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声中）

　　阿忆：话题节目《谁在说》。去年的时候，欧洲科索沃爆发了一场很大的战争，但中国人离这场战争很远，我们没办法去直接触及它。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去看文章，看图片。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战争照片拍得非常棒。这些图片都是谁拍的呢？实际上是一位个子很小很小的女记者拍的。她叫"黄文"。好，我们请她上场！（鼓掌、音乐起）

　　阿忆：古德恩踏克！黄文：古德恩踏克！你德语说得还挺纯正，不过现在该说"晚上好"了。

　　阿忆：好吧，就让我们在和平的夜晚，讲一讲残酷的科索沃战争。当年，我看到了一组组很有震撼力的战争照片，我误以为是男人拍的，至少该是新华社唐师曾先生拍的。但完全没想到的是，它竟是唐师曾的一位女同事拍的。恕我直言，我的确不相信女人能去目击战争，不相信她能表现战争，更不相信她能站着回来……黄文：实际上，战争本身就存在那里，我只是用照相机把它记录了下来。最初，我是作为目击者进入战争的，但进入之后我发现，我已不仅仅是一个目击者，而是这场战争中的一分子。开始时，我是客观的记录者，当然注定带有一点点主观的人文关怀情绪。我用我的同情心，去客观地记录着面对战争的人民。等到战争进行到一定时间后，我忽然发现，我的生命和我自己存在的尊严，也同时遭到了战争和死亡的挑战和羞辱。那种时候，你也会深陷其中，随手拍出那些必然的影像……

　　阿忆：这是不是说，即使我们不会摄影，但只要有一套好设备，在那种环境下，都能拍出如你一般的好照片？黄文：当然不是。要作一个摄影师，基本的技术训练必不可少。我个人认为，一个摄影师在结束他的基本的职业训练之后，真正决定他能不能拍出打动人心的照片来，要看他投入多少关注在里面。如果说摄影师拍出一幅照片，连他自己都不能打动，那他就别指望这张照片去打动别人了。

　　阿忆：这就是说，你拍摄的时候，一定会按照基本技术要求和独特的个人视角，创造一个与众不同的艺术环境，这个环境的氛围是能打动人的。而不是每个人去了战争都能把照片拍成你拍的那个样子。那你经常选择什么样的视角去拍摄什么样的场景呢？黄文：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一个人的社会，所以我所有关注的东西，都是围绕人进行的。我拍摄的所有照片也是如此。就我而言，我更愿意表现战争中人的最基本的生存状况。

　　阿忆：比如说？黄文：比如说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烦恼、他们的愤怒、他们的宁死不屈。我在科索沃的时候，特别关注冲突双方的老百姓他们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冲突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结果又是什么样子。战争把那里的一个又一个的家庭撕碎了，把一片片家园毁灭了，在这些很悲惨很悲惨的故事背后，那里的人们究竟是怎么面对这一切的，他们会如何做出自己的反应。这些状态里面，肯定有许多特别能打动我的瞬间，我把它们拣起来，又打动了别人。可能，也打动过你。

　　阿忆：你可以把"可能"去掉。我大致想了一下我能记起的这些照片，好像你拍老太太、女人、孩子比较多，拍男人比较少，这是因为战争中的女人和孩子的生存状况更容易打动人吗？黄文：应该说，可能因为我本人是女摄影师的原因，当我进入到一个场景之后，同类的命运会特别容易吸引我的视线。好像有这么一种说法，说男人很重过程，女人很重细节。在这场战争中，我是被拉进过程，而后开始在一个个细节中寻找的。我发现，战争中妇女和儿童的脸，特别有表现力。他们那种目光会会吸引住我，让我的镜头不由自主地跟着走。向我的内心深处看，里面有一种母性的关怀，那就是对战争中更容易受到伤害的那个组群融入特别的关注。

　　阿忆：我知道，你是中国外派的第一位战地女摄影师。你是主动请缨去的，还是被动分配去的？黄文：是我主动要求去的。

　　阿忆：你当时在北京吗？黄文：我是新华社驻德摄影记者，我在柏林。那是1999年2月，我刚刚结束一个文化新闻的采访，那正是科索沃和谈截止日就要到来的时候。北约规定，到23日为止，科索沃必须达成协议……

　　阿忆：如果达不成协议，我们就要怎么怎么样了！黄文：对。北约发出威胁，任何一方破坏和谈，他们将对破坏和谈的一方，实施军事打击。于是，22日夜里，我给新华社打电话。说，和谈截止日就要到了，我们在科索沃没有摄影记者，而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摄影记者。我说，我想去，而且我有3个可以去的理由。第一，从空间距离上讲，我离科索沃最近--从柏林开车，只有走1600公里，就可以到达贝尔格莱德--因此我是全世界所有新华社摄影记者里，离南斯拉夫最近的记者。第二，早在1年之前，我已经开始关注科索沃危机问题。从1998年2月28日科索沃危机一爆发，西方国家便开始卷入这件事情。德国就举行过一系列政治外交的涡旋，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曾零零星星采访过其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对科索沃危机非常关注，看到并搜集了许多背景资料

　　阿忆：那赶快告诉我，你的第3个理由是什么？黄文：第三是语言优势。我在德国工作，使用德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虽然都不像塞尔维亚语和阿尔巴尼亚语那样是科索沃居民自身的语言，但它们比起其他外语来，稍微有点儿优势。人所共知，所有外国记者出国后，一般都说英语。而德语，因为历史原因，曾是南斯拉夫一些地区的老百姓使用的第一外语。后来证实，在采访中如果我遇到英语行不通，改用德语交流，当地人反而更能接受。

　　阿忆：你有3个理由。第一是空间距离近，第二是你了解科索沃问题，第三是你既会英语又会德语，语言交流没障碍。但如果我是你上司，我用一句话，就能把你的3个理由都挡回去！黄文：是这样的呀！我的头儿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3月初，我们新华社的同事在国内休假完毕，带着钢盔和防弹背心回到德国波恩。当他把这两样防护用具放在我面前时，他对我说一句话。说，总社派我是很犹豫的，因为我"毕竟是个女同志"！

　　阿忆：为什么你的老板没有派个男同志，而把防弹背心穿在了你身上？黄文：我说了，我有3个有利条件，而且我认为我应该去！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有一种特别迫切的愿望，我希望上战场。像你说的一样，我的老板也确实认真严肃地考虑过了，认为我是女性，上战场不合适。但是，我也很严肃很认真地考虑过了。而且我一再坚持。实际上，我和老板之间打过很多个电话--我一个电话打回去，他们一个电话打回来--经过很多次的交流，他们最后下了决心。说，好吧，就派你去吧。后来我才知道，我是同事中第一个发出申请的。

