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a.com.cn
新浪首页|免费邮件|用户注册|网站地图

影音娱乐

新浪首页 > 影音娱乐 > 综艺大观 > 新浪娱乐 > 正文



您还可以通过
新浪点点通软件
摩托罗拉6188手机
爱立信R320sc手机
西门子3518i手机
浏览新浪网新闻




张广天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上)--谈我的文艺观

http://ent.sina.com.cn 2000年12月27日13:45  新浪娱乐

  前几天,甘阳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说“新左派”问题。他说,他和他的几位同道是“自由”左派。他在文章中写道:“九十年代的辩论,并不是传统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辩论,也不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辩论,而是更多涉及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辩论。”

  他的表述已经非常清楚,那就是所谓“新左派”与马列主义或社会主义无关,而是在某个大家心昭不宣的前提下的左右之争。那个前提,美国社会似乎是一个好的例子。

  其实,他讲得也蛮有道理,并且很坦诚很爽快,把“新左派”多年来的模棱两可的面目去掉了。有些人认为“左”就是红色,就是社会主义倾向,“右”就是民主主义倾向。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个问题。左右这两个字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一对左右,共产党里也有左右,甚至左之中还可分左右。男女不也可以说是左右吗?所以甘阳先生这么说也是很对的,他说他的这个左派实际是有光荣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或者干脆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传统里边的左右。

  我想大家对西文有所了解的话,应该知道,“自由主义”的意思就是“解放”。实际上现在的确很多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含混的。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朱学勤的书?看没看过徐友渔的论调、厉以宁的一些说法?他们都号称是自由主义。但要是严格地讲,马克思是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解放主义者。这点甘阳先生似乎在表述的时候有欠考虑,他把自己连带保守主义者一起与马克思对立起来了。

  西方的整个自由主义传统的确跟民众解放的精神联系密切。比如,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专政就含有自由主义的性质;法国革命中第三等级争取权利也带着自由主义的倾向。罗伯斯庇尔可以说是个自由主义者,从这个线索来说,那比罗伯斯庇尔走得更远的马克思肯定就是个自由主义者了,马克思不喜欢的布朗基也可以算得上。问题在于现在为什么马克思好象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其实,这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甘阳先生讨了个巧,又偷换了一些概念,并且玩耍了一点相对主义的小聪明。

  不过,我觉得甘阳先生的矛盾表述客观上帮助我们澄清了一些概念,也是有意义的。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现在往往在经济上坚持保守主义的人,在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坚持自由主义的人,在政治上又有很多保守主义的东西。所以,现在说得很多的“自由主义”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保守主义的东西。这一点,甘阳先生是看到了,而且陷徐友渔、朱学勤等人于不利的境地。这话通俗地讲,就是你徐朱二位老掉牙了,在美国只算保守派,臭名昭著的极右分子,而我甘阳等人才是名牌正宗的自由主义。

  都是倒腾,空空如也!

  我为什么谈“‘新左派’与革命”这个题目?因为实际上甘阳先生在他的自白书里边还谈到了一件事情,他说:我这个新左派是与革命煽情无关的,是与社会变革无关的,我只不过需要一块独立的空间,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空间,与社会问题无关。那么他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任何一方说:我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大家不要看到新左派这个词就瞪眼睛,就吹胡子,不是那么回事情,而且我肯定是跟张广天、黄纪苏他们不一样的,他们在人艺演的那个《切·格瓦拉》讲贫富问题,革命煽情,甚至格瓦拉的游击中心主义可能会沾染上“输出革命”的危险——我跟这些没关,我划清界限,我是安全的,你们不管是美国还是别的哪种势力都请相信我,给我一片可以吃饭的空间吧。

  我记得鲁迅先生在北平做讲座的时候讲过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人的帮忙和帮闲。说到底根本不存在什么“新左派”,全是胡扯!

