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和忧虑

　　3月16日，上海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宣布，除京、昆、交响乐团外，十二家艺术院团分别托付给上海十二家主要媒体，由此结束四十多年来政府直接办院团的历史。4月19日，上海宣传系统又宣布，成立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以行使“办文化”的职能，而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文广局则由“办文化”转到了“管文化”。

　　近二十年来，全国文艺体制改来改去，大多停留在解决个人与院团关系的内部机制改革上，并未从根本上触及政府与院团关系的体制改革，而上海却使国家院团从政府部门剥离开来。

　　这一步也许跨得太大，各地很多文化人和文化干部看不太懂：文化局就这样被广电和报业集团吃掉了？这岂不是给媒体增加负担？报社、电台、电视台能办好剧团搞好演出吗？谁能保证艺术家不会沦为媒体的伴唱、伴舞或附属品？当然，国营剧团长期靠政府拨款，总是不死不活，人人也都知道如此下去终有一天要被市场竞争淘汰，只是没人敢冒风险。

　　媒体办团的依据

　　近几年，世界著名的艺术院团和文化企业纷纷涌入上海，抢占市场。面临国外产品、资本和文化价值观的强大冲击，以目前艺术院团主要靠政府拨款勉强维生的窘迫局面难以应付，因此，为增强院团综合竞争实力提供保护性发展的屏障，正是上海考虑将院团托付给媒体的重要缘由。

　　上海不少媒体介入文化的成功实践，也为艺术院团改革开启了思路。1999年上海越剧院、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及上海大剧院联袂推出新版《红楼梦》，在短时间内集资三百六十万元。由于媒体的轮番宣传和大剧院得力的票务营销，很快家喻户晓，演出场场爆满，第一轮演出就回收五百万元。文化与传媒强势联合的市场效果，是一院一团根本无法实现的。

　　显然，强势媒体在融资、宣传、营销等方面的能力，正是院团短缺的；而文艺院团的艺术人才、社会影响和观众群体，也是媒体新的文化甚至经济的增长点。这两者优势的联合和互补，使媒体办演出取得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媒体办艺术院团也是国外兴办文化的一种模式。如英国BBC交响乐团，因依托于BBC广播公司，不仅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唱片还由公司负责向全球营销，广播公司也因此拥有了世界上音乐节目最好的广播电台。日本广播乐团属于NHK电视台，经常为其录制节目和伴奏，电视台则负责为乐团提供宣传和资金保证。

　　降格还是互补

　　托付给媒体之后，是否会降低地位，沦为媒体附属品？媒体能否承受剧团的经济负担？面对种种担心，上海制定了明确的政策保障。

　　其一，对院团不做减法。艺术团体性质、法人地位、人员编制、名称都不变；国家财政给院团的各项拨款、政府支持院团改革发展的各项基金也不变。这意味着院团原有利益与地位不减。

　　其二，对院团和媒体做加法。为使院团轻装上阵，将占院团半数的离退休人员全部留在刚组建的文广集团；对媒体，用返回部分税收的优惠政策，使媒体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院团发展。院团仿佛是带着丰厚陪嫁的“新媳妇”。

　　其三，托管方式制度化、规范化。媒体和院团分别签署委托管理行政责任书，以划分媒体和院团的管理权限，使艺术总监和董事会两权分离，以确保院团发展既尊重艺术规律又适应市场经济。

　　上海调动了政府权威和政策杠杆，将政府支持、媒体优势和院团自身能力的三股力量拧为一体，为文艺院团壮大自我发展能力和自主经营能力做乘法，以应对文化市场更加严峻的竞争。

　　不断改革才有出路

　　过去，国家院团一直实行由文化管理部门直接管理的模式，甚至每一个剧团都由相关的机关处室来管，如音舞处管芭蕾舞，戏剧处管戏曲。院团体制“小而全”、分配“大锅饭”、工作“等、靠、要”和局部垄断的严重缺陷，在改革开放以后和市场经济体制下日益显露。

　　八十年代，上海从内部承包经营制入手，实施院团全员聘任制、领导管理体制和院团分类管理的改革，消除了人浮于事的臃肿，打破了大锅饭，仅上海京剧院就从六百多人减少到二百多人。

　　1995年，上海大胆走出第二步，实行影视合流，将市电影局和市广播电视局合并为广播电影电视局。2000年，又将文化局归并，成立上海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打破了文、广、影、视行业体制分割的围墙，实现了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仍未触及政府办团的管理模式。

　　在理顺院团与个人的关系、实现大文化资源组合的基础上，今年的第三步终于实现了体制创新的根本性改革，事政分开、管办分离，成立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以广播、电视、电影、传输网络、网站和报刊宣传为主业，主要行使办文化的职能，使政府部门的文广局真正转换角色，行使行业管理和立法管理职能。将艺术院团托付给媒体，可以说，是使院团从政府部门剥离的关键一步。

　　上海的这一步，对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本报记者 娄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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