　　阿忆：那是1999年的哪一天？黄文：3月6日。

　　阿忆：你马上就出发了吗？黄文：不是。我是11日从德国启程的，直飞贝尔格莱德。

　　阿忆：当时，德国是一个和平环境。越过一个中间过渡带，你会介入战火纷纷的地区。你明显感到了这种不同吗？黄文：我们去的时候，战争还没有爆发，冲突主要集中在科索沃地区。而科索沃在南斯拉夫联盟南部，是塞尔维亚很小的一个省。我落地是在首都贝尔格莱德，那时候还没有战事。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10年里，南斯拉夫不断解体，一直在战争之中。为此，他们一直受到西方世界很强的经济制裁。正是如此，从一个发达的西方国家，进入到一个被西方制裁的国家，那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是一种很明显的不同。

　　阿忆：是从一个和平的环境，进入到了一个十分紧张的环境？黄文：是这样的。但进入真正紧张的环境，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第一步，我到了贝尔格莱德。两天以后，我才去科索沃。在那里，才真正可以说是挺紧张的。

　　阿忆：你会不会误以为那里只是紧张，多半不会打起仗来，才主动要求去的？黄文：我认为，这个仗肯定会打。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迫切地认为我们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摄影记者奔赴前方。这是一种职业责任感。你知道，新华社是一个大通讯社，它必须有自己的记者上前线，尤其是摄影记者！那么，既然我是离科索沃最近的记者，而且有这个工作能力，我就应该去。所以，我就去了。虽然，我有钢盔和防弹背心，但我没有把它带到科索沃，而是把它们全都放在了贝尔格莱德。在整个战争中，我从来没有用过它们。

　　阿忆：为什么？黄文：当时，从贝尔格莱德前往科索沃首府普利施地纳的道路上，已经不断出现零星的武装冲突。有些武装分子还袭击了过往车辆……

　　阿忆：就是呀，如果有一个人对你当胸一枪，怎么办！黄文：我听说，防弹背心这类防护用具是冲突双放争夺的对象。也就是说，假如有人发现你带有防护用具，你很有可能受到袭击。这就像是一个悖论，因为你戴了防护用具，你会被袭击，如果你没戴它，被袭击的可能性反而会降低。理由就是这样简单。如果我穿上防弹背心，弄不好会伤害一车的人……

　　阿忆：要是我，我就把防弹背心穿在棉袄里面，或者藏在秘密的地方。黄文：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个办法。但据我所知，在我们之前，曾经有人在行进过程中，被发现带有防弹背心。他藏得很秘密，但还是被发现了，而且因此被扣，遇到了很多很多麻烦。为了避免同样命运，不节外生枝，我想还是不带了。如果实在要用，可以到科索沃以后再向当地的相关组织想办法要。当然，我后来也没再要。这一方面是我很幸运，天下的事总是不出事儿是一万，出事儿是万一，一般来说不会出事儿。另一方面是我们对战争局势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等到战事爆发，扔起导弹来，防弹背心也肯定没用。

　　阿忆：有人说，摄影记者跟医生有点儿像。有些医生为了增长自己的医学知识，甚至在心理上期盼眼前的人死去，他好借机看看死亡是什么样子。摄影记者在拍一些很危险的场景时，也希望危险发生，好让他拍下危险的瞬间。他可能因此而获奖，但代价是处在危险当中的人在眼前死去。你是这样的摄影记者吗？黄文：你提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这实际上涉及到大众传播行业里的一个伦理道德问题。我们过去探讨这个问题使用的方法是，假如一个人落水，他可能被淹死，你作为摄影师站在水边，你是先去拉他上岸，还是拍摄他快淹死的样子……

　　阿忆：要是我，就赶快拍一张照片，再把相机扔下，脱了衣服去救他！黄文：这是第3条道路。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艰难的考验。一个人有自己的道德和良心，但是你的职业特点又向你发难，你该如果取得成功和失败的心理平衡呢？我应该特别认真地说，当我上战场时，我的动机不是很纯粹。我很诚实地告诉你，那时我真的不是很纯粹的。一个女摄影师能上战场，并且出色地完成任务，这至少能够证明一点--我能够挑战我的生命极限--对于很多新闻从业人员来讲，战争无疑是一个机会，比如说创作出出名的作品以及因此带来很多很多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一系列优厚待遇。在这样的一种心理状况下进入战场，我就会盼望着有那么一点儿事情发生。

　　阿忆：好多记者都是一听说哪儿出事儿了，就特别高兴，然后奔走相告："知道吗？又出事了！"（大笑、掌声、音乐起）黄文：我还可以给你讲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课上，老师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外国摄影师，他在河边看到一个失业工人一直在河岸上徘徊。他觉得有什么事儿一定会发生，于是他就支起相机，静静地远远地对着这个人。就在这位失业工人飞身跃过河边的护栏，纵身跳到河里时，摄影师高喊一声"好"，然后按动了快门。

　　阿忆：终于让他等到了。黄文：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但却是一件真实的故事。实际上，它反应出社会伦理和摄影师职业伦理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角色之间的矛盾，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和作为一个职业人之间的尴尬的矛盾。我可以特别老实地告诉你，很多摄影师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只是一个职业人。但生活会教会他很多东西，就像这场战争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一样。我走过这场战争，觉得整个人的灵魂和价值观被洗过了一次。现在，你再向我提这个问题，我会绕开这个问题来回答你。我知道，我相机对着的人们，他们的生命和我的生命一样，我们的存在有着一样的尊严。当我们活着的尊严被人折辱的时候，我们每天睁开眼睛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件事竟是，我今天必须活下去！这就像是《哈姆雷特》那句特别著名的台词"To be，or not to be"说得那样……

　　阿忆："生存，还是死亡。"黄文：对。人的生存是第一位，首先要活下去，然后才是工作下去。在洗过这场战争之后，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静默、掌声、音乐）