  今年上半年的“长江读书奖”活动,我觉得非常无聊。谁获这个奖,大家都在炒,说这里边有舞弊,可是指责人家舞弊的人从来也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那你就是在胡说。然后通过这个奖来分野成这一派和那一派,他们什么实际问题都没有做。中国有什么实际问题?我想这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在座的同学大家都知道——学费在上涨,开销在上涨,食堂的伙食也出现了问题,我们毕业以后上哪里去?我们干什么?我们为了上这个学,家里投了很多资,自己也投了很多资,我们这个投资能不能有回报?我们在未来社会的竞争中能不能享受到公平的待遇?为什么我很有能耐,花了很多的功夫来学习,来尽我所能想做一些事,最后却是一些没有本事的人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我想这些问题可能是中国(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最核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学问家能跟我们交流交流这样的问题,能帮我们解决解决这样的困难,可能他能称得上是学问家,否则我看他是称不上学问家的。

  我再举个例子,我想起一个叫远志明的人,我说这个可能现在的学生不知道,但是大家对电视系列片《河殇》一定是有印象的吧。他就是这个创作者之一,还有苏晓康。他们搞的那个《河殇》从头到底都讲的一句话,就是:历来的农民运动都是暴民痞子。中国为什么落后?就因为这帮农民痞子闹运动,所以中国落后了。这就是《河殇》的说法。远志明先生后来出去了,跑到美国去了,似乎他不搞那个民主主义了,不搞那个自由主义了,他换了一个东西,他改信基督教了,他成了一个基督徒。这倒也无妨,他可能有了他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做了一个非常可笑的学问。他说《圣经》里边的上帝,在中国的上古文化中古已有之。孔子在《论语》中一直说“敬鬼神而远之”,而且孔子的确对周代的盛况非常地崇敬,他说的“礼”指的是周时候的文明。那个时候确有“上帝”一说,文人史家不少也提到过“上帝”,但是这个“上帝”是不是就等于那个God呢?我想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是先有这个“上帝”,后有那个God的——我不是说历史上到底谁先谁后,而是指说法上。《圣经》传进来后,“God”怎么翻译?给它安上个什么说法呢?于是有人就想到上古有“上帝”的记载,而想到的人就是利玛窦——是这么个关系。另外,我要告诉大家,普遍使用的合和本《圣经》,“God”译做“神”,而不是“上帝”。远志明却认为这个“上帝”跟那个“God”是一回事,围绕这个他还做了很多辅助的“考证”。

  他“考证”了几个汉字,一个是“婪”,——林下之女,什么意思啊?暗指亚当、夏娃的故事,说女人生来就贪婪的(笑)。他还说“船”这个字,是“八口之舟”,“八口之舟”是什么?就是Ark——挪亚的方舟。那么这个“船”到底是不是“八口之舟”呢?《说文解字》说“船”就是舟,右边是个音部,用来注音的,读做“yan”——右边这个字上面应该看成两道,我们知道三道就是“川”,代表水,其实两道也可以用来表示水,是小水,不是大水。两道下面的“口”是洞的意思。上面是水,下面是洞,就是不太好走的一个沼泽地。舟行沼泽,什么意思呢?就是贴着有点象岸有点象水的比较模糊的一个过渡地带航行,一艘小一点的“舟”,不用对付大江大河,所以叫“船”。这个字是这么来的,根本右上部那个东西不是“八”。如果“船”是八口之舟,那么“沿”就变成八口之水了,“铅”就变成八口之金了——远志明先生做何解释?我不是要故意出他的洋相,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说要做学问,一个读书人叫陈寅恪的,是国学大师,还有章太炎,鲁迅先生的老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读书先要识字,尤其汉语更是这样。你不识字读的哪门子的书?你兴的什么左派?兴的什么右派?都是在胡说八道!按照国学的说法,这叫“小学”(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小学、中学、大学”),你把这个搞清楚了,你才可以研究“大学”。远志明竟然可以出这样的洋相,你说怎么相信他是在做什么学问!

