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辉导演的《臭虫》终于上演了，已经有朋友去看过，评价并不高，看来是对孟氏噱头感到厌倦了。不过他说，这出戏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剧本改动很小，这在孟氏戏剧中倒不多见。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剧本太好了？对孟京辉而言或许是，《臭虫》剧本的台词风格、美学追求和孟氏戏剧如出一辙，虽然，孟京辉未必能真正把握马雅可夫斯基的社会批判思想和幽默感。

　　幸好没有忘记马雅可夫斯基

　　孟京辉执导的《臭虫》唤醒了久违的记忆，我几乎把马雅可夫斯基忘掉了。不久前，翻出纸页已经泛黄的《马雅可夫斯基选集》，读了他的剧本《臭虫》和《澡堂》，大为倾倒。尖锐的讽刺、充沛的想象力，处处闪烁着一个喜剧天才智慧的锋芒。最惊异的是马雅可夫斯基深刻的预见性：《臭虫》在戏剧史上的评价是一部讽刺小市民的杰作，最典型的小市民就是主人公普利绥坡金。他一出场就在进行婚前采购，洋洋得意，以胜利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自居。他过去打过仗，现在则期望“老婆、房子和真正的享受。”一帮人在婚礼上胡闹，结果发生了火灾，新娘和宾客都烧死了，粗心大意的消防员则把普利绥坡金和一只臭虫一同冻在了地窖里。

　　剧本的前半部分只是一个开场白，马雅可夫斯基在后半部分讲述了一则社会寓言：50年过去了，普利绥坡金和臭虫一同被解冻，来到了一个“科学昌明”、井然有序的社会。普利绥坡金为没有玫瑰花、没有幻想、不能把心爱姑娘的照片按在墙上而痛苦不堪、借酒浇愁。他被视为酒精、浪漫、幻想的传染病源，科学家们警惕地将其隔离。他最终成为臭虫的饲料、“可怕的人形的伪装者”被关进动物园的铁笼里展览，而那只曾跟他冻在一起的“普通臭虫”反而作为已经灭绝的珍稀动物被小心翼翼地供奉。

　　剧终时普利绥坡金隔着铁笼对参观者高喊：“诸位公民！弟兄们！自己人！亲人哪！你们从哪儿来的呀？你们这儿有多少人呀？什么时间把你们都融化了？为什么我一个人关在铁笼子里呢？亲爱的人们哪！弟兄们呀！请到我这儿来吧！我为什么要受苦呢？！……”这时普利绥坡金承担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庸俗市侩”的角色，他的命运令人同情和深思，他的呼喊在据说就要到来的“E时代”将激起更长久的回声。这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天才在闪耀，尽管他以无条件歌颂“进步”著称，但他仍用自己的笔做出了一个诗人对时代的诊断。

　　最好在寒冷的冬夜阅读契诃夫的剧本

　　其实马雅可夫斯基的剧本并不好读，他为戏剧舞台提供了丰富的表现空间，但剧本的文学性不强。如果需要选择，我会说我最喜爱的剧作家是马雅可夫斯基坚决排斥的对立面———契诃夫，尽管迄今为止，我从没看过一台令人满意的演出。最好在寒冷的冬夜阅读契诃夫的剧本，冰冷的破碎感中渗透着丝丝缕缕的温暖，内心一次次被击打出星星点点的火焰，又很快归于寂灭。那些精美的台词，潜藏的情绪，流荡的、不可捉摸的诗意从字里行间升起。契诃夫也写喜剧，他为《海鸥》、《樱桃园》做的注脚都是“喜剧”。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喜剧啊！自杀、幻灭为什么能构成喜剧呢？可是，只需换一个视角去阅读：人到中年，怀着人间所有的心计，又重新被一个少女点燃青春的作家、志大才疏、好高骛远的青年、充满理想又不能战胜诱惑的少女，功成名就但已人老珠黄的女演员，这一台人物凑在一起不是喜剧吗？《海鸥》生活在小县城里的伊丽娜因为找不到人用意大利语交谈而苦恼，这不是讽刺吗？《三姊妹》那些潦倒、苦闷、一事无成的人，不是也带有一丝滑稽色彩吗？

　　当然，决不能用完全的喜剧来形容契诃夫。他用忧伤和悲悯构成了生活的灰色调子。那些喜剧色彩是灰色角落里的一点阳光，显示着作家狡猾与诙谐的能力。我们往往过于强调契诃夫作为19世纪的“古典作家”的身份，而忽视了他的现代性──属于二十世纪的荒谬感、不信任感、调笑他人与自我嘲讽的勇气。在契诃夫的继承者、苏联短命的天才剧作家万比洛夫身上，同样具有这种悲欣交集的奇特气质，他在《打野鸭》中塑造的齐洛夫，比契诃夫笔下的人物更灰色、更无望，因而更有喜剧色彩。深谙人类心理的契诃夫和万比洛夫展示了喜剧的另一种可能，喜剧并非仅仅来源于打闹说笑，人的生存困境本身就具有喜剧因素———“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戏剧是即时性的舞台艺术，它的每一个瞬间都不可再现，对它的理解不能脱离剧场环境。但我时常庆幸自己有阅读剧本的爱好，纸上的铅字为我收藏了许多珍贵的身影，那是属于我自己的契诃夫和马雅可夫斯基，永远不会因为剧院中导演、演员、灯光、音乐的更换而改变，那是我心中永不落幕的人生大戏。(文／胡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