　　阿忆：在没经过科索沃战争洗礼之前，你会不会对自己说，我宁可什么都没拍到，也不愿看到这场战争爆发？这样想过吗？黄文：在战争爆发后，我开始这样想了……

　　阿忆：是因为第一次看到出乎意料的悲惨情景才开始这样想的吗？黄文：当我看到血淋淋的现实，看到周围那些人的生命就在一瞬之间再也回不来，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战争对人的伤害实在太大了。而且，它对人的生理的伤害，远远不及对心理的伤害。当我看到一个生命，一个活生生的人，一瞬间就消失了--无论他的亲人怎样使劲晃动他，徒劳地希望他醒过来，但他就是无法回应--那个时候，我就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想了。战争爆发后，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议论，后来还在国内一家刊物上发表了。我们说："我们的笔在流血。"结束语是这样说的："我们宁可不要机会，也不希望战争进行下去。"（静默、鼓掌、音乐起）

　　阿忆：我可以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吗？喜宏：我们听了一个女人走进战争的故事--战争的过程非常残酷，作为一个职业化的女摄影记者在战争中，改变了她的一些基本想法--那么可不可以更明确地告诉我们，哪些场景和哪些故事使你发生了这样的转变？我是指，非常深刻的转变。黄文：我给你讲一个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最残酷的场景吧。1999年4月14日，北约空军在科索沃南部靠近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边境的地方，对返乡的阿族难民车队，进行了4次连续轰击。在这次袭击中，72位阿尔巴尼亚族难民死亡。喜宏：是不是你拍过的那张照片，画面上只有一条腿？黄文：是的，但不是"一条腿"，而是半条。15日，来自世界70多个地区的记者，乘坐一辆大巴，颠簸了10个小时，到达了科索沃南部。抵达以后，我们被安排好，从一个临街家医院拍起，一直拍到轰袭现场。那是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残酷的场景。真的，我看到的是残缺不全的尸体，是碎片。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人的头颅，那个地方的尸体可能没有头。也可能是地上半条腿，另外半条腿却挂在车上。有的地方，可能是两具尸体抱在一起，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母亲抱着她的孩子。她们被烧成一团，焦焦的一团。那是一种下了地狱的感觉。当时，塞尔维亚记者曾问了我一句，"你看到这样的景象，有什么感觉"。我说，在地狱里。我当时心理上的那种难过，是因为我看到这些消逝的生命，就联想到他们的家没有了，财产没有了。他们不过是想回家，但他们的生命没有了。由于战争，他们的尸体只能在荒原里暴露，好多个小时没有办法收敛。因为有战事，他们的亲人不知去向。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的心理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伤害。非常非常强。

　　阿忆：你可以把刚才提到的那幅照片让我们摄像师拍一下吗？黄文：那是一张很难看的照片。

　　阿忆：要记住历史，再难看的照片也要看。黄文：你先看左边的这张黑白照片，这是3月份拍摄的，当时科索沃难民潮刚刚涌动。在这张照片上，是两位难民离家出逃，腿搭在拖拉机的车帮上。可以看出，他们逃得很慌乱，鞋上沾满了春天的泥土。但不到1个月时间，我拍到了右边这幅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车帮上挂着半条腿，地上扔着另外半条腿。当我看到这个场面时，我只按了1下快门儿，第2下就按不下去了。我把镜头转开了。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有两位英国记者，一男一女，当男记者看到如此惨痛的景象，他一下子转过身来，用身体挡住了女记者的视线，随即把她推开了。他说："不行，这个地方你不能看。你走开。"这位女记者听从了男同事的命令，没有看那些尸体。而对于我来说，我别无选择。我是摄影记者，我不仅要看，我还要拍，所以，那场战争对我心灵上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静默、音乐起、掌声）

　　阿忆：我记得，南联盟北部的多瑙河畔，有一座雕塑。上面刻着这样一段话，"记忆如雕塑，坚如磐石。若生而为人，必须宽恕，但是绝不忘记。"黄文：那座雕塑是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死难者而建。实际上，它建于几十年前。南斯拉夫人想用这段碑铭表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在科索沃战争中，我来到多瑙河畔，发现了这座雕塑。那儿附近有一座毁坏的桥梁--实际上，那儿附近曾有3座桥梁横跨在多瑙河上，但全被炸毁了--我拍摄了这些桥和那座雕塑。

　　阿忆：真的吗！黄文：当然。你可以看看这部画册的封底，我拿这幅照片做了整个画册的结束。在这个照片上，你可以看到，远景就是这座被炸的桥，这是雕塑，碑铭就在这个地方。当时塞尔维亚向导对我们讲了雕塑碑铭的内容，我非常感慨，就把它记了下来。事隔1年多，但现在回忆这段经历，我仍然觉得这段碑铭可以代表我个人对这场战争的反思态度。喜宏：你的画册有不少照片反应了战争状态下南斯拉夫年轻人蓬勃生活的一种激情状态，是不是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战争像你描述得那样，如此残酷，可他们还在鲜花丛中寻求生活乐趣。黄文：南斯拉夫人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我们不畏惧战争，我们要像和平延续1000年那样生活--在78天的战争进程中，塞尔维亚人的精神状态实际上是视死如归。晚上和凌晨，他们的城市或村庄可能会遭到导弹袭击。但只要他们的生命没停止，到了天亮到了中午，他们还会聚集到城市中心的广场上，举行音乐会，对天长歌。他们的口号是："空袭不停，歌声不止。"一直要唱到北约停止轰炸。当战争进行到一定时候，南斯拉夫人习以为常了，他们会在空余时间在街上露天咖啡座喝咖啡，会骑自行车遛狗，会在挂有很大标靶的建筑物前卖鲜花，会到公园里谈恋爱。应该说，他们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很倔强很刚强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我觉得，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不知道恐惧的。

　　阿忆：影响有两种。一种是，你原来是一个软弱的人，去到一个坚强的民族，你学会了坚强。另一种是互动，你原来就是一个有倔强有刚强性格的人，去了那地方产生了共鸣，变得更刚强了。你是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黄文：我小时候就是个胆大包天的孩子。在南联盟时，看到那儿的老百姓以那样的态度在战争中生存，我受到了进一步的鼓励。

　　阿忆：应该说更刚强了？黄文：应该说更倔了。（笑、鼓掌、音乐）

　　阿忆：好多人跟我说，你别看有些人个子很大，但都没用。真正特倔强特有性格特能干出事儿的人，都是矮个子。你这么觉得吗？黄文：我不算高，但我不知道你这个结论是不是能在所有人身上都适用，我觉得是可以质疑的。

　　阿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不适用，他身高1米78。（笑）黄文：我觉得，人的个子和他取得的成就之间不应该有一种关系，但有可能由于身高原因影响他的心理。这种心理可能对某些人发生这样的作用，而对另一些人发生的作用却完全相反。比如说，我个子小，但又希望能做出点儿事情，当这种矛盾转化为很倔强的东西时，可能在别人看来就证实了身高和成功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