  所以我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来说,就是真正也许对我们有意义的事情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事。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它?怎么去解决它?不要搞这些名堂,不要以为大家不知道,不要以为群众都是阿斗,没有人会揭穿他。《说文解字》还没有被烧掉。在他们远志明、苏晓康眼里,好象我们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时代,共产党野蛮专制,专制到什么程度啊?焚书坑儒,《说文解字》也烧掉了,他可以胡说八道了。(笑)

  事实不是这样的,他在做梦,已经走得很远了,根本就丧失了常识和理智。

  我回来再说“新左派”与革命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讲“新左派”与革命?因为甘阳先生替代汪晖先生、替代崔之远先生、替代王绍光先生,替代现在所谓的一切“新左派”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跟革命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倒也可以说跟革命没有关系不见得就是反革命,但是今天我要利用到这里来的机会跟大家讲一讲:我跟革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不是“新左派”,我肯定不是“新左派”,我宁愿是右派也不是“新左派”——右派至少还反革命呢——而他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

  说到革命这个词,我想表明一个观点,就是要谈谈社会革命。我还是回到演《切·格瓦拉》这个戏剧来谈。我记得在演出《切·格瓦拉》戏剧的时候,个别观众经常提这样的问题,他们问:人性是很丰富的,为什么你们就简化成贫富之间的对话?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切·格瓦拉》,或者有读过剧本的。我们在第二场里面有一个对垒:几个女演员扮演丑恶的一面,几个男演员扮演正派的一面、良知的一面。他们进行了交锋,谈的就是现在社会的市侩、势利眼跟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什么是市侩和势利眼?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大家知不知道王小波?——已经死掉了——这个王小波写了《精神的家园》等。我好好地读了他的书,下了功夫读他的书,我发现他所有的就讲了四个字——“趋利避害”。说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这个话也不很错,有一定的道理。你说孩子见到烫的东西他就不吃,看见亮的光就眨眼睛,这是趋利避害的。他说这就是人的天性,而我们现在的文化是违背了这样的天性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回这个东西,说这就是人性的本源。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以为王小波这个说法不但离人本主义远得很,离各种宗教精神也远得很,甚至离肉林酒池的古希腊、古罗马精神都远得很。趋利避害任何生命都有,连含羞草都知道,你碰它一下它就卷起来,只要是动、植物它都知道。这是一种自然状态。我们不能把兽欲等同于人性。我认为这是八十年代思想界主要的一个混乱,就是谈到人性的时候不谈尊严的一面,只谈作为兽欲的一面,所以官能享受、本能里比都大行其道。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叫“存天理,灭人欲”,我觉得它跟王小波的趋利避害同样荒唐。“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天下的公理要存的,人的欲望却要灭的。人的欲望有动物的一部分,还有作为人的一部分,统统把它灭掉,这就不对。比如给女人缠上小脚,这就是灭人欲的做法。那么王小波就跑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趋利避害。我们说“存天理,灭人欲”和趋利避害说到头都是市民气,都是市侩的东西。《切·格瓦拉》的第二场,就是市侩的心思跟正派的理想主义发生了冲突。

  如果大家真的非常爱读书,非常爱了解信息,就好好去读读徐友渔、朱学勤、王小波这一类人写了什么。大家会发现,他们其实就是在趋利避害的角度来谈什么自由民主,什么反对革命论,不但苏联的十月革命有罪孽,中国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很有罪孽,接着往前推,太平天国革命也有罪孽,甚至连他们祖师爷的1789年都有问题,反正,革命就是有问题,只要不改变现状就是对的——这个就是趋利避害的实用主义、既得利益和市侩。但是他要打扮成一个学者。什么学者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八口之舟”的学者,就是连“小学”都没有搞清楚的学者。

