦洛西别德金和秋达柯夫小组并肩携手、坚持不懈地同官撩主义的斗争，以及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制成通向未来世界的"时间机车"这一线索表现出来的。因此， "时间机车"不仅仅是构成剧情的一个因素，它在舞台上的出现更不只是起着道具的作用，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创造力量的象征、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的象征、人民战胜官僚主义的象征。

　　和《臭虫》一样，夸张和讽刺仍然是《澡堂》塑造典型人物最重要的手法。不过，后者不是前者的简单重夏，而是它的丰富和发展。如前所说，在《臭虫》中，夸张主要是漫画性的，它把形象夸大到怪诞的程度，从而突出形象某些最本质的方面(如普利绥坡金的腐蚀性和寄生性)；在《澡堂》中则是以集中性的夸张为主，漫画性的夸张为辅，通过细节的真实描写，使人物个性化、典型化(如波别陀诺西柯夫官僚主义的独特性和完整性)。《臭虫》和《澡堂》都是以夸张的形象构成辛辣的讽刺，使读者和观众发笑，在笑声中与旧事物告别。

　　在《澡堂》中，马雅可夫斯基独出心裁地把杂技的因素和放烟火的场面引进了戏剧领域，这是一种大胆的革新，在世界戏剧史上也是罕见的。但作者运用这些手法纯熟自如，丝毫没有破坏剧情的严整性，相反，它更有助于神奇情节的开展，使其成为舞台的具体形象。马雅可夫斯基在《澡堂》中的革新，还表现在第三幕拆掉了舞台的"第四道墙"，消除了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无形界限。马雅可夫斯基对他这幕戏也是很重视的，他在1929年9月23日关于《澡堂》的讨论会上指出：《澡堂》中的第三幕，"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想表明戏剧不是反映事物的玩艺儿，戏剧是冲进生活里去的。"由此可见，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革新并不是单纯地追求舞台效果，，而是利用强烈的舞台效果去达到作家预想的思想教育和审美教育的目的。

　　在人物个性化方面，剧本《澡堂》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剧中的主要人物固然个性鲜明，就是次要人物；也各有不同的个性特征。如当过红军的韦洛西别德金斗争性强，警惕性高，机智果敢；发明家秋达柯夫则不同，他热心发明创造，但缺乏社会斗争经验，头脑单纯，毫无警惕姓；文化投机分子莫敏塔里尼科夫喜欢卖弄"才华"，奴性十足；无所事事的伊凡o伊凡诺维奇华而不实，喜欢自我吹嘘。有的人物出场次数很少，台词也不多，但即使一两句最简单的话，也能突出地表现他的个性。如工人福斯金在第一幕中针对朋特.基奇的投机企图说："狗东西，鼻子真尖啊！"短短一句话，便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投机商的鄙视与憎恶的情感，容易激动、粗犷直爽的个性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当然，这个剧本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有人认为，剧本把官僚主义摆出来了，但没有塑造和官僚主义对抗的正面人物。马雅可夫斯基承认这是他的剧本的缺点，并向群众保证在以后的创作中努力加以克服。他在一次发言中说： "……它不只是这一部作品的缺点，而且也是我所有作品的缺点。'…"如果在这部作品里我投有写应该写的东西，那么下一次，我一定会写出来。(鼓掌)"不幸的是，在这次发言之后四个月零十天，他就与世长辞了。如果不是死神过早地夺去他宝贵的生命，马雅可夫斯基肯定会创造更多的艺术珍品，为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马雅可夫斯基是无产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决维护者，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思想不共戴天的敌人。从《宗教滑稽剧》到《澡堂》，作家总是热烈地歌颂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而将讽刺的锋芒指向新生活中一切敌对的事物，指向资本主义旧世界。作为一个讽刺喜剧作家，他的爱憎是极其分明的。

　　讽刺喜剧作家马雅可夫斯基也是一个具有远大理想的人。他总是站在未来的高度来看现在，在现实的基础上去使保未来。这样，他就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他与之斗争的陈腐的、僵死的、妨碍社会前进的东西的本质，更敏锐地发现新事物的萌芽，并通过后者与前者的对立，显示出旧事物的必然灭亡，新事物一定胜利。这就是他的剧本总是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原因。

　　马雅可夫斯基也是一个卓著成效的戏剧革新家。他每个剧本的问世，都给戏剧文学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浪漫情景与现实描写的交织，批判性的讽刺主题与歌颂性的英雄主题的有机结合，富于神话色彩的幻想情节的穿插，对比和象征手法的运用，再加上政治"评论性、宣传鼓动性和杂技因素，--所有这些，就构成了马雅可夫斯基讽刺喜剧的独特风格，也是他对苏联和世界喜剧艺术的宝贵-贡献。

　　如果将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同契柯夫和高尔基的戏剧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契河夫的戏剧以抒情、"潜流"著称，高尔基的戏剧似哲理性见长，而马雅可夫斯基的施困则特别注意表演性和舞台效果。外部情节线索在契柯夫特别是在高尔基的戏剧中不占重要地位，而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的情节则具有神奇古怪、引人入胜的特色。契柯夫和高尔基都喜欢采用逐渐揭示人物性格的手法，随着剧情的开展一步一步地接近人物最本质的东西，而马雅可夫斯基则不同，剧情一开始就接触到矛盾的中心，人物一登场便表现了他性格中最本质的方面，。马雅可夫斯基自己曾经谈到过这一点，他说："……直接指明谁是罪人和谁不是，--这是我从事鼓动性工作的一种倾向，……我想意把事说穿，谁是坏蛋。"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契河夫和高尔基的戏时，思想总是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而看马雅可夫斯基的戏时，则始终处于一种轻松愉快的情感支配之下。契河夫和高尔基的戏剧余味无穷，发人深思；马雅可夫所基的戏剧一目了然，富于娱乐性。从普及的角度来看，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从对有害规象的无情讽刺，夸张和人物自我揭露手法的运用等方面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是果戈理讽刺传统的继承者，而且有很大的发展。果戈理的讽刺喜剧，现实主义描写有余，浪漫主义色彩不足，没有正面人物，只有正面理想；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喜剧不仅有对消极现象的否定，而且有对积极力虽的肯定，不仅有对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乒而且更突出的是有对未来的浪漫主义展望；他的作品采用了果戈理的夸张手法，也增添了果戈理讽刺喜剧中所缺少的神话因素。

　　正如任何革新不可能一帆风顺和绝对正确一样，马雅可夫斯基在戏剧革新过程中也出现过偏向和毛病。他早期戏剧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和"某种程度的硬梆梆的政论性"。正如他自已所说： "我们从来不是没有根据的先锋主义者，但也从不是尾巴主义者。……我们在这一条道路上会犯几十个和几百个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对我们来说，耍比旧的表现男女关系的戏剧的成功更重要。"

　　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喜剧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它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瑰宝，经住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依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辉。(王远泽 张铁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