　　阿忆：会不会因为小时候意识到自己个子小，但又不能在高个子面前服弱，长期以来便养成了一种性格？黄文：反正我从小就特别痛恨被人欺负。

　　阿忆：特别是被高个子人欺负！（笑）黄文：在小朋友的游戏规则里，谁个儿大，谁就最厉害。一般来讲是这样，谁个子大，谁就更容易厉害。那个子小，也就容易不厉害或者被欺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个小个子，在从小长大的过程，就难免被有一些个子大的小朋友看不起。我性格里面很倔的东西不肯面这样的事实，所以就会发生冲突。

　　阿忆：就像南斯拉夫人民那样，别看希特勒的武器好，但我就要跟你斗！喜宏：听起来很像拿破仑的故事。（大笑）黄文：那说得也太远了！

　　阿忆：说近一点儿像小平同志。（大笑）

　　阿忆：为了让大家轻松地看到黄文到底有多高，我临时决定在摄像机前和她比一比个儿。请3号摄像师帮了忙。黄文：幸亏我今天穿的鞋有一点高度。（在大笑和掌声中，黄文不停地踮脚向上跳）

　　阿忆：我是个高个子，身高1米83。黄文：我也不矮，而且据我同学讲，我1997年底驻外到1999年底回来，个子好像高了。我去量了一下，长了两公分！

　　阿忆：真的？黄文：真的！

　　阿忆：我怀疑你是穿了高跟鞋。黄文：真的没有。喜宏：那以后谁要是不长个，把他送到战场去多好！（大笑）黄文：是个好主意。

　　阿忆：据说你小时候有一次跟男孩子斗气，他让你吃绿豆虫？那是怎么回事？跟大家坦白一下吧。黄文：不是"吃"绿豆虫，那好像也有点儿太野蛮了吧？那时候小朋友之间都爱互相斗气，争着看谁更厉害。

　　阿忆：黄文小朋友当时几岁？黄文：差不多5岁的样子，还没上学。那天，小朋友都在争，看谁最厉害。一个小男孩想当孩子头，他手里拿着刚抓来的绿豆虫说，谁敢把这个绿豆虫搁到嘴里去？我就跳起来，说我敢。他不信，还恶作剧地说，你把嘴张开。我把嘴张开后，他就"啪"地一声把绿豆虫扔到了我嘴里。这时候，他自己反而害怕了，大叫起来，觉得这样的恶作剧好像走得太远了。但我特大义凛然。我把绿豆虫从嘴拿出来，还告诉他说，绿豆虫是咸的。（鼓掌和音乐）

　　阿忆：当时是不是所有小孩都"哗"地一声跪倒，嘴里高喊："大姐我服了！"（爆发大笑、掌声、音乐）黄文：没这么戏剧性，但我想，至少以后没小孩子敢随便欺负我了。喜宏：看来，你在儿童战争中，也是一个赢家。黄文：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数人认为个子小就该受欺负，但我不希望大家按这种固定思维在我身上得出同样的结论。喜宏：你这种性格如果跟家人相处，有没有很不听话的时候？黄文：有啊，我非常不听话。从小长到……

　　阿忆：你父母怎么对付你？黄文：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总是不听话，这样或那样。父母亲对我要求挺严厉的，有时候会发生一些矛盾。我因此就想，母亲，我现在还小，没办法，等我长大一点儿能走得更远，我就要远远地走开。所以初中时，我特别渴望能考上一个住宿学校，然后就上了人大附中。那里可以住集体宿舍。那一年，我不到13岁。从那以后，我在集体宿舍里一路长大，住了十好几年。喜宏：你跟同学相处怎么样，有没有放绿豆虫在人家口里？（笑）

　　阿忆：那不算英雄。英雄都是等着别人欺负自己时，往自己嘴里放一个绿豆虫，然后说，你们谁敢吃！黄文：我最恨的就是欺负人。从一般的价值观上说，大家都不应该喜欢欺负别人。我的这种强硬和倔强态度，主要是用在对待外来的很过分的压力。总得来说，我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防卫。我不会主动进攻，去欺负别人，我觉得这样做不公平。喜宏：打倒霸权主义！（笑）

　　阿忆：你在人大附中这所住宿学校过得好吗？黄文：我觉得很快乐，星期六都不愿意回家。就为这事儿，家里人一直头疼。我记得特别清楚，初中一年级时，我的同学第一天住校--她是一个高个子女同学--跟我住隔壁，隔着一间房子，她坐在铺位上，拿着妈妈给她留下的糖，一边看，一边哭。我觉得特别不能理解，我说："哎呀住校多好！"（大笑、掌声、音乐）

　　阿忆：你从人大附中上了人大？黄文：那是一个非常有决定性意义的很重要的转折。从初中开始，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梦想，要当科学家。上高中时，我曾去北大一次，去清华一次。去看人家的校园。哎呀我看了以后，真是想上北大或清华。当时，我是理科班学生。直到高三第2个学期离高考不到3个月的时候，我还一直在以理科学生的身份准备着高考，预考成绩也不错。就在这时，我的老师找我，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要招收几位理科中学生，你愿意不愿意考虑，要知道，去人大有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好处，那就是可以不参加高考。

　　阿忆：那不是保送吗？黄文：是呀！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有点儿不甘心，因为我太想上北大或清华。哎呀，那时候我犹豫得不得了，犹豫得在学校里直转圈，心里想着"北大？清华？人大"。我四处找人商量，但还是下不了决心。

　　阿忆：但别的同学会想，黄文这个人明明可以保送，还假装举棋不定，跟我们臭显，嘴里说着"我是北大？清华？人大？"（爆发大笑，掌声、音乐）黄文：我绝对没这么虚荣，我真是特别犹豫！当时，老师劝我说，我们觉得你从初中以来显示出的能力好像文科更强一点，虽然理科学得也不错，但总之，你在文科方面有潜质，假如选择文科，你会发挥得更好，还是学文吧。而我自己特别认真地认为--对不起，如果在座有文科大学生的话，请原谅我的不恭，反正我现在已经是你们的同伙了--在当时我们同学中有一个特别固定的坚定而固执的看法……

　　阿忆：学不了理科的同学才去学文科！黄文：就是这个原因，把我这个转折性的决定弄得那么困难。我确实太想上北大或清华了，但最后我终于举手投降，因为那个特别有诱惑力的条件--我可以不参加高考--当7月7日、8日、9日所有同学挥汗如雨在考试教室答题的时候，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像文科班同学一样的轻松机会，拿着一本书，在学校的中心花园里转圈。