  这就是《切·格瓦拉》这个剧讨论的问题,所以当时争论特别激烈。因为我们把所有市侩的脸谱都画了一下,把这二十年来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学者的脸谱都画了一下。但是他们的对立面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者,那三个作为对立面的男性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理想道德的化身,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正派人。看完这个戏以后,有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交锋多年以来没有出现过,是大家压在心底敢怒而不敢言的,是被这种学术迷信掩盖了的事实。但也有不少人问我——回到刚才那个话题——说就贫富对立那么简单吗?你说你有钱,他没钱,就不公道?你说有的人一个晚上一掷千金,三万、十万地吃一顿饭就没了,有的人一个学期连学费都交不上,就没天理?你说这之间的不平等就是人类社会的所有事实吗?这样的问话,听起来很严厉呀,咄咄逼人啊,似乎没有办法回答的,好象如果我张广天承认说“是这样的”,那我就是白痴;如果我说“不是这样的”,就没有社会良知。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说你说的一点没错,就因为人性是极其丰富的,丰富到既不是趋利避害的,也不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所以资本主义的现实在贫富的经济分野上建立人格就不对,把丰富的人性阉割得只剩下贫富的关系了,我们能不谈这个贫富问题吗?我们不谈这个贫富问题就会有更多的人不高兴。比方我举个例子,今天晚上我到这里来做讲座,也有从别的地方过来的人,大家就问了:张老师你是怎么来的?我说:我是打车来的。他说:我是顶着风骑自行车来的。——这可就是两件很不一样的事情了。你为什么打车来?你为什么骑自行车来?有的人会说:你不能这么矫情,你这么矫情怎么行呢?我是有能耐的人所以我要打车来,你是白痴所以你要骑自行车来(笑)。——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事实不那么简单。有白痴骑自行车的,当然更有白痴打车、甚至开车的,这是大家稍有常识都能明白的问题。所以不是我们要把贫富对立起来,而是贫富要把我们对立起来。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我们今天如果看不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是白痴了,我们肯定是白痴啊,我们被人家压迫、被人家剥削、被人家欺骗、被人家使用,我们说:好得很,有理得很,一定要这么干,不这么干是不行的,不这么干中国是不会发展的!(鼓掌)

  我经常听到这种言论。比如说盗版问题,王小东先生写了个文章叫《盗版有理》。我们有个网站,大家知不知道?叫“黑板报”。前几天工体开了一场音乐会,叫“反盗维权演唱会”。大家有没有耳闻这件事?在寒风凛冽中据说是唱得又走调,又泣不成声,最后大家联合起来唱《团结就是力量》,两句过后连歌词都想不起来了(笑)。因为开了这样一场音乐会,在我们“黑板报”上就开始了一次讨论,就是关于盗版的讨论,关于中国唱片业的讨论,讨论得很激烈,打起来了。有人就在网上把王小东的《盗版有理》这篇文章拿出来了。王小东先生这篇文章写得相当好,同学们可以去看看。

  我们今天先不说他的这个文章的内容,我跟大家介绍一点别的情况,就是中国的唱片是怎么一回事情。

  大家从马克思理论的教科书里面看到这样一个结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音乐、艺术、宗教、法律,等等,这些属于上层建筑范围,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经济基础放在前面,那就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回到今天的社会现实中来,我们看几个数据就有新的体会: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7是唱片工业带来的,也就是说唱片工业在英国是一个支柱型产业,如果没有唱片,英国人七个菜就要少掉一个菜,七件衣服就要少掉一件衣服。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产业和它的唱片产业,也在整个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就是说自从生产力手段发生变化以后,马克思有很多东西没有看到,艺术在今天不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东西,它是生产力。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文艺来养活它自己。我记得有一次到清华去,一个学生跟我辩论,他说你这个话很荒诞,跟马列主义原理相违背。他说衣食住行是一切的基础,没有衣食住行就根本搞不了什么音乐,什么文艺。我说衣食住行是人极低的要求,甚至可以说除了“衣”,“食”、“住”、“行”那是连动物都有的要求。人因为害羞嘛,要有一个遮羞布,既然有“衣”在里边了,实际上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他已经开阔了一个空间,“衣”就是跟精神生活有关的一种要求了。有很多人——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人们常常宁愿为了一首歌可以不吃饭,我相信同学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宁愿这个月饿着肚子,也要买到一本书,也要看到一部电影,也要听到一盘唱片。我们说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精神,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你才是人。

  你说有产阶级欣赏音乐跟劳动群众欣赏音乐有什么差别?它的差别大了。有产阶级把音乐看成奢侈品,所以在沙龙里边,他吃饱了、喝足了,什么都够了,他听听音乐。有一个国家拍了部电影,是肖邦的传记。在贵族大公的晚餐上,人家在吃饭,谈非常无聊的事情,而肖邦在边上弹琴。那么在资产阶级的眼中,音乐是什么?——是一种服务,跟按摩、搓背、洗脚没有什么两样;那么肖邦是什么?——是奴隶!所以有产阶级对音乐是没有精神要求的,顶多当作一种享受。

  而劳动群众对音乐的看法怎样呢?我们试想一下:两个穷学生在食堂里打了饭,说边上肖邦给我来段钢琴,我没有这个不行,我下不了饭,我得就着你肖邦多吃两口?不可能是这样的,你对音乐的要求是精神要求,有娱乐和消遣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你非常尊重这种劳动,你认为这里边有你的慰藉,有你的情绪宣泄,在需要斗争的时候它也可以聚合大家的力量,在你不满的时候也用它来讽刺社会、排泄苦闷。这就是孔子说的“兴、观、群、怨”——孔子说《诗经》“兴、观、群、怨”。兴,就是激发大家的兴致,音乐起来了,情绪挺好,往食堂打饭的路都走得快了一点;观,指观赏性,包括娱乐在内;群,就是团结民众,有的歌一响起来,如“一条大河波浪宽”,所有的中国人都激动,平时可能会争,但到关键时刻,这个歌一起来,就有整合思想的作用;怨,舒泄愤懑,有的时候我们有意见,大家唱一首《国际歌》,“从来也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只要不是这么想的人,听到都害怕,右派听《国际歌》害怕,“新左派”听《国际歌》也害怕,甘阳先生就更害怕,群众是非常了解这个道理的。(鼓掌)这就是有怨在里边。老百姓对待音乐就是这样一种态度,有精神要求在里头。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社会化劳动越来越普及,作坊联合起来变成了大工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家在劳动的同时,就会有广泛的交流。那么对音乐的需求也社会化了,原来只在有产阶级沙龙里的音乐,这时候就要走出来。所以音乐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沙龙时代;第二阶段它走向了市民生活,是剧院时代——原来肖邦只给大公弹琴,哪可能到街市上去呢?到了资本主义中兴时期,他就到剧院里去了;然后传播业发达了,如本世纪初无线电的诞生、唱片的诞生,这使得任何一个人只要有点钱就能买到唱片,这就进入了唱片时代。唱片时代与之前有什么根本不同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剧院里的演出,有指挥、有演奏家、有总谱,这种情况需要每一个参加活动的音乐家都必须受专门的训练,而这个专门的训练就是上音乐学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上音乐学院的,要有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物力、财力、资源的投入才能培养一个在剧院里演出的音乐家。可是唱片时代就不同了——利物浦街头的几个小青年成了世界明星,他们没有上过音乐学院,他们的音乐知识是听唱片听来的。这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可以不上音乐学院就掌握专业技能。大家如果听过“披头士”就知道,麦卡特尼是很专业的,他的歌写得相当好,既讲究曲式,又注重旋法,和声也安排得很有创意;他不仅用摇滚乐的四大件很在行,对管弦乐队的理解也很深刻。他这些是哪儿来的?他没有上过音乐学院,他是听唱片听来的。这就是音乐民主化时代的来临。怎么会有民主化?——人民掌握了生产力,掌握了资源。所以唱片时代,即音乐在今天,它不再是滞留在有产阶级沙龙、由沙龙经济豢养的、唱堂会式的艺术。