　　阿忆：嘴上还念叨着："北大？清华？人大？"（爆发大笑、掌声、音乐）喜宏：你是从小就有当摄影师的野心吗？黄文：没有，我做摄影实在是一个太过偶然的原因。喜宏：呕，是历史的误会。（笑）

　　阿忆：你进人大新闻系之后，马上学的就是新闻摄影吗？黄文：不是。我们进人大以后，老师允许我们进行一次自由选择。那一年，人大扩招，有3个专业。一个是传统的新闻学专业，一个是新增设的广播电视专业，一个是新增设的新闻摄影专业。老师说，你可以随便选。我呢，这时候征求了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的意见。这位朋友对我说了一句话--在中国搞新闻，当然应该进新华社--他的爸爸妈妈这样告诉他的。而那一年的3个专业4个班里，新闻摄影班恰好是为新华社摄影部代培。

　　阿忆：毕业以后肯定去新华社。黄文：所以我选择了新闻摄影。

　　阿忆：但我听你的同学说，黄文这个人在我们班上好像哪一方面都很强，最强的是外语能力，唯独最差的就是摄影！（爆发大笑、掌声、音乐）黄文：一点儿都不错！（更强烈的大笑、掌声、音乐）摄影的确是我最差的专业。

　　阿忆：那压力该有多大呀！黄文：没错儿。我最多的时候1个星期能在大学里上36节课，全是各种各样的选修课，上得特别带劲，每一门的期末考试成绩都特别不错。唯独这个摄影……

　　阿忆：老是不及格？（笑）黄文：老师会给我及格的，但我学得苦极了，根本没感觉。我给你讲一个故事。那时候有一次老师讲评我们的作业，拎出一张黑白照片，说，我都不知道给这张照片怎么打分！那就是我的作业，老师给了个"良"。但谁都知道，那科得"优"都跟得"中"差不多。

　　阿忆：那你是怎么拍的这张照片？没对清焦点？黄文：不是焦点问题，反正没达到老师的要求。我记得太清楚了，那是一张夜景照片，拍的是大马路上的汽车走来走去。（音乐起、笑声）一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都是觉得，虽然我的成绩很好，但我的摄影没感觉，根本不会照相。进新华社摄影部的时候，心很虚。

　　阿忆：在这样一个得"优"就跟得"中"差不多的班里，新华社完全可以因为你得"良"而不要你？黄文：那一次课，老师确实是手下留了情，给我们这些虚荣心很强的孩子一个保留虚荣心的机会，但同时，老师又在课堂上很认真地指出了我们的不足。实际上，其他人大的老师们都是非常负责，很严格很认真的，给我们的分数也很客观。而且，所有科目是由各个成分组成的，即使是我拍得很差的照片的那个科目，除了上实践课之外，还得上理论课。我理论好着呢！（大笑）

　　阿忆：到新华社以后，还是没感觉吗？黄文：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拍照片"还是没感觉。但那些老前辈教会我编辑照片，编辑别人的照片。

　　阿忆：是给别的摄影记者修版，还是给他们的作品安排好一个位置，再配一点文字就完了？黄文：你不能这么轻视我们的工作。我抗议。（笑）图片编辑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把记者拍到的照片拿到手，选择我们认为最合适的发稿照片，对它们做出相应的剪裁和文字说明，然后再输入电脑，传真给我们国内外的用户。实际上，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但是，由于这个工作在别人看起来是一个替人做嫁衣的工作，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觉得既无名，又无利。我之所以毫无犹豫地选择了这个工作，是因为我自认为不合适拍照，能在新华社做编辑工作就不错了。我要感谢上帝和老天爷的一点是，我虽然拍照片天分不足，但我看照片的能力却慢慢培养起来了。经过几年和老编辑前辈的沟通学习，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挑选出哪张照片是最好的。这使我们能在有结稿时间压力的情况下，迅速完成工作。我的同事们对我的工作很放心。一场大活动下来，他们把胶卷丢给我，马上投入到下一个工作之中。

　　阿忆：完全让你自己挑选？黄文：对！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挑出他们绝对不想发的照片。我们的合作非常地愉快。这种彼此信任的关系，在一个团队之中，是非常重要的。

　　阿忆：如果日积月累编照片，老能看到非常非常好的照片，你会获得更高的审美眼光，而且从同事的作品里边学到经验，这不是可以慢慢培养摄影感觉吗？黄文：说得不错。多看多学多了解，这对于视觉工作者来说，是一件特别有助益的事情。我最初工作的3年中，幸运地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和来自各个地方的好照片。这让我眼界大开。实际上这之前，我用业余时间也拍了一些照片，但还是觉得太没感觉。虽然这些照片也被发表了出来，但我觉得很糟糕。你知道，一张坏照片发出去后，不被发表还算是好事，如果被发表出来，那是一件让人很难为情的事情。人家会认为这个摄影师水平就这样。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之后，我就又不愿意照相了。

　　阿忆：相还是要照的，但可以署假名，比如说"黄蓉"。（笑）黄文：如果真有一位叫"黄蓉"的同事，她会觉得我这样做是在羞辱她。

　　阿忆：黄蓉不如觉得你羞辱她，她是黄老斜的女儿。（爆发大笑、掌声、音乐）黄文：噢，你说的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

　　阿忆：你编了几年图片，有了自己的感觉，拿出相机遇到好场面就可以拍好了吗？黄文：观看了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影像，它们是迥然不同的视觉语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帮助。我因此突然感觉到，摄影原来应该是这种样子！它可以这样拍，也可以那样拍。我不再受固有意识的约束，把模式和框子全都打破了。我一下子突然发现，摄影竟成了我特别希望借助它来表达我自己思想的东西。它变成了我的一种语言。

　　阿忆：这一点很关键吗？黄文：我觉得，非常关键！

　　阿忆：用摄影方式，表达对世界的看法？黄文：我和你说过，如果你的照片连你自己都打动不了，你就不要指望它能打动别人。但假如我突然发现，我能用摄影语言来表达一种很能打动我自己的东西，而且我拍出来的照片首先打动了我自己，我就觉得，我有希望了，我的机会到了。这是一个契机，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它让我开始特别认真地考虑，要把摄影当作一个观察世界的途径，一种表达我内心情感的一个媒体，而这能让我非常快乐地工作。这几乎是一个质的飞跃。

　　阿忆：当你看到这个希望时，岁月已经流逝到了哪一年？黄文：1995年。

　　阿忆：5年前你才刚刚顿悟？黄文：这很晚吗？

　　阿忆：听完我和黄文的这段对话，我想我身后的喜宏先生已经知道黄文是什么样的人了，请他给咱们一个提纲挈领的总结。喜宏：我觉得黄文是一位外表软弱内心刚强的女人。跟她比起来，很多男人都心太软。（爆发大笑、掌声、音乐）不过听起来，好像再去上摄影大学没什么必要？黄文：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是……喜宏：最好的摄影学习，就是到新华社去看照片。我觉得，新华社应该赶紧办这种看照片学习班。（笑）黄文：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我们的社会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它们都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各色各样的影像，但新华社摄影部无疑是一个很高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的视野很开阔。在我的这种工作之外，我也看了很多很多来自其他地方的影像。这个学习我相信也是一种有意义的积累。还有，我之所以那么迫切想去照相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1995的时候，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了一个摄影大师班。我希望我能够去，而他们要求了诸多条件，其中有一项就是要有若干合格的作品。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把自己的想法和情感，用我学到的影像经验，变成了摄影艺术作品。

　　阿忆：接下来的机会，我要留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如果哪位观众想问黄文一些问题，请举手示意我。观众１：科索沃战争爆发以后，南联盟和那里的人民对你很重要，但新华社交给你的任务也很重要。你是怎样处理为祖国服务和反应科索沃战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黄文：这两者之间没有矛盾呀！我被派到那里，是为了反应这场战争，也是为新华社工作。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养成了一种很严格的工作规律。那就是，每天当我们听到爆炸声时，我们就跳起来，不管是什么时间，开车便出去，寻找被炸现场。找到以后，投入现场拍摄和采访工作，并以最快速度，把拍到的照片传回北京。

　　阿忆：一边反应南联盟人民的困难，一边让中国人民知道他们。这两者之间没有矛盾。观众2：在您心目中，您最崇拜女性形象是什么样子的？黄文：我特别不愿意用"崇拜"这个词。

　　阿忆：那就用"喜欢"！黄文：我喜欢的女性形象，是独立的，有自尊心的，同时又有一种母性和爱心，能够宽容面对的很多不公平，但又能够在应该的时候做出自己的反抗。我特别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女性，在一个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她需要很大的力量来抵抗很多很多固有的观念。在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她必须有足够的坚强。喜宏：听起来像是在说撒切尔首相的故事。（笑）黄文：我没那么大的野心。

　　阿忆：总的来说，黄文喜欢的女性形象是独立。此外，最好她还能穿着一身绿衣裙和白高跟鞋。（笑）黄文：你在说我吗？（黄文看了看自己的绿衣裙和白高跟鞋）观众3：您是新华社记者，肩负的责任是很神圣的。一方面，你要表现南联盟遭受西方列强的军事打击，另一方面你又要完成拍摄任务。你有没有考虑到你的生命安全？你遇到麻烦时会怎么做？结果你又是怎么做的？黄文：阿忆你允许他一下子提这么多问题吗？

　　阿忆：允许。（笑）黄文：在上战场之前，我已经考虑到了死亡问题，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什么地方、什么地点、被来自什么方向的子弹打中。你会因此受伤，付出鲜血，甚至牺牲，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刚才我和阿忆的对话里，你肯定听到了我说过，在战争里，我们每一天所面临的第一个最基本挑战就是，生存还是死亡。也就是说，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要想，我今天必须活下去，必须要工作下去。我们全都考虑到了死亡，但最后我们还是冲了上去，义无反顾。那是责任，真的。一个人可以不选择做战地记者，但是你选择了，你就再别无选择了。你所能做的唯一事情是，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冲到第一现场。那是是你最应该去的位置，是本分，你必须这样做。观众4：作为女同胞，你是我们的骄傲。黄文：谢谢你。观众4：我要问的是，与男摄影师相比，女摄影师在拍摄科索沃的过程中，有什么有利条件？不利条件是什么？黄文：有利条件是，我个子比较小，个子小的人子弹打不着。（爆发大笑）很多人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女人是战争里的弱者。在科索沃活动的那段时间里，作为一个女性摄影师和女记者，我体会有3点优势。第一个，我们的形象相对来说比较温和，没有侵犯性，这让我们更容易获得采访途径。也就是说，无论冲突的哪一方，当他看到一个年轻女性站在他们面前时，他的第一个直接反应是，这个人肯定不是入侵者。他在心理上更能容易接纳你。而这种心理上的接纳，首先使我们降低了受袭击的可能性，其次使我们更容易获得采访机会，进入到采访氛围当中。第二个，由女性记者和女性翻译参加的采访团队，不仅受袭击的可能性小，而且如果我们有足够胆量的话，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男性伙伴的保护伞。在冲突方开枪的时候，他们会犹豫一下，再考虑一会儿。当然前提是战争没有进行到特别残酷的阶段。等到打红了眼，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的生命是均等的，没有男女区别。第三个，女性在过关卡和找汽油的时候，获得帮助的机会会大一点。喜宏：黄文当时带枪了没有？黄文：记者根本不可能接触到武器。喜宏：是带枪好，还是不带枪好？别的记者带不带枪呢？黄文：记者当然不带枪！作为记者，他一定要显示出自己的非暴力身份。这样才能获得采访对象的最基本的信任。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我们这种裸露的在战争面前几乎不设防的身体--是我们最好的武器。也就是说，当你不用武器来保护自己，而是用人格保护自己，你可能会受到更好的保护。

　　阿忆：就像战地护士一样，带枪是一种倾向，反而更危险。喜宏：也就是说，人格比武器更有力。观众5：南斯拉夫战争对每一位中国人最大的震动，我想是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国家两名记者付出了血的代价。

　　阿忆：是3名，而且不是"血的代价"，是生命。观众5：当你知道你的同事牺牲了的时候，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黄文：震惊，然后是愤怒。观众5：事情发生后，很多人认为，这个事件和国力强盛与否有很大关系。我们有我们的愤怒，也有一些困惑。很多人说，正是因为我们的国力不强，所以他们在轰炸的时候，专门轰炸了我们的使馆。