  它不是服务性行业了,它自己可以养活自己。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同学和我一起办一家唱片厂,靠我们的劳动,从选项目到录制音乐到出版发行到推广宣传,我们就能靠自己的能力把产品卖出去,卖出去我们就有钱,我们就能活得很体面,没有谁可以下一个请柬,说××公司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要唱歌,我们就会屁颠屁颠去的——不会去的!因为我们自己有经济能力,我们可以养活自己,艺术家有自尊、有体面,不再去唱堂会。(当然今天也有一些人故意要去唱堂会,那是另外一种事情。)这就说明了,唱片工业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体生产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可是可悲的事情——我又要回到刚才说的“黑板报”上那个“反盗维权演唱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滑稽的一场演唱会?就是因为中国的唱片业崩溃了!我们国家今年连一张唱片都生产不出来了!这件事情从93年就已经开始。

  简单地说一下中国唱片业的历史。

  中国早期的唱片业主要在上海,如百代公司,那个时候,这个百代很象现在的华纳、宝丽金等,在国内开设代办处。如果现在谁是EMI在中国的代理,这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职位啊,按照原来的说法是买办资产阶级。如果你在EMI里边是音乐总监,那么看来在这一个殖民地区的音乐家里你是唯一被“世界”首肯的,一般人是做不了的。聂耳曾经就是百代唱片公司上海地区的音乐总监,他是个左派音乐家——聂耳可是个真正的左派,他可不是说他这个左派跟革命无关的。当时的中国唱片业相当好,唱片种类繁多,有王人美、周璇她们唱的一些时行歌曲(那时叫时行歌曲,就是流行歌曲)、电影歌曲,有聂耳他们搞的一些左翼民众歌曲,还有谭鑫培的京剧、梆子戏,等等,什么都有。而且那个时候唱机也很便宜,我原来买过一台,从老人手里买过来的,听说那个时候也就十个、八个大洋就能买到,所以在城市市民生活中很普遍,大家经常听唱片,唱片业非常繁荣。

  然后,可以说是中期,即解放以后。当时,我们国家把外国唱片公司收编改造,没收敌产;民族唱片公司,我们就跟他公私合营。成立了最大的中国唱片社,在各大城市都有分社。这个阶段,我们深受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把唱片业归入上层建筑范围,跟国家政治紧密相联。于是国家就开始养活唱片公司,大量地给拨款,使得它的自主性越来越降低,因为经济独立能力的降低就会决定它的自主性的降低。那么唱片公司经常做些什么事情呢?当然有优秀的作品,先不谈这个,更重要的还出现一种情况,比如经常生产《眼保健操》一类的教育唱片。全国各个学校都要买一张,那个销售量我看什么宝丽金、华纳,谁都无法比拟的,什么马莉亚·凯瑞、杰克逊、麦当娜,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们《眼保健操》打擂台的(笑)。还有就是政策宣传唱片,如计划生育的节目,上有国策,下面就要编段相声,搞一个小戏;又如普及法律知识,那个时候颁布第一部《婚姻法》,上海出了一台沪剧,就是配合宣传解释的,叫《罗汉钱》,也出过78转的胶木唱片,我经常听的(笑)。——是经常听的,因为唱段写得很美。所以唱片就有这样一种作用。但是,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唱片业仍然非常好,而且卖得相当便宜,三十三转的薄膜唱片才一毛几分钱一张。设想一下,如果有《眼保健操》这样的发行量,谁可以打得垮唱片业呢?