　　阿忆：是不是因为国力不强，他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误打。黄文：我个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这个民族的尊严受到折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更加深刻地感到国家强大的意义。（音乐起、掌声）喜宏：在我印象中，中国大使馆被炸的一些很重要的照片--包括邵云环女士的遗像--都是你经手拍摄的作品。黄文：是的。我给邵云环拍那幅照片的时候是3月28日。那几天，我从科索沃第2次回到贝尔格莱德，去新华社分社开会。邵英环当时正在办公室写文件。当时之所以要拍这幅照片是因为总社《环球》编辑部希望我们提供前线所有战地记者的工作照。我是摄影记者，这个工作义不容辞。我给大家一一拍照。我喊了一声"邵云环"，邵云环一抬头，我按了两下快门。她冲我一笑，说，你们摄影记者手还挺快的！胶卷冲出来后，一张不能用，因为她的眼睛闭着，另一张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一幅。4月初，我把这幅照片传回北京。而传回之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她成了邵云环的遗像。观众6：我至今还记得一个非常深刻的镜头，就是在贝尔格莱德的一个晚上，成千上万的人手持蜡烛，胸口挂着靶标，守护在他们的大桥上。这个镜头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想问，您当时的感触是什么样？黄文：我觉得他们特有尊严。

　　阿忆：那幅照片是你拍的吗？黄文：举蜡烛的那幅不是。但我本人当时也在护桥现场。我拍了他们唱歌，他们在大桥上举行"护桥音乐会"。实际上，他们是在用人体盾牌，保护他们的桥梁不被轰炸。这让我想起在南联盟中部，有家汽车公司，叫"旗帜汽车厂"。工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工厂，数以千计地聚集到车间里，不肯离开。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保护他们的生产线。后来的一个晚上，北约用6枚导弹，击毁了他们的4个车间。车间里120位拒绝离开的工人因此受伤。这些往事对我来说是一种极深的感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物质力量，只有尊严。这就像是命运在你面前对你说，你赢不了。你也知道可能是这样，但是你不放弃。你说，我要再试一试，即使失败。这种顽强的尊严，是我们人类得以尊重自我的一个重要原因。（音乐起、掌声）观众7：你曾有一段时间对摄影特别没感觉。我想问，您当时是否想到过放弃？你不认为重新选择是一种聪明的做法吗？黄文：我没有想过放弃。从刚才的叙述里，你可以听出，我是一个很倔的人。当我已经做了选择之后，我不愿意选择第2次。现在回过头来看，摄影对我来说，确实很难，要花很大的力气，付出很大的代价。也许当年选择一个与语言接近的专业，可能会让我做得更容易。我很感谢老天爷给了我一个好机会，让我学习和感悟，把我在学校里没能获得的能力和没能学到的知识补上。在新华社，我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让我比较弱的这一方面的能力得到了一定补偿。我慢慢学会了怎样拍照，怎样用照片表达我的心。（音乐起、鼓掌）观众8：我首先对你表示佩服，最起码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敢把绿豆虫放在嘴里。（爆发大笑和掌声）黄文：能不做这样的傻事儿，还是不做为好。观众8：听您叙述科索沃战争的残酷，虽然您是背对我，我仍然感到心里往上冒凉气儿。我想问你，在你心中，你的职业胜于您的生命吗？黄文：在我刚刚去科索沃的时候，我的确是这样想的。但从这场战争中走出来以后，我真正懂得了，没有什么是值得用自己生命去换取的。（音乐起、掌声）这是我上大学时，听一位资深前辈吧讲过的话。这句话是对一群学摄影的学生的一句严肃忠告。观众9：在南斯拉夫，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是怎样解决的？黄文：在南斯拉夫，有很多困难。整个南斯拉夫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一会儿停水，一会儿停电，一会儿所有通讯设施失灵了，一会儿汽车又没油了……但对我们记者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很难获得信息。我们每天挨炸，每一天我们又要找到我们被炸的确切地点在哪儿，然后去那里采访。实际上，我们是在跟西方媒体竞争，因此每天都在面对这个最大的困难，在奋力搏斗。喜宏：我想就这位观众的问题，问一个不是太严肃的问题。但应该说跟这位朋友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说，生存在战争中非常重要，我们知道战地记者除了信息需求之外，也要吃饭，所以我想问一个很俗的问题，你们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是自己做吗？黄文：有时是自己做饭，但大多数时候，没有机会自己做。喜宏：是不是要冒着炮火，到菜市场去买菜？黄文：现代战争和以往的战争已经不太一样。如果北约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在轰炸的时候，他不可能毫无顾忌。他们的轰炸更多的是在半夜和凌晨进行。白天轰炸的时候也有，但不是很多。因此，白天是战争的缝隙。我们可以在这时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包括吃饭。在战争期间，南联盟有一项战时法律，一些最基本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店铺是不准关门的。喜宏：比如面包房。黄文：这是法律上的规定。但从另外一方面说，很多塞尔维亚人不肯关门。有的商店在门上贴着24小时营业的标志，表示一种抗议。观众10：首先我得站起来，向您表示敬意。您是从战后走出来的英雄，女英雄。（掌声带起音乐）黄文：我不把自己看成英雄，否则，事情就被复杂化了。

　　阿忆：应该看成是"英雌"。（笑）观众10：反正在我心目中，您是英雄。我是想说，很多成功人士的性格都是特别倔强特别刚烈的，他们特别硬。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带来很多矛盾，很多摩擦。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黄文：这个问题问得好。实际上，矛盾和摩擦确实存在，经常在这儿或那儿发生。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这种东西困扰，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它们。也许恰恰是因为这场战争，我觉得自己变了。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一面镜子，只有你对它微笑，他才对你微笑--如果你学会了用一种既批判又宽容的态度来面对世界面对他人，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我是在生命历程当中，在工作经历当中，学会了这样作人。我的性格可能还是很倔很认真，但是在为人处事上，我觉得这场战争教会了我很多新东西。这是这场战争给我的最大最好的礼物。（掌声加音乐）

　　阿忆：在战争之前，假如我们这个节目请黄文来做嘉宾，黄文肯定不答应。因为她很倔。在战争之后，我们邀请她，她就来了。因为她变温柔了。（笑）黄文：不是这样的，是我不配……

　　阿忆：不，你很配，你小时候吃过绿豆虫，这就够了。（笑加音乐）

　　阿忆：每一位来我们这儿作客的嘉宾，都要回答同样的5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你影响最大的5本书是什么？咱们先想一想第1本书是什么？黄文：要说这么多本书？