  然后到了80年代,国家不管唱片公司了,把它推向了社会。一开始也有一段辉煌期,就是“西北风”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象“我家就在黄土高坡”,包括《一无所有》什么的,还有《让世界充满爱》,那个时代全民都充满了温情,大家听了这些歌好象觉得四个现代化马上就要实现了。在那种状态下,唱片也卖得特好。我举个例子,侯德健的《新鞋子和旧鞋子》,卖了198万张,结给作者的版税是一张一块钱,也就是说稿费有198万。相当厉害了。这还不是卖得最好的,这个阶段卖的最好的要数上海中唱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出的《红太阳》专辑,卖了700万张。这是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唱片最高的销售纪录。

  这都是非常好的阶段,接下来事情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大家觉得这样不行,我们太土老冒,我们应该跟国际接轨。怎么接轨?包装象滚石乐队这样的摇滚乐队,包装象四大天王那样的歌星。我们并不需要音乐家,我们要的是形象。比方说唱片公司在你们中间找艺员,发觉某人是青春玉女形象,或者偶像派形象,他们就开始包装,围绕这个就开设很多名目,什么艺人代理啊,包装炒作啊,等等。其实,这个人什么都不会,连谱子都不认。我就知道有个目前挺走红的“作曲家”不会记谱子。但是我并不认为不会记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阿炳也不会记谱,美国爵士乐中的很多乐手都不会记谱。但这里边有个本质的差别,我是搞这行的我知道,不会记谱跟不了解音乐表现出来都是不会记谱,但是一个是公主落难,一个是沦落娼门,这是两回事情。(笑)人家不会记谱,他从小吹萨克斯管,他有乐感,他没有1234的谱子,没有小蝌蚪上下的谱子,但他脑子里边可以有(用手边的实物说明)——比如白粉笔、红粉笔,还有矿泉水,还有麦克风,这之间的关系他有自己的一套。而且他有绝活儿,有天才,他是靠天才来演奏的,他不需要谱子,听觉非常好,视觉也非常好,天生是个音乐家。可是有一些人他既不是天才,也不是专家,他是沦落娼门,他也要来搞音乐,为什么呢?他有某一种形象,可以作为快餐来推销。唱片公司就是这样害了不少人,既害了被包装的人,也害了我们买唱片的人,最后害的是国家的整个唱片工业。包装从谁开始的呢?就是那个大地公司。大地是个什么公司,是卖肥料的公司(笑)。他们到北京来搞包装,不挣钱,唱片方面从来没挣过钱,就是为了要推广一种理念。

  某些人会说,人家资本家也不挣钱,辛辛苦苦跑到这里来帮你们做这些事情,来推广中国文化,人家干什么?人说天下没有那么愚蠢的资本家,没有不为利润的资本家——这话说的很对。可是资本家有两种,一种资本家他挣点小钱就走,另一种看起来不象挣钱,却埋藏了更大的野心:他要霸占整个市场,这就叫垄断资本家。(整理者:小雨)

  (未完待续)





 相关链接
古巴大使馆同志观看《切-格瓦拉》向剧组赠书留念(2000/12/27/ 13:39)
导演张广天:今天才是格瓦拉的首演(2000/12/25/ 15:23)
《相信未来》--诗人郭路生在《切》剧首演舞台上的朗诵(2000/12/25/ 15:20)
评论:他们选择了《切-格瓦拉》(2000/12/25/ 15:06)
  • 话剧《切-格瓦拉》
  • 专题 
     新浪推荐:定制您关心的新闻,请来我的新浪
    情爱故事美女写真--时尚生活精萃(二)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
    组图:现场直击圣诞夜
    新浪招聘网站
    辽宁队前锋张玉宁遭起诉
    2000年精彩国际新闻图片回放
    手机栏目提供选购、评测个性化方案
    孟京辉与他的《臭虫》



    新闻查询帮助

    网站简介 | 用户注册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中文阅读 | Richwin | 联系方式 | 帮助信息 | 网站律师


    Copyright © 1996 - 2000 SINA.com, Stone Rich S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四通利方 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