　　阿忆：假如你读的书太少，咱们说两本也行。（笑）黄文：我觉得连两本都说不出来。

　　阿忆：那咱就说一本吧。黄文：其实长大的过程中，我可能读过很多书，要我把它们强行压缩成影响我人生态度的5本书，我觉得有点儿不公平。我有点儿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阿忆：那说10本怎么样？喜宏：黄文可能是这意思，最好是问影响她的5张照片是什么？（大笑）黄文：不管是书还是照片，把这么具体而生动的生活数字化，我觉得是官僚主义的做法，我不同意。如果非要我说，那曾经很重地打动过我的一本书，是《梵·高传》。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看那本书的时候，我的心疼得厉害。我真是感觉到一种很深很深的疼痛，以致于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我这种疼痛还没有忘记。我就说1本吧，我读书太少了。

　　阿忆：而且《梵·高传》还不是什么正经书，不过是画家传奇，写得不太好。黄文：写得可能是不好，但我被打动了。

　　阿忆：梵·高是荷兰人，荷兰也说德语，你是因为梵·高才学德语的吗？黄文：他们说荷兰语，听起来很多发音跟德语有点儿类似。他们开玩笑时，仿佛是德语的一种方言，但还是不一样的。

　　阿忆：咱们待会儿再讨论德语问题。好，第二个问题是，你最崇拜谁？黄文：时间。

　　阿忆：时间？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吗？黄文：不是人，是钟表上的时间。

　　阿忆：一听就是哲学家回答的方法！黄文：我喜欢哲学。说到崇拜时间，可以回到刚才那位同学的问题上，我说我特别不喜欢用"崇拜"这个词，假如非要让我崇拜什么的话，我就崇拜时间！人在时间面前是最平等的。一切的一切，我们都可以用时间来解释。时间可以冲洗、磨平、改变很多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它更厉害。

　　阿忆：在时间面前大家都平等吗？假如一个人生活在唐朝，他的寿命可能只有30岁，而生活在我们伟大的时代可能能活90岁。（笑）黄文：仅仅用生存时间的长短来衡量时间的作用是不公平的。哎我发现你在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很狡猾的技巧。你总喜欢把一个问题引到死胡同里，给我出难题！（爆发大笑、掌声、音乐）

　　阿忆：谢谢夸奖！第三个问题是，你最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荣誉？黄文：荣誉？

　　阿忆：对，荣誉。比如说，"人民摄影师"？黄文：不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荣誉是能看到更多的人--不管是年轻还是老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当他们遇见我的时候，能对我会心地微笑一下。总结一下就是，我希望人民能够给我一个会心的微笑。

　　阿忆：做一个能让别人总给自己一个微笑的女人。黄文：是"会心的微笑"！喜宏：别忘了关键词。

　　阿忆：哎，我怎么老把关键词给忽略了呢！黄文：所以我说你有一个本事，就是故意把问题往死胡同里引。（大笑）

　　阿忆：真坏！（大笑）第四个问题，你最难的一次抉择是什么？黄文：尽管我的生命里有过很多次选择，但我印象比较深的选择，还是决定上哪所大学的那次。那一次，作选择的是我自己。这之前，我没有跟父母做更多的商量。等我回家说，我已经选择上人大了，我爸爸妈妈不吭声了。我父亲说……

　　阿忆：孩子，我还是希望你学理科。（爆发大笑）黄文：对，我父亲很严肃地对我说了一句话。那是我长那么大，听到的最重的一句话。他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只要你不后悔就行了。我从来没有被这么厉害的话震慑过。那时，我突然觉得，哎哟我的老天爷，我可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

　　阿忆：第五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你希望《谁在说》栏目对你的这次访谈起什么名子？《小女人走进大战争》？黄文：《相信时间》。

　　阿忆：哎呀，真高深！

　　阿忆：如果我现在问你，假如在另外一个什么什么州，又爆发了一个什么什么战争，你听到这个消息，而且你离那个地方很近，你也很了解那个地方纠纷的前前后后，熟知他们的语言，但你还会不会告诉新华社说，我是摄影记者，尽管我是女的，但我还是要去那个地方采访？黄文：不会。

　　阿忆：为什么？黄文：战争对一个人心灵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再有一场战争发生，而我的领导认为，我已经是上过战场的女摄影记者，有更多的战地经验，可以更好地做好这份工作，他们主动要求我去，那我不会退缩。我别无选择，我不怕。但是，我不会主动要求再去参加一场战争。

　　阿忆：我知道，你去科索沃是因为你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在人大附中和人大学习时，你学的一直是英语。你什么时间学的德语？黄文：是在工作以后，1992年。

　　阿忆：为什么没有选择学法语？黄文：中间有很多具体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在选择学第2外语的问题时，我想过究竟哪一个学校的语言教学能达到国际认可的标准。而当时的北京，只有德国歌德学院能颁发国际认可的证书。它没有其他语言。

　　阿忆：这是唯一的原因吗？黄文：不是唯一的，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就选择了德语。

　　阿忆：我听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说？（大笑）黄文：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

　　阿忆：听到了吗？观众说："要，要回答。"（笑）黄文：我反对！（爆发大笑、掌声、音乐）

　　阿忆：既然黄文小姐不愿意回答，我就简单说一下。那是因为当年很重要的一个感情原因，现在这个感情不存在了，咱也就不说它了。编导注意，这一段不播。好啦，咱们的节目马上进入到结尾了。在结尾的时候，我们看看我身后的喜宏先生，是否再给黄文来一次提纲挈领？喜宏：这也许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感受--战争应该让女人走开，但是战争总是让女人走进，不过战争最终让女人坚强有力，战争让女人智慧，同时战争也让女人更加美丽。（鼓掌、带起音乐）

　　阿忆：在节目的最后一刻，我要送给这位被战争弄得更加坚强更加美丽的黄文小姐一幅铜版画。你看，这上面是你，铜版画的题目是《穿过战争》。送给你。黄文：哎呀，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份礼物！非常感谢！

　　阿忆：这是在南联盟东南部的一个炸弹坑旁，但是炸弹坑没有拍出来。黄文：拍出来了，但铜版画没作上。

　　阿忆：给裁掉了，但我们不会因为炸弹坑没被作进去，而忘记这段历史。黄文：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忘记，就像我那本画册结尾写的那样--我们必须宽恕，但是绝不忘记--另外，我要阿忆在最后一刻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说一句，我非常非常非常真诚地感谢在坐的各位，能有耐心听我讲了这么长时间的话。谢谢你们。（鼓掌、音乐起）

　　阿忆：谢谢黄文，谢谢在场的观众。让我们用德语说"再见"，殴夫威仪打怎。黄文：殴夫威仪打怎。